刘亚洲中将撰“西部论”纵谈西进战略

刘亚洲中将撰“西部论”纵谈西进战略

　　美国会不会为了防止出现第二个“越南泥潭”，而在阿富汗问题未解决时抽身?这对中亚局势带来了极大变数。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5月以来，吉尔吉斯斯坦连续出现局势动荡，为防止再出现前两任总统因权力过大而腐败丛生的弊病，该国正全民公决拟将总统制改为议会制。虽然议会制可以防止总统权力过大、家族坐大的问题，但议会制也完全可能导致国家权力分散甚至极端势力上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吉尔吉斯发生种族冲突时，俄罗斯两次拒绝了吉尔吉斯斯坦要求其出兵维护秩序的请求。

　　中亚一方面可能出现大国退出的真空情形，另一方面，则出现政局不稳、动荡甚至内乱诱发因素增多的可能。对中国来说，则意味着机遇与风险并存。

　　10年前，刘亚洲将军曾在美军进驻阿富汗时，写下了《西部论》，力主中国战略西移。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迅速成为能源进口第二大国，中亚地区也很快成为近年中国海外投资最多的地区之一，中亚地区对中国的重要性恰恰验证了刘亚洲当年的判断。

　　在中亚和西部对中国的重要性今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时，刘亚洲又基于今天中亚的现状及中国在中亚的存在，进一步发展了其观点，对中国开发和重视西部时出现的问题、应吸取的教训以及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总结，在原文基础上重新作出修订。

　　(未经刘亚洲将军审定。特此声明)

　　中国西部是一个伟大的空间。向西，不仅是我们的战略取向，而且是我们的希望，甚至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优异的地理位置(接近世界中心)给了我们强大的动力。我们应当把西部看作是我们前进的腹地而不是边疆。

　　新时代的“塞防”与“海防”

　　一百多年前，清朝政府内发生了一场大争论：要海防还是要塞防?当时的形势是：西方列强屡屡从海上打击天国。到了1874年，甚至新兴的“弹丸小国”也借“牡丹社”事件为由发兵台湾，而在此前的1871年，沙俄刚刚借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占领军事要地伊犁。于是，到底是“海防”重还是“塞防”重的争议，在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和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之间展开。这场大争论，不但将地方封疆大吏纷纷卷入，亦将朝中清流和满清宗室卷了进来。

　　海防派的观点是，近几十年来，外敌入侵皆自东南海上而来，尤其新崛起的日本将来祸患必甚于沙俄，按照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说法是，俄人对我“不过得步进步，志在蚕食，不在鲸吞”;而倭寇待我则“志在鲸吞，而不在蚕食”。

　　而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左宗棠塞防的逻辑比之李鸿章一派的逻辑更清晰严整，打动了最高决策者慈禧。遂有左宗棠舆榇出关，湖湘子弟定天山的历史壮举。

　　对当年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今天的历史通常完全站在左宗棠一边，毕竟“历史不会谴责胜利者”，而坚持“海防”的李鸿章却因在后来的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一百多年来承担了太多的骂名，以致他的名字长时间成为投降派和卖国贼的代名词。

　　不过，如果重新审视历史，对当年的“海防”“塞防”还能做另外一番假设的话，也许后人的评价又会不同。左宗棠征西期间，每年军费超过10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廷当时1/6到1/7的财政收入。即便有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大力襄助，清廷维持高昂的战费依然力不能支，被迫大把大把向西方银行借债。左宗棠征西，不算平定之后的维持花费，仅战费保守估计就约在3000万两白银以上。

　　这笔钱若花在海军建设上，它足以购买20艘定远、镇远这种亚洲第一巨舰。以当时日本的国力，即使北洋海军再腐朽，日本人再玩命，在压倒性的物质力量对比面前，也不会出现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赔偿2亿两白银、割让台湾的悲剧。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满清打赢了收复新疆之战，但输掉了决定国运之战?

　　然而，历史不可假设。以当时满清的眼光，这笔钱不花在急需的新疆上，也不会全部花在添造舰船上，虽或可多保持几年对日本的海军优势，但甲午一战很可能只是推迟10年或20年爆发。尤其是，李鸿章当年认为，新疆即使收复，不过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当年的西北的确是“漏卮”之地，收复新疆后，每年需从内地协饷几十万两方才得以维持当地军政系统的正常运转。

　　但是，谁能料想，“漏卮”之地的黄沙下，竟然埋着今天急需的黄金呢?

　　在今天，新疆之于中国，远不止地缘上巨大的安全缓冲，其无可替代的能源地位，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拥有极高的战略地位。尤其是，新疆是一块极其重要的战略跳板：新疆西部陆路与中亚地区接壤，南部出巴基斯坦海路可直达印度洋和霍尔木兹海峡。

　　如果能最大限度发挥新疆的地缘优势，将中东和中亚—里海地区的石油天然气通过新疆输送到中国内陆地区及其港口，则可避开传统海运路线上马六甲海峡这个易被人控制的咽喉。中国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扼守新亚欧大陆桥的咽喉地带，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和中东各国最为便捷的陆上通道之一，也是利用周边国家资源和市场最为便捷的省区之一。如此突出的地缘优势，在当代世界各大国中都少见。

　　所以，今天的中国，依然面临着一场新时期的“海防”与“塞防”的选择：，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新世纪中国的战略侧重点究竟是“东急西重”还是“东西并重”，或“东缓西急”?

　　我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应逆时针方向而动，先解决塞防，再解决海疆。西部和东南沿海当然是一种互动关系，但是，台湾出事，西部不一定出事;西部出事，台湾一定出事。台湾与大陆同种同族同文化，即使出了问题，将来也会回来。新疆和西藏是多民族，一旦出去，回来的可能性甚微。

　　战略向西，既有国家利益的考虑，也含无奈成分。我国现代化战略是从东部起步的—改革开放兴起于东南沿海。凡二十年，东南沿海已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成为无可争议的财富聚集地。以中国为核心的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在内的“大中华经济圈”已呈现光辉前景。我曾称此地区为“人民币地带”。中国的经济重心在这儿，但中国的致命弱点也在这儿—没有防御纵深。东部是中国经济得益最重大的地区，也是外部战略遏阻力量最强大的地区。美国构筑的“第一岛链”，像绞索一样地套着我们的颈项。台湾问题就在这些年被活活地弄成了一个危机，不也是这个原因么?海峡风云变幻。美国和台湾制定出轰炸上海、北京、香港的方案，甚至有突袭三峡大坝的计划，凸现出我东部战略形势的恶劣。

　　中国现代化一起步就来到海上，但刚到海上就被挡住，再也无力东进。东进既无路，遂有西部大开发战略。战略既西，东守则势所必然。守则缓，缓则安。

　　能源安全：大国的命脉

　　今天要是有人问，为什么当年是秦国统一了东方六国?得到的回答肯定是：因为秦国实行了商鞅变法，变法后的秦国是个能有效调动全社会资源的军国主义国家。但是，变法更早的魏国富国强兵为什么不但没能统一其他国家，反而在变法后，却连吃败仗呢?

　　其实，想一想德国为什么迅速崛起却又两次在大战中失败，就能找到魏国为什么失败的答案了。我们只要打开地图仔细对比一番，就可以发现，魏国当时所处的位置恰好与德国在欧洲所处的位置相似，不过是方向相反。在地缘位置上，魏国和德国都处于强国林立的腹心位置，德国两次失败和魏国两次失败都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缺少战略纵深的本土同时在两个方向遭到敌人的夹击。而当年的秦国，背靠着广袤的西戎诸国，进可攻，退可守，像极了苏联。

　　新疆为什么重要?西部为什么重要?想一想战国时代一度崛起的魏国，想一想欧洲崛起的德国。

　　左宗棠曾言：“中国强盛之时，无不掩有西北。”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出现过三个黄金时代：一、汉朝刘彻时，“武皇开边意未已”，中国疆土扩大一倍;二、唐朝贞观之治;三、清朝康熙和乾隆时，疆土再翻一番。这三个朝代都有一个特征：对西部拥有无可争议的控制权。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发于南，兴于西，而决胜于东北。看来西部是中华崛起的必由之路。西部有了底气，东部才能拼得起。

　　新疆除了在地缘政治上占了鳌头外，还是支持中国二十一世纪持续发展的资源替补地。

　　大国的战略资源，绝对不可以没有安全稳定的来源。德国当年失败，除了地缘位置天然不利，还有一个就是其重要战略资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而且很大一部分须走海路，而海路从来就死死卡在大英帝国手中。

　　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代都更依赖能源矿产，而中国这种人口规模的国家，一举一动都会牵涉到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中国的富强甚至将触犯世界众怒。世界资源有限，你多了，我就少了。克林顿还在中国汽车普及率极低的时候，就反复强调，中国发展过多的汽车工业，将对其他国家的能源安全构成威胁。

　　今天，中国突然之间变成了公民在海外被绑架的世界头号大国。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迟到者，世界上能源矿产最丰富的地方、最方便开采的地方、最方便运输的地方，几乎都已被先来者划进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留给中国人的，只剩下那些政治上最动荡、最不安全的地区，典型如非洲的苏丹、尼日利亚等，那些地方都是西方国家弃之不用之地。

　　即使中国人拼命把脚伸进那些最不安全的地方，中国依然面临着严重的能源矿产饥渴。今天，中国领导人的出访，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为了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考虑，能源外交早已上升成为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外交考量。这就是迟到者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目前，中国原油进口的60%以上来自局势动荡的中东和北非，中国进口石油主要采取海上集中运输，原油运输约4/5通过马六甲海峡，形成了制约中国能源安全的“马六甲困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动脉不但就横在美国海军眼皮底下，甚至也要通过印度海军控制的地区，中国能源的脆弱性可见一斑。

　　只有一个地方，既有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同时又不是极度危险、海外公民随时面临被绑架被恐怖袭击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运输通道不易为任何其他大国掌控截断，这个地方就是紧邻新疆的中亚地区。

　　这个前苏联自家的后院，不但盛产石油、天然气而且还盛产铀等重要战略矿产资源，而且还恰好与新疆的油气炼化和输送管道邻近，只要再多铺设管道，就可与新疆输送内地的管道相连。最重要的是，因为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影响力的式微，它是一块未被先来者圈定的风水宝地。

　　由于中亚地处内陆，完全没有出海口，油气资源只能通过管线经陆路借道输出。

　　理论上，中亚国家油气管线输出路线，应通向最近的出海口，故或者向西进入伊朗，借伊朗获出海口，或者向南经巴基斯坦抵达印度洋出海口。就近通过出海口输出油气，除了路程更近外，更重要的一大优势是，它不会受制于某个特定客户。

　　但问题是，虽然伊朗的路程最近，但伊朗局势不稳，缺乏必要的政治安全，且政治上互有抵牾;而向南路线，则要经过阿富汗—巴基基斯坦通道，这里更是世界上政治局势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

　　所以，中亚地区的油气资源最后只有如下几个方向的选择：

　　一、“北油南输”：中亚东部的油田，走西伯利亚南部的鄂木斯克经哈萨克斯坦东部巴甫洛达尔、奇姆肯特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再由以上各站点的炼油厂向各国输送油品;

　　二、“油气北上”：中亚西部的油气沿里海东西两岸把油气输到俄罗斯，除供给其炼油、石化中心外，还经俄罗斯管道网向西输送。

　　三、“东输中国”：管线进入新疆后，与新疆现有管线网络相连，直接进入这个单一的能源需求大户。

　　前两条线路，都是苏联时代修建，也因此，只要不走中国方向，所有中亚油气资源最终都要借用俄罗斯的管线和码头。

　　目前，中亚已稳定发挥作用的输送管道，正是苏联时代的“北油南输”和“油气北上”，这是苏联时代工业布局的历史遗产，这种单一路径其实并非中亚国家所乐见，因为俄罗斯因此获得了主导权，但短时间内却难以改变。这也充分体现了管线这种长期战略投资，虽然投入大、困难多，但一旦建成，效用深远，泽被子孙。

　　大国对其油气工业和经济命脉(特别是油气出口管线)的尽力控制，使其在经济和油气发展上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被动性，故中亚国家争取油气输出多元化与中国谋求石油来源的多元化，利益高度一致。

　　中国在中亚的存在

　　感谢祖先，为我们挣下了这样一块特殊的土地。当我凝视中国地图的时候，总是久久地把目光粘在西部。有人说中国地图像公鸡，我却看它像雄鹰。它展开翅膀的时候，向东应该覆盖太平洋，向西应该覆盖中东。当它飞翔时，应当叼起整个地球。如果说东部是它的头，西部则应当是它的重心。没有重心它是飞不起来的。这块重心的地理位置极出色：广袤辽阔。天山、阿尔泰山和阿尔金山猛烈隆起。塔里木、准噶尔款款躺下。这就是著名的“三山夹两盆”。这里远离海洋，像一把铁矛刺入亚洲腹地。这个环境绝佳的特殊地理单元本身就是中亚的一部分。美国和当年彼得大帝做梦都想控制的“中亚走廊”有相当一段就在这里。

　　此地的文化魅力更大。全世界历史最悠久、范围最广泛、影响十分深远的文化只有四个，那就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再也没有第五个。这四个文化的交汇处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西部再也没有第二个。

　　习惯上，人们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和新疆统称为中亚地区。它是上天赐给今天中国人最丰厚的一块蛋糕。

　　中亚地处全球油气供应的中轴的中部，南邻中东，北接俄罗斯的伏尔加-乌拉尔油气区和西伯利亚油气区，西连里海油田，是世界仅存的拥有巨大油气潜力区之一。

　　据评价，塔里木、准噶尔及吐哈三大盆地共蕴藏209亿吨石油资源和10.85万亿立方米天然气资源，分别占中国陆上油气资源总量的30%和34%，为中国油气勘探潜力最大的省区。

　　西出新疆，哈萨克斯坦陆上探明石油储量为54亿吨，天然气为6万亿立方米;土库曼斯坦石油储量为63亿吨，天然气储量为15.5万亿立方米;乌兹别克斯坦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为3亿吨和2万亿立方米。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虽然油气储量较少，但却可以是重要的通道国。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始于1990年代，但近几年，中国国力的急速增长以及趁着美俄两国在该地区缺乏积极主动的作为，中国已经在该地区展开一场盛大的消费狂欢活动。中亚地区已经迅速成为中国海外固定资产投资最多的地方。

　　中亚：并不稳定的腹地

　　虽然英国曾在历史上试图染指渗透中亚地区，但在传统上，中亚却一直是俄国的腹地。

　　苏联解体，为其他势力进入这块最后的蛋糕提供了天赐良机。除中国外，目前，仅盯着中亚地区能源去的就有美、英、法、德、意、土、加、日、印、沙特、韩、俄、阿根廷、匈牙利、阿曼和阿联酋等20多个国家的50多个公司。业务集中在石油勘探开发和原油炼制及销售等项。

　　在争夺大战中，最活跃的，自然当属美、俄、中三强。

　　小国在这里争夺的是油田气田，大国进入的方式，则是通过管道，以永久性地改变其石油和天然气的输送走向。目前，中国在中亚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油气管线，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亚地区油气输出格局。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已有了被高度锁定的经济联系。

　　今天，中亚局势对中国极为有利的形势是：中亚虽然四周有俄罗斯、北约、伊斯兰世界和印度，但地域辽阔，单个力量中心作用有限。目前，各大势力在中亚博弈的过程中，对中亚的影响此消彼长，尚未有哪一种势力单独控制了中亚，中亚也没有形成铁板一块完全投入某种势力的怀抱，处于一种动态的均势之中。

　　对中国最重要的竞争者而言，在中亚传统影响力最大的俄罗斯，处于一个长期看实力相对衰落的下行通道中，尤其是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打击和石油价格下跌双重因素，导致俄罗斯经济投入能力急剧被削弱。而美国和欧盟由于地缘位置原因，对中亚地区的投入和关注度有限。相对而言，中国占有极大的优势。

　　今天，中国已用无声的行动表明了对“向西发展”战略的重视，但是，向西发展并不仅仅意味着只是经济的投入，长期来看，中国更面临着如何保有在西部巨大国家利益的考验。

　　就地缘政治战略而言，中亚位于亚洲通往欧洲的陆路枢纽上，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现在的第二座欧亚大陆桥都经过这里，新疆是“克什米尔—维吾尔—藏族‘独立走廊’”核心地段，同时面临着内部和外部民族分离势力的冲击。而“突厥走廊”在这里与俄罗斯和中国交汇，也使中国在中亚的国家利益博弈中，不但博弈的链条变长，而且要平衡考虑的问题也更为复杂和深远。

　　先是新疆的民族问题。中亚与新疆10个民族跨界而居。中亚国家与新疆地区的大部分居民都信仰伊斯兰教，以突厥民族为主，民风民俗相近，生活习惯相似，民族认同感强，双方沟通容易。其优势是，它为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极大便利。其另一作用是，一旦国内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就会直接波及影响到境外，搞不好，国内的民族问题很容易就变成周边国家居民对中国的感情问题。

　　对中亚五国来说，虽然突厥民族在伊斯兰世界中素来以温和着称，少有极端宗教倾向，尤其是部分中亚国家穆斯林已高度世俗化，生活方式与非穆斯林无显着区别。但民族问题和政治稳定性问题，却是中亚国家的隐忧。

　　历史上，中亚诸突厥民族有着复杂难解的历史渊源，往往难分你我，而后来苏联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划界，则为中亚诸国的民族争端和领土争端埋下了导火索，任何一个国家国内的民族问题都容易变成两个甚至两个以上国家的矛盾。而中亚国家目前的政权，大都脱胎于苏联统治集团，独裁统治虽可保证短期的政治稳定，但长期看则难免出现政治动荡的复杂局势。中亚是最容易发生颜色革命的地方。

　　最近频繁发生政治震荡的吉尔吉斯斯坦，典型地表现出了其特有的中亚社会不稳定症结：北方的吉尔吉斯人与南方的乌兹别克人的矛盾冲突、政权的合法性和代表性不足。而吉尔吉斯斯坦的问题几乎存在于每一个中亚国家。

　　某种程度上看，民族问题加上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中亚多少存在巴尔干化的隐忧。

　　中亚再往西去，便是俄罗斯视为核心利益之所在的高加索地区。高加索地区实际上已经是另外一个巴尔干火药桶，它之所以未发生爆炸性冲突震荡，是因为俄罗斯在此尚拥有压倒性的力量，同时，也没有第二个强国敢在此与俄罗斯公开对抗。但是，如果伊朗政权在外界渗透和制裁下发生突变，则库尔德斯坦、格鲁吉亚问题可能会一起爆发，高加索地区目前的稳定很可能会被打破，震荡不但将长期持续而且很可能会波及中亚地区。

　　中国的问题在边疆，边疆的问题在新疆，新疆不稳定，则中国在中亚的国家利益保障无从谈起，新疆既然不应被视为边疆，而是以腹心之地视之，则应放宽视角，广泛学习那些成功缓和了民族矛盾乃至分离主义倾向国家的经验，本着为千秋万代子孙着眼的历史高度，以大智慧解决民族矛盾。

　　除了金钱的力量，我们还有什么力量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持续而强劲的增长，中国对事关国家大政方略的财政投入能力空前提高，甚至让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瞠目。

　　但是，钱多了只意味着国家硬实力的增长，不意味着软实力有了相应提升，因为很多难题并不是只靠堆钱就可以解决。今天的中国社会，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是，从上到下都洋溢着有钱好办事、钱能摆平一切的热情。它带来的是急功近利、用钱买路的逻辑和行为方式，完全忽视必不可少的长期细致工作，以及自我形象的提升。用钱开路，只有油水情而绝无鱼水情，换来的往往是顺水推舟、要价一路水涨船高。

　　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为例，中国商人在国内直接用钱向官员买路的行为方式，在这里被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但是，非洲的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能力和控制能力远无法与国内相比，钱只是摆平了官员却摆不平当地老百姓，当地部族游击队隔三岔五扔个炸弹或发一封恐吓信的事情经常发生。而且，金钱开道的方式不但使这些官员的胃口越来越大，也让当地百姓对中国政府、中国企业的形象极为反感。

　　而西方国家进入非洲一类国家时，通常既有耐心打通官员的一面，又有提出苛刻条件约束其行为的未雨绸缪，同时不忘对当地社会进行有效渗透和攻心工作。经济的一条腿伸进去时，文化和政治辐射的一条腿也伸了进去。单以金钱开道，雨来地皮湿，雨过一风吹。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打交道的经验，往往反不如西方。

　　谈到中亚，我们的视线首先会落在俄罗斯和美国这样的竞争对手上，但拉开了距离看，恐怕最有力量的竞争对手，是土耳其而非美国和俄罗斯。

　　俄罗斯有军事力量没有经济力量，更缺乏道德和文化的号召力;美国什么都不缺，但中亚只是它推行“自由民主圣战”和大国角逐战略的疆场，它无意也无心经营中亚;而土耳其则不然，虽然它既无足够军事力量也无足够经济力量，但它却在突厥民族中拥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观和文化的感召力。

　　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和突厥世界中，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最好榜样;在文化上，土耳其自称是一切突厥民族的祖国，它虽不算富有，却在中亚地区大量进行文化投入，援建大学、图书馆和其他文化教育事业，输出土耳其的拼音文字系统，传播土耳其的世俗文化，对所有突厥语民族的留学生留有大量政府补贴的名额。

　　不到20年时间，从亚德里亚海到中国的玉门关的“突厥走廊”里，到处都流行着土耳其音乐、土耳其影视，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要么选择西方发达国家，要么选择土耳其。

　　没错，中亚五国市场上到处可以见到中国的小商品，汉族商人卖中高端产品，维吾尔商人卖中低端商品，但换来的却是中国把中亚变成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的疑惧。虽然土耳其在中亚与中国的竞争中，经济上、尤其是资源争夺中落了下风，但却在人心的争夺中，占据了上风。

　　单靠金钱的力量，不但无法长期保有中国在境外的国家利益，甚至亦不能保有境内的平安稳定。

　　迷信金钱力量的民族，是落后和愚昧的民族。无论是用于内政的安抚还是世界的拓展。拥有经济和文化及意识形态双重优势的民族，才是真正强盛的民族，才是值得拜服的、有感召力的民族。

　　当年苏联所有的问题都是体制上的问题。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下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苏联也曾强调稳定，把稳定看成了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实现稳定的手段，稳定压倒一切，金钱摆平一切，结果却激化了矛盾，一切反过来都可以压倒稳定。

　　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民族，绝对不应迷信一时的金钱力量。

　　它可以信赖的，首先是观念的力量。中国传统政治奠基于商鞅，粗成于秦始皇，大成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独尊皇权。正因为这种背景，使得百多年来中国多次借鉴西方的政治改革都半途而废。改革在其他领域都能大显神通，一旦延伸到政治领域，马上就寸步难行，最后总会爆发突然事件，使改革者措手不及，全军溃败。邓小平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也曾下定决心，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政治改革与传统政治权力结构的不相容性日益凸现出来，导致了波及全国的动乱。

　　它可以信赖的，是制度的力量。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后的制度。美国制度被诩为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使蠢才们可以运作的体系”。一种坏的制度能够使好人做坏事;一种好的制度也能够使坏人做好事。民主恐怕是极要紧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持久的崛起。民主思想的传播不受国界限制，当然也不受历史限制。中国的精英们要有为后代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切实可行的制度的勇气。不一定要成为先烈，但一定要成为先驱。

　　它可以信赖的，是真理的力量。真理即知识，知识即力量。中国不缺乏真理，中国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在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思想的风暴引发了革命的风暴。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风暴毁灭了思想的火种。我们缺少现代极为珍贵的反思意识。思想投降了，真理无处容身。今天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主导世界的不是意见，而是思想。意见不是力量，思想才是力量。没有思想，谈什么“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最显着的特点是：不许讨论。举凡攸关民族命运的问题，都不允许公开讨论。允许公开讨论的都是小问题。其实小问题无需讨论就可以处理，大事才需要公开讨论。邓小平当年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那样激荡着中国人的心。这场讨论还在民众心中种下了独立思考的种子。国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论述力。

资中筠：中国一定要进行根本性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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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	社区警察
时间	2009年01月14日 12:11 标记为垃圾邮件  举报
内容	删除内容通知 在传媒的河流上漂游，您好！ 欢迎您使用聚友空间服务。 为响应国家要求，搭建健康的网络环境，您的部分内容被删除，希望您继续发布好的文章，聚友网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我们一起建设有品位的聚友网。 社区警察 2009年01月14日 12:10:49 被删除原文如下：   山西检察官进京连夜抓走央视女记者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08日10:45    人民网 央视女记者4日晚从家中被带走，图为其位于东三环的住宅小区。 图为其位于东三环的住宅小区的房间住所。 　　12月4日晚7点多钟，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四名干警来京将中央电视台女政法记者李某从住宅中连夜带走，据介绍，该记者曾以涉嫌滥用职权为由采访过太原杏花岭区检察院；而检方认为该记者涉嫌受贿。 山西检察官进京抓记者 　　现场回放 　　谎称地板漏水 检方入户抓人 　　李某是中央电视台一知名法制栏目的年轻政法记者，其住在东三环某小区。事发时，李某的邻居杨女士在其家中，杨女士和李某是同行，和李某私交甚好。昨天(7日)，杨女士夫妇向记者描述了抓人过程。 　　据杨女士描述，12月4日晚7点多钟，杨女士正在李某家中串门，这时有人按门铃，称地板漏水了，要入室看看，李某就开门了。开门后，门口站有三男一女，均着便装，来人称是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的，要李某跟他们走一趟，随后他们出示了拘传证。杨女士觉得事情太突然，赶紧给其做律师的老公刘先生拨打了电话。很快，刘先生也来到现场。他向干警出示了律师证后，要求对方也亮明身份，对方一一亮了检察官证件。刘先生看了干警出示的最高检指定管辖的函件，上面写着李某涉嫌犯罪，函件上还写有另外两家媒体记者的名字，一个是京城某知名媒体的记者，另一个是国内某知名法制报的记者。刘先生称，他还注意到这份函件是复印件。 　　为防止意外，刘先生提出异地管辖应通知当地警方。随后，四名干警和李某以及杨女士夫妇来到朝阳区南磨房派出所。四名干警和李某走进派出所，但杨女士夫妇因是案外人被拒之门外。在派出所查验了山西检方的相关手续后，李某被四名干警带走。 　　说法 　　央视负责人 前天赴太原了解情况 　　昨天，记者来到中央电视台，欲采访李某的直接领导，这名领导称此事很突然，他们正在调查此案，同时拒绝透露具体细节。 　　但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12月5日，也就是带走李某第二天上午，杏花岭区检察院的一名干警和一名看守所的干警来到中央电视台，要求电视台出具李某的个人资料以及在台内任职等内容。央视负责接洽的领导称，他们须了解相关情况后才能出具材料，双方暂定当天下午交接材料，但是当太原检方前来取李某的材料时被回绝。据了解，拒绝提供材料的原因可能是：央视认为检察院突然入户抓人有待商榷，并认为检察院曾是采访对象，按照一般法理理应回避。 　　据央视相关负责人透露，12月6日，为进一步了解情况，央视相关负责人前往山西太原杏花岭区检察院，检察院的检察长何书生接待了他们。对于李某一案的管辖问题，何书生拿出最高检的一份函件称，这是最高检指定该院处理此案的。据央视相关负责人转述，检察长还称，记者采访当天，他已经劝告记者别再进行采访，但记者没听劝告。 　　昨天晚上，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杏花岭区检察院检察长何书生。当记者表达想采访央视女记者被抓一事时，何书生说，目前案件处于保密阶段，现在不回答任何相关案情，此外，他也没有义务向记者透露案件相关的情况。 　　背景 　　被抓记者曾采访过检察院 同行的两名记者透露采访细节 　　央视女记者李某在山西采访的对象就是杏花岭区检察院，该院被举报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涉嫌滥用职权；而检方则指控，李某在这起案件的采访中借职务之便收受贵重财物，遂以受贿罪对其刑事拘留。据了解，和央视记者李某同时采访此案的还有京城某知名媒体的记者陈某和国内知名法制报的记者张某，两人经单位指派前往调查采访。昨天下午，经多方努力，本报记者找到两名当事记者，两名记者向本报透露了部分采访细节，并向本报记者出示了当事人举报杏花岭区检察院的全部资料。 　　两位记者出示的材料显示，广东惠州商人吴某与山西太原商人郝某发生经济纠纷，杏花岭区检察院及当地警方先后以“行贿罪”、“合同诈骗罪”、“诬告陷害罪”三次前往惠州将吴某三次抓到太原，其中，“诬告陷害罪”的受害人就是检察长何书生。但随后均以证据不足等原因释放。其间，公安部发函明确指出该案是民事纠纷，不是刑事犯罪。 　　“我们接到反映时吴某又被检察院抓了进去，这是第四次了。向我们反映情况的是吴某的弟弟。”记者张某说。两位记者透露，他们到检察院采访时，检察长何书生没在，该院另外一名负责人接待了他们。他们采访结束离开检察院后，何书生突然给其中一名记者打电话。昨天，这名记者播放了据他称是何书生的电话录音。“你们将来受了处分，吊销了你们的记者证，你们不要后悔！”电话录音中，检察长阻止记者采访的口气很严厉，要求记者不要到任何单位去采访，马上撤离太原。此外，检察长还认为记者不是正常采访。 　　案件隐情 　　女记者与当事人 弟弟关系暧昧？ 　　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检察院指控女记者李某借职务之便收受当事人吴某的弟弟的贵重财物，遂以受贿罪对其刑事拘留。 　　但记者采访过程中，李某的几名好友却曝出李某与吴某弟弟之间的“隐情”。据介绍，李某第一次采访检察院涉嫌滥用职权案是在一个月前，这也是她第一次见到吴某的弟弟，采访线索也是由其弟弟提供的。 　　“她没结婚也没男朋友，一直自己独居！”李某的邻居杨女士说。李某通过采访认识吴某的弟弟后，他便开始追求这位年轻的女记者。杨女士说，她通过两次吃饭发现吴某的弟弟和李某关系不一般，两人曾当着她的面搂着一起逛商场，再就是她发现吴某的弟弟不止一次到李某家中居住，并且在李某家中还有吴某弟弟的衣物。 　　李某的另一位好友梅梅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李某不止一次说过吴某的弟弟追求她。“他确实给李某买过贵重东西。”梅梅很肯定地说，但对于买了什么贵重东西，梅梅却拒绝透露。但梅梅分析说，买贵重物品是冲着感情还是冲李某的记者身份，那就不得而知了。 　　据记者了解，目前案件尚无进展，本报对此将继续关注。         相关阅读：报道涉及县委书记负面 当地警方进京抓记者                           记者报负面遭拘传续:西丰否认派警察赴京抓记者                           谢岳明：检察院进京拘央视女记者的公道何在 辽宁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履新 曾派警察进京抓记者 2008-11-23 17:30 记者报负面遭拘传续:西丰否认派警察赴京抓记者 2008-01-08 06:02 报道涉及县委书记负面 当地警方进京抓记者 2008-01-07 02:23 透过警察抓记者事件看舆论监督环境 2008-01-28 16:20 不如在京设个专抓记者的派出所 2008-01-08 19:00 太原检方称被拘央视记者涉受贿 最高检指定办案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09日02:21    京华时报 　　12月4日，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的4名检察官敲开央视女记者李某的房门，以涉嫌受贿罪将后者拘走。 山西检察官进京抓记者 　　此前，该女记者曾与另外两名记者赴太原采访该检察院“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的违规事实”。 　　是女记者违规采访，还是检察官违规办案，当事双方各有自己的说法。 　　央视女记者被拘 　　12月4日晚，东三环一小区内，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的4名检察官以地板漏水为名，敲开了中央电视台女记者李某的房门。 　　随后，4名检察官出示了拘传证称，李某涉嫌受贿犯罪，要将其带往山西调查。在李某及其在场朋友的要求下，4人出示了检察官证件，并到朝阳区南磨房派出所查验了山西检方的相关手续。在核实相关手续后，派出所准许4名检察官将李某带走。 　　昨天，警方向记者证实了此事。 　　记者昨天还获悉，大约一个月前，李某曾和《法制日报》、《新京报》的两名记者，在接到了“杏花岭区检察院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的举报材料后，一同前往山西太原采访。 　　该举报材料称，广东惠州商人吴某与山西太原商人郝某发生经济纠纷后，杏花岭区检察院及当地警方先后以“行贿罪”、“合同诈骗罪”、“诬告陷害罪”3次前往惠州将吴某抓到太原，但随后均以证据不足等原因释放。材料称，其间，公安部发函明确指出该案是民事纠纷，不是刑事犯罪。 　　材料还提到，在第三次以涉嫌“诬告陷害罪”拘传吴某时，该案件的受害人就是该院检察长何书生。 　　女记者涉嫌受贿20万 　　昨晚，记者拨通杏花岭区检察院检察长何书生手机。他表示，此案是最高检指定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办理的，李某被拘原因是受贿。 　　何书生表示，“她（央视女记者）要没问题，我们能去抓人吗？不能因为网上炒作，对的就变成错的。我们都有组织，如果有问题，早就处理我了！最后肯定会有一个结论的，但不是现在，过段时间大的媒体上会有结果。” 　　何书生还称，案件现在还在保密阶段，“作为司法机关，我们了解什么该定罪，什么不该定罪。” 　　针对媒体报道称“何书生曾电话威胁媒体不得报道杏花岭区检察院滥用职权”一事，何书生否认称，“你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他们向谁调查了？作为司法机关能这么不负责吗？” 　　昨晚，被拘传女记者李某的领导、央视法治专题部副主任王新中接到记者电话后，拒绝接受采访。 　　昨晚，女记者李某的父亲和叔叔已到达北京，并已口头委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周泽担任律师，处理有关事务。 　　周泽也是“西丰县委书记进京拘记者”事件中被拘女记者的律师。 　　周泽表示，相关资料表明，山西检方是以涉嫌“在该次采访中借职务之便收受20多万元贵重财物”为名，将女记者李某拘走。 　　据他介绍，山西检方通知李某父亲，已对李某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 　　最高检将做出回应 　　昨晚10点左右，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办工作人员表示，李某被拘一事，他们已通过网络获知，但还需进一步了解情况。今天，最高检新闻办将会对太原杏花岭区检察院进京拘传记者一事做出回应。 　　■律师说法 律师认为检方涉嫌程序违法 　　周泽认为，从程序上说，杏花岭检察院的做法不合法。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检察人员“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应当自行回避。李某之前采访过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要对该院进行批评性报道。这个检察院和李某的案子已经有了利害关系，应该予以回避，否则有报复性执法的嫌疑。 　　此外，据他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李某的确跟举报人（吴某的弟弟）过从甚密，并已建立恋人关系。“听说吴某的弟弟给了她20万。既然两人是恋爱关系，对方给其钱物，这就是一个恋人间的赠与问题，属感情问题，不能轻易认定为受贿。” 　　■链接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02年2月，时任太原市尖草坪区检察院检察长的何书生，名字曾出现在一篇名为《中国贪官大全》的文章里。这篇刊发在《走进WTO》2002年第四期上的文章，共刊登了150个官员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其中有成克杰、胡长清。 　　2003年11月25日，尖草坪区法院判决《走进WTO》的主办单位–辽宁世界(多边)贸易组织咨询研究中心向何书生赔偿经济损失9.5万元及精神抚慰金36万元。 　　本报记者 于杰 沈佳音       相关阅读：       人民时评：检察官进京抓记者从程序上说不过去       陈杰人：山西检察官进京抓记者违反回避原则       李晓亮：公共舆论为何对进京抓记者如此敏感       易波：检察官进京抓记者的三重法律追问       杨维立：最高检的尚方宝剑不该授予太原检方       盛大林：进京抓记者的检察长是不是张志国第二

网上流传的据说是小平遗嘱

网上流传的据说是小平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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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老了，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我想趁我还清醒的时候给你们交代些事情。

      你们三人，只有瑞林跟我快四十年了，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熬成了六十多岁的老头了。qinghong和jintao你们两位，今天算是第一次面谈。第一次面谈就给你们交心，是不是很冒失？是很冒失。其实，我这辈子就是冒失过来的。早年不到20岁，不懂法语、俄语，身无分文就冒失去闯法国、俄国·回国後，冒失地到冯玉祥军队去工作；后来又冒失地去广西搞百色起义，到苏区又冒失地被打成反党分子；解放战争时冒失地挺进大别山。八大以後，毛主席点我当总书记，我却多年不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文革和文革以後，那就更冒失了。那些事情你们都知道，我就不罗嗦了。我把你们找来，要向你们交代一些我认为应该交代的话。

      你们知道，年初我去了一趟南方，後来让郑必坚执笔弄出个“南方谈话要点”。很多人讲，这是邓老爷子的临终遗嘱，或者说最後的政治交代。这话不确切。我今後是不会再说什麽太多的话了，但真正的政治遗嘱是不会像这样弄得满城风雨的，真正核心的政治交待怎么能大张旗鼓地宣扬。今天我倒想小范围地真正讲一下我的政治遗嘱，或者说真正的政治交代。

      首先，我对我们国家的政体现状并不满意，我是这个政体的创建者之—，这十几年也算这个政体的守护者、责任者，但我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每当我看到朴方残废的身体，我就在想，我们政体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麽呢？应该是民主和法制。我们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为改变现状，这些年我做了一些工作，这个问题并未解决。十几年後，你们当政时也未必能解决。其实，解决的办法是存在的，这就是向美国宪政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比别人差嘛，就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技巧，不要急。但你们有责任去努力、去学习、去实践，这是历史的责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建成一个权力来源於人民、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也是孙中山的梦想。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治久安。

      第二，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解决之後，中国最大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之所在一是现在政体上差距太大。解决这个问题我是看不到了，你们那一代人也未必能解决。但我想有三点你们要把握好：一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二是大陆的经济要奋起直追，你一直穷下去就永无希望。三是在政体上大概一国两制还不够，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联邦制宪政之路。中国经济上强大了，政治上又有民主和法制的共和体，台湾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第三，发展问题。上面两个问题的基础还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发动老百姓去干，而不能只是政府去干。要千方百计让全国人民的脑袋来代替总书记、总理的脑袋。我们再聪明也聪明不过人民。我们的政府管得大多了，要尽可能少管。经济上，老百姓和市场都比我们的计划聪明。我想，只要坚持开放改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手让老百姓去干，也就是坚持不断地发展经济民主，每年增长速度超过7%是有希望的。坚持下去，持之以恒，等你们交班时，中国或许就成了一个小康国家了。

      第四，中美关系。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回顾一百年来，对中国欺负最少的大国就是美国了。退回庚子赔款让中国人去美国留学不说，八年抗战，美国的援助比苏联援助多得多！抗美援朝与美国打仗，是金日成和斯大林加给我们的。美国是第一强国，中国的发展和统一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和发展也离不开美国。现在为了稳定和发展，我们只能是韬光养晦，绝不冒头，没办法，我们能力不够，手段有限嘛。到了你们那一代，办法可能会多一些。我们要学习美国宪法，美国人会不开心吗？为了国富民强，我们党让人民当家作主和富强的理想不变，但名字是否也可以考虑改成人民党、社会党之类呢？我想，名字一改，中美关系马上会改善。总之，到了你们那一代，手段会多些，办法也会多些。你们也要开明些，灵活些，要有所作为，不要像我们这一代人这么僵化和死板。只要为了国家人民利益，实事求是地去做，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第五，“动乱”问题。“动乱”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社会成本很高。这个问题，今後会有人来翻旧帐。说你动用了军队，也死了人，责任是躲不掉的。但也还有更大的历史责任，则在於国家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国家是混乱破败了，还是稳定发展了？真正对历史负责的人，不怕这种责任。尤其要做领袖，更得要有担当。到了你们那一代，也不知会出什麽样的事情，或许是，或许是七四。但你们一定要有对历史和国家的责任感，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要对中国进步发展有利，该怎麽干就下决心去干。回答“动乱”这类问题，根本的方法不是去争论，而是实实在在把国家搞好，让人民生活—天天好起来。有人告诉我，党内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我看得依什麽标准衡量。论文才飞扬，我不如毛泽东。论意志坚定，你们可能比不了我。但论科学理性，论勤奋努力，论民主开明，可能会是你们的长处。总之，不要怕事，不要怕祸。要敢闯、敢干、敢负责任。当然，也不要一朝权在手就惹是生非，要不惹事、不生事、干实事，敢负责。有了这种态度，历史也会对“”有一个理性的说法。

      第六，制度建设。除了政改要在宪法制度上下大气力外，还有党内、政府内的政治制度搞—些持之以恒的建设。像今天我们只能在小圈子里选zemin，在小圈子选你们。这是历史条件，没有办法。但这办法绝不能长期下主。最终，领导人还是靠人民来选，不能靠小圈子和枪杆子。最好是从基层的民主建设抓起。今後我们再也不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了，也不能仅靠枪杆子来维持政权。古语说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得靠实事求是的本事，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维持和完善政权。你们要有这种观念，今後主要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养政权。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必须去代表民意和服务民意。这事从上到下搞风险大，但必须实验。不搞的风险更大。合理的办法是从下到上慢慢演进，先把基层工作做通，农村包围城市，这样风险较小。就像我们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一样，先从农村基层的大包乾抓起，而後是乡镇企业，再而後是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改革也可以这样去摸着石头过河。不要急，但也绝不能不去开拓进取。

      最後一个问题，是关於你们和我家的一些个人问题。先说我家吧。我家现在不发愁。朴方服务於残疾人，三个丫头都有自己的事干。我担心的是质方，他是一介书生，不善与外人交流与投机，不能让他从政或搞理论研究。他要经商就由他去吧，但你们要帮我监管他，不能让他搞大，做一个普通人最好。瑞林也算是我家的成员了，你重点就去军队发展吧，努力做好zemin同志的部下。另外是关於你们两位，虽然都50岁上下，但你们能走到今天我看是也有本领。在苏东问题爆发後，我曾给政治局说要沈着应对，稳住阵脚，冷静观察，韬光养晦，绝不冒头，这话也适合於你们。尤其在zemin他们主政时，你们要用这20个字去做好助手。今後当你们主政时，这20个字仍是做大事要注意的。只是在20字後面再送你们四个字：有所作为。

      （摘自沙士著《遗嘱》明镜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2009：中国的现状与前景

“三鹿事件”真相大曝光

“三鹿事件”真相大曝光

    

    2008年12月31日，三鹿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在法庭上受审。

    丁立新摄（新华社发）

    2008年的最后一天，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门口人头攒动。一大早，警察就在法院外拉起了警戒线，严格审查旁听者资格。

    上午8时，庭审开始。从田文华的答问中，可以描述出她的成长轨迹：她出生于石家庄，1966年8月毕业于张家口农业专科学校，1968年开始从事奶业工作，并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逐渐发展成为集奶牛饲养、乳品加工、科研开发为一体的三鹿集团。

    而其余3名被告，也是在三鹿集团工作了多年的老员工，他们见证了三鹿的成长与辉煌，但三鹿也毁在了他们手中。

    随着庭审的持续进行，“三鹿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为保密，他们将三聚氰胺称为“A物质”

    据公诉机关指控：2007年12月以来，被告单位三鹿集团陆续收到消费者投诉，反映有部分婴幼儿食用该集团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后尿液中出现红色沉淀物等症状。

    被告王玉良供认，2008年3月，接到问题奶粉的投诉后，他向奶事业部汇报，让其查一下原因，他这边也查了一下，他给田文华汇报过，田文华当时说让技术部监测、检测，看是不是孩子上火了等其他原因造成的。当时的确没有引起我们重视，一直到4月底，消费者投诉奶粉质量问题增多，当时可以认定是奶粉质量出了问题，田文华决定当即成立质量小组，他负责技术小组、攻关小组的领导、协调。

    田文华在庭审中供认，她是在今年5月中旬才获知三鹿奶粉出现问题的，这也是下面的人报告给她的。

    田文华说，当她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组织成立了由副总经理王玉良负责的技术攻关小组。通过技术小组的排查，确认该集团所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中的“非乳蛋白态氮”含量是国内外同类产品的1．5至6倍。

    但由于当时对三聚氰胺这一物质不太熟悉，所以不敢肯定里面含有什么东西。王玉良说，由于去年我国曾发生过出口宠物食品致动物死亡的事件，有证据显示宠物食品中含有三聚氰胺，她当时也怀疑是三聚氰胺。

    田文华说，三鹿集团将系列样品送往多家检测机构检测，但都没检测出问题，都声称产品正常。

    7月24日，三鹿将16批次婴幼儿系列奶粉送往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测，当时考虑到产品的声誉问题，三鹿并没有向该中心说明是自己的成品，而仅表示是原料或其他东西。在送审过程中，三鹿集团还想方设法予以保密。

    当时，全国有许多婴幼儿因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出现泌尿系统结石等严重疾患，部分婴幼儿住院手术治疗，甘肃等地还出现多例婴幼儿死亡事件。

    公诉方当庭出具的证据显示，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有关人员对三鹿送检的产品颇为吃惊，表示这种产品即使牲畜食用都会导致严重后果。

    田文华说，8月1日下午5时许，她得到检测报告：送检的16个批次奶粉样品中，15批次检出了三聚氰胺。于是，她紧急召开了集团经营班子扩大会进行商议，会议由当日下午6时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4时。

    然而，正是由于这次会议错判了形势，并通过了一系列错误决议，让三鹿集团走上了绝路。

    田文华说，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在三鹿集团的董事要求召回产品，但参加会议的许多高管认为，召回产品会造成声誉受损，于是决定以悄悄换回的方式取代召回。“当我们说了这一建议后，新西兰方代表没有反对，所以这个提议就通过了”。

    杭志奇则在法庭上供述，在这次会议上，大家研讨形势认为，当时正处于奥运前夕，且消息泄露后将极大影响三鹿的声誉，所以决定对奶制品中含三聚氰胺一事在扩大会议的范围内严格予以保密，对外将三聚氰胺称为“A物质”。

    王玉良供认：“我们在化验单上发现有“A物质”，“A物质”是什么，“A物质”实际上就是三聚氰胺，为什么这样写？我公司在检验时，发现奶粉中有三聚氰胺后，2008年8月1日，当晚召开了会议，会上，企业考虑到品牌的影响，田文华总经理要求已经知道的部门和人员不要再传播了，所以在以后的化验单上就出现了“A物质”或者不写名称只写含量的现象，这也很正常。谁规定的三聚氰胺写成“A物质”？集团公司没有具体规定，可能是分层的实验室或质检部门自己规定的……”

    问题奶被调转入液态奶，知毒卖毒

    作为公司中层管理人员的被告人吴聚生也声称，杭志奇在其后打电话把他叫进办公室，要他将因“非乳蛋白态氮”检测不合格而被加工三厂拒收的原奶转送他处时，杭志奇也仅仅告知他原奶中含的是“A物质”，并表示这个物质属于“非乳蛋白态氮”，对人体有害，但掺杂在液态奶中问题不大。

    随后几天，三鹿集团的质检中心研制出了检测三聚氰胺的方法，但为了保密，三鹿集团还委托杭志奇的妻子代买相关设备，并在杭志奇妻子的公司由设备提供方培训三鹿集团员工。

    然而，由于当时临近中秋节和国庆节，市场上对于奶制品的需求异常大，田文华说，即使开足马力生产，三鹿集团也无法用不含三聚氰胺的奶换回已销售出去的含三聚氰胺的奶。

    在此情况下，8月13日，三鹿集团班子开会时，她拿出一份从新西兰恒天然公司获得的资料（原件是英文，但关键点已经被翻译成中文），这是欧盟关于食品中含三聚氰胺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一个人，按体重来衡量，每公斤每天耐受三聚氰胺的量是0．5毫克，如果将其换算成奶粉，那么，每公斤中含20毫克三聚氰胺不会有影响。

    王玉良说，他在会议上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欧盟的标准是20毫克的话，为慎重起见，还应该在这个标准上打个5折，于是班子决定，对已经被封存的奶粉，三聚氰胺含量在10毫克以下的予以放行。但到了后来，由于市场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一标准又被放大到了15毫克。

    会议还决定：调集三聚氰胺含量20mg／kg左右的产品换回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产品，并逐步将含三聚氰胺的产品通过调换撤出市场。

    经检测和审计，2008年8月2日至9月12日，被告单位三鹿集团共生产含有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72个批次，总量904.2432吨；销售含有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69个批次，总量813.737吨，销售金额4756万多元。

    “如果不收，我们就将从此丧失这部分奶源”

    不能不说，三鹿集团出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恶性竞争。

    田文华说，蒙牛、伊利等巨头涌进河北省市场以后，奶源市场就越来越紧张了，尤其是从2003年下半年以后，她感觉公司奶源形势日益严峻。

    据了解，河北省是产值仅次于内蒙古的奶业大省，然而，由于奶源竞争激烈，恶性抢奶事件频发，导致奶价一直高企不下。

    河北省食品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第一季度，因为原奶收购价争抢严重，导致今年一季度河北省液体乳及乳制品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9.02％，全行业64个企业中有23个出现亏损，亏损总额达4471万元。

    而三鹿高管这次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提起公诉，公诉方所提供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在三鹿查出原奶有问题后，仍将原奶收购加工并销售到市场上。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三鹿加工三厂主要生产婴幼儿奶粉，毒奶粉事件出来后，加工三厂加大了对原奶的检测力度，并在随后的检测中检测出多批原奶含三聚氰胺，然而，虽然查出问题后，三鹿加工三厂主要产婴幼儿奶粉拒收了这些奶站提供的原奶，但是，随后，杭志奇却授意吴聚生将这些奶转至其他奶厂。

    就这样，先是有因“非乳蛋白态氮”检测不合格而被加工三厂拒收的29吨多原奶被转往行唐配送中心和新乐闵镇配送中心，这两个配送中心又先后向保定三鹿、加工二厂和三鹿乐时奶制品公司配送原奶 180.89吨。

    这些原奶与其他原奶混合后，进入了加工程序，分别生产出原味酸奶、益生菌酸奶、草莓酸酸乳等含有三聚氰胺的液态奶269吨多，且全部铺向市场并且销售完毕。

    当被公诉方问及为什么明知这些原奶有问题，三鹿公司仍然要收奶时，杭志奇说，没有办法，竞争实在太厉害了，如果我们不收，我们就将从此丧失这部分奶源。

    吴聚生也说，如果三鹿拒收，这些原奶仍然会流到别的地方去。

    王玉良也说，虽然在8月4日他们就研制出了三聚氰胺的检测方法，但是该设备在各个分公司的配备并不均衡，主要生产婴幼儿奶粉的加工三厂最早配备，其余的地方，对奶源的控制并没有那样严格，同样是基于市场压力大：奶制品销路好，原奶的供应却时时感到紧迫。

    吴聚生说，发现问题奶后，三鹿公司采取了“人盯奶厅”的办法，就是每个奶站派驻工作人员进驻，监督产奶、收奶的全过程，以保证质量，公司甚至还直接租赁了几个奶站，以控制奶源。当然，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打的是奥运的招牌，声称是为了奥运考虑要加强食品的监督。然而到了此时，事情已经无法弥补。

    沉重的思考

    田文华称，8月1日，在她获知三鹿送检的16个批次奶粉样品中有15批次检出三聚氰胺后，于8月2日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当地政府部门作了汇报。

    8月29日，她再次以书面报告形式上报市政府。然而，市政府对此事却迟迟未能作出反映。

    在今天的庭审中，三鹿集团的辩护人也多次提出，田文华及时向政府部门汇报信息，说明三鹿集团在此事的反应上是迅速的，当地政府部门难辞其咎。

    据媒体报道，此前，石家庄市一位王姓秘书长说，之所以石家庄市政府向上级迟报信息，以致酿成事态扩大到全国，该市市政府对此事很不敏感，另外更多地考虑了对企业的信任和支持。当时只是向媒体做了一些简单说明。

    据了解，三鹿是石家庄市数一数二的企业，其税收占到了该市财政收入的相当比例，所以当地政府部门在此事的处理出现了问题。

    而事实上，企业和政府部门出现的问题也给当地造成了重大损害。12月31日晚，记者从庭审现场回住地途中，正好赶上出租车司机邵松超带着妻儿回家。途中，他告诉记者，他6岁的儿子从1岁半就开始喝三鹿液态奶，“我儿子不爱喝水，就爱喝奶，他每天能喝1公斤奶，而且，他从1岁半就开始这样喝，结果在三鹿出事后，去医院检查，查出了肾积水。”

    邵松超说，这还是最近几次的检查结果，医院要求他们过10多天以后再去检查。

    “这些人太邪恶了，连小孩子吃的东西都敢掺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也不知道他们的心是怎么长的。”邵松超的妻子气愤地说。

    本报石家庄12月31日电

社会学家李培林：中国到了新的历史关口

社会学家李培林：中国到了新的历史关口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

吴敏

 

    早在20多年前，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设计了一幅科学、严谨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这个蓝图蕴涵在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之中，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邓小平文选》第2、3卷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著作主要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光辉文献。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曾被党中央称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纲领”和“指导性文件”。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基本框架，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其一，改革一提出的时候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而且，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其二，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主要是党和国家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其三，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有三条，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三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让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

    其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绝不允许有任何动摇。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其五，权力过分集中是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总病根”，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和人民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所谓权力过分集中，就是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书记，什么事情都由书记拍板，党的集体领导制和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其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这是一个关键。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干预太多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要致力于改善党的领导，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其七，搞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要依靠加强法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确保党风和社会风气实现根本好转。党风和社会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形成贪污、盗窃和贿赂横行的世界。

    其八，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个任务重点在于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其九，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要坚持既坚决、又审慎的方针，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但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步子要加快。可以设想，在党的十三大之后，大约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任务。

    可以看出，邓小平设计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为指引，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年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借鉴，立足于中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注重革除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重要地位、总体目标、基本方针、关键任务、思想保障、战略步骤等各方面都作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在邓小平看来，政治体制改革要以民主政治体制根本取代权力过分集中的传统政治体制，这是一场矛头直指传统政治体制“总病根”的攻坚战，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通过着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只有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问题才能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 反对“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是邓小平长期坚持的重要思想 在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里，之所以要将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要紧紧抓住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这同他长期坚持的反对“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密切相关。

    早在1941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主办的《党的生活》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着重阐述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以清除国民党“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观念在共产党内的影响。邓小平很重视这篇文章，将其收为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排序第二的重要著作。在这篇著作中，邓小平着重提出和阐述的观点主要是：

    第一，共产党要发展政权中的民主斗争。既然有各革命阶级的代表参加到政权中来，“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民主政治斗争的，因为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那种不相信党的主张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有那种投机分子、官僚腐化分子、贪污分子，才惧怕民主政治斗争，惧怕把党的面貌放在群众面前。”

    第二，共产党的领导植根于群众的拥护。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优势从何而来？“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去取得，即是说，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

    第三，“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恶劣传统。“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

    第四，把党的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一些人“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过去我们有些高唱优势的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占多数了，天下是我们的了，因而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许多过左的错误由此而生，中间分子对我不满，进步分子非常不安，群众对党的舆论也不好。除了阿Q主义者，谁能说党已经有了优势！”

    第五，党权高于一切是最大的蠢笨。一些人“误解了党的优势，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

    第六，民主政治的好处就是能使党受到群众的监督。“关起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题，必然发生错误”，“必然脱离群众”。“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

    第七，党对政权的责任是指导和监督。“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要实现监督的责任”。“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第八，党组织没有超越政权的权力。党组织在同级政权机关的派出机构“没有超越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才生效力。”“不可经常地以党的名义提出意见”，“只有大的事件大的问题，才用党的名义提出主张。”“各种重要问题都要经过政府正式会议讨论”。

    第九，要加强对党员和群众的民主教育。“随着民主政治的开展，民主教育比任何时候还要迫切”。“在我们各项工作中，哪一件事里面都有民主问题。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我们更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这篇重要著作，明确地回答了共产党依靠什么获得领导地位，共产党怎样对自己建立的政权实行领导，为什么要清除“以党治国”观念在党内的影响等一系列基础性、关键性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历史文献中居于重要地位，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我们现在更应该看得很清楚，因为长期坚持“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错误做法，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均已分别丢掉了政权，中国国民党还先后丢掉了两次，中国共产党怎么还能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呢？ 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实践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作了全面部署。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迅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实行党政分开、改善党的领导方面，一是致力于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转变党对国家事物的领导方式，逐步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二是致力于明确中央、地方、基层在实行党政分开实践中应该分别采取的不同方式，先从中央和地方做起，随后再逐步向基层扩展；三是致力于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撤销各级党委中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撤销党委机关中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撤销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企事业单位党组织逐步改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是对党和国家原有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触及相当一些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支持，这些改革举措的实施在总体上是比较顺利、比较平稳的。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政治风波；紧接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又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骤然陷入危机。受这一连串猝不及防的国内国际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我国当时正在蓬勃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再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和党的十三大的部署继续进行了，而是将这个蓝图和部署暂时搁置起来了。从1989年下半年至今18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状况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2月之前。在这个阶段里，注重强调的是“反和平演变”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根本不提了，还撤销了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所采取的许多重要举措。比如，已经撤销的政府各部门党组，又完全恢复了；分别设置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监察机构，被合而为一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了。邓小平在1989年5月曾经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地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但是，从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2月之前两年半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十三大报告改动的岂止是“一个字”或者几十个、几百个字，几乎是整体上被改动了，被搁置了。

    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2月至1997年9月之前。在这个阶段里，由于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发表，前两年多“左”的思潮甚嚣尘上、改革开放基本上陷于停顿的状况有了根本转变。但是，当时在肯定和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尽力开辟经济体制改革新局面的同时，不仅明显地弱化和降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而且完全避开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主体诉求，只将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以及法制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当然，在这个阶段里，也进行了以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为原则的党政机构改革，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这也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范畴。但是，由于没有触及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仅仅是在技术性层面隔靴搔痒，所以，这些改革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实际效果乏善可称。从实践效果来看，1993年的党政机构改革，基本上以失败告终；1993年施行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于不科学的、官本位色彩很浓的职位分类基础之上，难以割断同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内在联系，《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及其配套规章所规定的多项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没有得到真正实施。

    第三个阶段，从1997年9月直到现在。在这个阶段里，虽然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并提了，虽然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定要高举”的“伟大旗帜”了，也提出了“依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一系列正确的思想理念，最近几年来在实践中又实行了一些确有成效的“亲民”政策，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关注和保护，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和实践部署中，只是一般性、原则性地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只是对农村基层群众自治采取了一些确有成效的促进措施，而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矛盾，即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的内容，则仍然讳莫如深，连提也没有提。

    毛泽东认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否则，“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显著特点，就是紧紧抓住了通过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自1989年下半年以来，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基本上被搁置，没有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着力去抓主要矛盾，只是在一些次要矛盾上绕来绕去地“打转转”，必然导致在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只抓芝麻，不抓西瓜”，很难从传统政治体制里挣脱出来。比如，1998年以后的几年里，在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普遍实行“竞选”的势头很好，但最近几年，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势头明显地减缓了，甚至还出现了严重地倒退趋向。再比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均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对人民负责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代表大会在各种国家政权机关中具有最高的权威和地位。我们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疑要坚持这个目标和方向，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将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行使而实际上没有行使的权力收归人民代表大会，确保人民代表大会对其他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领导和监督。但是，自1992年以后的15年来，尽管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而由选民选举、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制度和机制并没有多少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其他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领导和监督职能并没有真正行使起来，人民代表大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仪式性、程序性的组织形式，远未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而且，现在又有了明确的规定，不允许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进行评议了，不允许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进行个案监督了。这是一种明显的倒退行为，何以谈得上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呢？这两个实例充分表明，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基本上被搁置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不仅不可能有根本性、实质性的进展，已经推行了的改革还很容易重新退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

    18年来，有关决策者和领导者为什么基本上搁置了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呢？一方面，20世纪80、90年代交替之际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客观上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推进需要更加审慎，在一段时间里把改革的步子放缓一些；另一方面，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启动根本性、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难免要面临错综复杂乃至带有一定风险性的局面，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而有关决策者和领导者在这些方面的思想准备还不够充分，还没有确立起足够的决心和信心，这大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长期搁置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一直不对传统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发起进攻，致使其危害愈演愈烈，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十几年来，腐败现象蔓延的趋势愈益显著，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贫富悬殊愈益扩大，医疗、住房、教育这新的“三座大山”愈益沉重地压在了广大老百姓的头上。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搁置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而导致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制约机制的缺失，民主化、科学化决策机制的缺失。这种状况，实在是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了。而且，把根本性、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越是往后拖延，将要面临的局面势必更复杂，将要付出的代价势必更沉重，甚至有可能发生难以预料、难以克服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此种令人堪忧的结果，任何稍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是极不愿意看到的。

    有的同志说，自1989年下半年之后，邓小平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了，这表明他已经放弃了原来所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这个说法不能成立。众所周知，邓小平在1989年退休以后就明确表示，他决心不再过问中央的工作了，要让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独立地承担起工作责任来。他明确表示：“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再则，在国内外相继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特殊情况下，邓小平默认了有关决策者和领导者对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进程的调整，同意暂时不再对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发起进攻，在一段时间里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放缓一些，这是一种明智之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党和国家的中枢神经系统动大手术，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不能不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但是，策略性的调整不等于战略性的放弃。在1989年下半年之后，邓小平并没有放弃他原来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1989年9月，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告诫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这里所说的改革，当然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从《邓小平年谱》的记载看，自1993年10月之后直到1997年2月19日逝世，邓小平再也没有谈论过任何政治问题。因此，1993年经邓小平“逐篇审定”之后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所收入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著，实际上反映了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后的思路和态度。概而言之，这个思路和态度就是：抓住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从根本上、实质上坚定不移地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推向前进。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对其身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怎么样进行的最终遗嘱，是这位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奋斗了一辈子的世纪老人的未了之愿。

    现在，邓小平逝世已经十年多了，根据时代发展的新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重新将其坚定不移地付诸实施，尽快改变十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不正常状态，这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也是对邓小平在天之灵的最好慰籍。（文中引邓小平言论均引自《邓小平文选》1、3卷及《邓小平年谱》下册） （作者系山西省委党校教授）

文革唯一敢和毛主席唱反调并活下来的人

文革唯一敢和毛主席唱反调并活下来的人

 

梁漱溟最后一次挨批判，则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1978年2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时在北京开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就说最近十年吧，毛主席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果按党章，刘少奇是中共第二把手，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按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毛主席没有那么做，内在的原因据说是刘少奇并非孤家寡人，他在中共党内的上层有不少有力的支持者，他在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也很有威信。毛主席考虑到首先在党内高层开会就会遇到麻烦，弄不好就会搞成僵局。因此，他采取了非常手段，绕了个大弯子，直接从下边开始，把热情有余的娃娃们鼓动起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国无宁日。结果被冲击的就不单是刘少奇，还有许多其他人，中共的、非中共的都有，倒的倒了，死的死了，好大一摊子！而不是常说的‘一小撮’。毛主席的这种搞法，自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宪法也限制不了他的所作所为。我还想过，为什么毛主席能这么做，而且畅通无阻，一呼百应，反对者甚少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毛主席本人是一位功高如山的人物，可以说他缔造了党，缔造了国家，他的权威太大了。毛主席不加限制地发挥了自己的这种权威，于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毛主席也就从人变成了神，成了偶像。第二，是由于中国的历史，上个世纪以前不用说，本世纪以来虽曾有过各种纸上的宪法，但从总体看都没有真正施行过。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此炮一放，一大堆罪名便噼噼啪啪落在了梁漱溟头上：“攻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毕竟今时不同往日，批判只是装个样子，谁也不再认真，火力之弱形同挠痒。后来，事实证明，梁漱溟的话讲得对，他的预见也在逐渐成为现实。

梁漱溟在北大哲学系任讲师时，常与同系的教授杨怀中切磋学问。每次到杨家，都由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门，彼此相视点头，未曾互报姓名。梁进客厅与杨怀中谈天说地，这青年便去别的房间，从不加入话局。后来，杨怀中介绍，这位青年是湖南老乡，在长沙读过师范，抱负不凡，来京拜师求学，现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晚上宿于杨家。杨怀中肯定提到过这位青年的名字，但梁漱溟并未记住。杨怀中病故后，这位青年成了杨家的女婿，返回南方。

1938年，梁漱溟考察延安，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你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你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你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梁漱溟赶紧道声惭愧，夸赞毛泽东好记性。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漱溟第二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大谈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自然无法投趣，毛泽东对这位自命为思想家的民盟秘书长客客气气，但对他的某些政治观点未肯苟同。国共和谈失败后，梁漱溟向记者发出哀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他曾起草过折衷方案，结果是国、共双方都不满意。一介书生，又如何能理清乱局，明白就里？他既不领共产党的情，又不受国民党的礼，要在两党之间保持独立地位，掌握为广大中国社会发言的权力。他这是一厢情愿，结果事与愿违，并不奇怪。最典型的是，他在《大公报》上发表《内战的责任在谁》、《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认为内战的责任主要在国民党，战争打了几年，死了许多人，祸害了国家民族，究竟谁主张打？战犯是哪些人？为什么不受到惩办？都应该搞清楚。至于共产党方面，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宣布在这三年战争中，对国家人民所遭受的损害，同感歉疚。共产党再用武力打下去，不排除在一年内有统一中国之可能，但那时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梁漱溟对国、共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他还对外界宣称，只发言，不行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这位代总统一度想拉拢梁漱溟这位广西老乡，派程思远去北碚看望梁漱溟，还送上一大笔钱，表示想见上梁一面。梁则叹息时局如此，和平无望，干脆以“不行动”为由婉言谢绝。至于程思远送来的钱，梁漱溟悉数笑纳，都充作了勉仁学校的教育经费。在此期间，梁漱溟把全部心思都用于办勉仁学校和写《中国文化要义》上，不再与暧昧的政治勾勾搭搭。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交往经历了一个短短的“蜜月期”。当时，毛泽东欢迎梁漱溟成为新政府的一分子。梁漱溟却仍是一副犟驴子脾气，坚持要以局外人的身份为国效力，为民请命。他的话说得还算委婉：“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对此，毛泽东未置可否，他让梁漱溟先去重游先前搞过乡村建设的故地，全由官方接待，不用自掏腰包。1951年，梁漱溟赴西南参加土改。回京后，毛泽东问他下面的情况如何。梁漱溟如实相告，地主被打得太凶，有的忍受不了折磨，跳河自杀。毛泽东笑着说，贫雇农的怒气也要有发泄的渠道。

1952年，梁漱溟写了一篇“自我检讨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公开承认自己“不曾革命”。他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过去纵一事无成，今后亦何敢自逸。他重申前请，不顾年高，要去苏联留学，研究巴甫洛夫的理论。这近似于一个玩笑。毛泽东没理会梁漱溟的茬，只同意他在国内游历，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一切便利都可由政府提供。及至梁漱溟欲创设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草案被毛泽东当面否决，他们的“蜜月期”便宣告结束了。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一身傲骨，好执异端，合作态度不鲜明，是那种敬酒不吃偏要吃罚酒的人。

1953年9月8日，梁漱溟在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捅了个大漏子。他发言时讲，共产党依靠农民起家，顺顺当当夺取了政权，现在却忽视民生疾苦，只重视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他最为直率的话是这样一句： “如今工人的生活如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如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与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的话讲得这样重，梁漱溟深感委屈，非要辩白不可。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以消除误会。毛泽东同意给梁漱溟二十分钟见面（在怀仁堂京剧晚会开幕前）。可是梁漱溟越解释，毛泽东越恼火。毛泽东他要的是道歉，是认错，而不是什么喋喋不休的解释。而梁漱溟固执己见，言语间与毛泽东频频发生冲突，结果不欢而散。

梁漱溟读过《韩非子·说难》，应该知道，龙的喉下有逆鳞，撄之必怒，怒则杀人。他要明智一点，最低限度也该是保持沉默，可是他的调子越来越高，既不认错，还要标榜自己是“有骨气的人”，把那“九天九地”的话再说了一遍。这样，他的对抗只可能招致更猛烈的反击。如果这反击来自毛泽东，当时中国任何人都吃不了得兜着走。更何况周恩来还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证明梁漱溟一贯反动，所谓中立只是伪装。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事情闹到这步田地，梁漱溟倒是战意更浓，不胆怯，不退却，硬着头皮继续顶牛，连何香凝、陈铭枢等人站出来为打圆场，他也不领情。在大会上，梁漱溟僵持在讲台上，非要毛泽东给他充分的发言时间不可。他的话近乎挑衅： “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你更加尊敬，如无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这岂不是藐视毛泽东的权威，逼他主动让步吗？毛泽东非常生气，称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具有骗人的资格，这就是他惟一的资本。至此，会场大乱，梁漱溟坚持要把自己的历史和现状解释清楚，毛泽东给他十分钟，他嫌少，一定要享受公平的待遇。于是不少人指责梁漱溟狂妄之极，反动成性，通过表决，将他轰下台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泽东举手赞成梁漱溟继续讲下去，却是少数派！

“文革”期间，梁漱溟受到冲击，家被抄，房屋被占，夫人挨打，书籍、信件、字画被焚，手稿被没收。在这样的惨境下，他倒是没有自杀，而是坚强地活下来，在资料全无的情况下，写成《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谁说“文革”期间只有两部学术著作（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章士钊的《柳文指要》）？梁漱溟的著作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但其学术价值比那两部官方认可的“杰作”要高得多。

喜欢出风头的人，永远都有风头可出；喜欢冒险的人，也永远有险可冒。“批林批孔”运动一起，梁漱溟就认为林彪与孔子既不对门又不对户，风马牛不相及，将他们捆绑在一起实在太荒唐。北大教授冯友兰甘为乡愿，撰文批孔，大出风头，尤其令梁漱溟气愤。他写信给这位昔日的弟子，声明与之绝交。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人不肯批孔，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是吴宓。梁漱溟认为孔子的思想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一概抹杀。至于林彪，是鬼不是人，完全没有人格。这家伙假扮马克思主义者，编语录，唱赞歌，说假话，既无思想，也无路线，只是一门心思想夺权。将他与孔子强行牵扯，甚至相提并论，是愚蠢可笑的。“林彪欺骗了毛主席，毛主席错认了林彪，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谁会像梁漱溟这样说话呢？居然认为毛泽东养虎贻患，难辞其咎。这还得了！批判会不断升级，从1974年3月到9月，历时半年，大会小会一百余次，火力够猛够烈，竟然轰不垮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人，真是不可思议。梁漱溟有幽默感，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幽默感，他在批斗会上调侃道：“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上同人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待到“批林批孔”运动快要结束时，有人问他对批斗的感想如何，梁漱溟亢声回答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的这个人消灭掉，也没办法夺掉！”这话差点没把那人当场噎死。

一个人豁出性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单有道德勇气是不够的，他必定还有一种信念作为后盾：天地间有一个我，天地间就多一份正气，浩然正气是不灭的，它与日月星辰相辉耀，与宇宙天地相始终。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软弱，缺乏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就是因为胸中没有养成这种滂沛的浩然之气。梁漱溟曾写过一副赠友兼自箴的对联：“无我为大，有本不穷。”他的勇气和信心皆源于佛家精神和儒家精神。他具有菩萨心肠，是现世的君子儒。冯友兰被梁漱溟踢出门墙，但他对老师还是敬佩的。1988年，梁漱溟逝世后，冯友兰以九十三岁高龄撰写纪念文章，称赞梁漱溟“百年尽瘁”，无愧为“一代直声”，这一评价允为确当，理应万世不磨。

《南方都市报》 高管易人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