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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中将撰“西部论”纵谈西进战略
刘亚洲中将撰“西部论”纵谈西进战略
作者：刘亚洲
来源：凤凰周刊 第22期
来源日期：2010-8-5
2010年7月4日，对于已持续9年多的阿富汗战争，美军已显示出不耐烦的迹象：驻阿富汗美军最高指挥官麦克里斯特尔被奥巴马解职，伴随彼得雷乌斯走马上任的，是大幅增加驻军。据分析，美军将加大对塔利班的攻势，用以战迫和的方式让塔利班坐到谈判桌前。而美国此时宣布在阿富汗发现价值近万亿的矿产，亦被认为除了有给阿富汗现政权以定心丸效用之外，兼有诱惑邻国，让他们支持美国解决阿富汗问题，便于及早抽身的意味。
美国会不会为了防止出现第二个“越南泥潭”，而在阿富汗问题未解决时抽身?这对中亚局势带来了极大变数。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5月以来，吉尔吉斯斯坦连续出现局势动荡，为防止再出现前两任总统因权力过大而腐败丛生的弊病，该国正全民公决拟将总统制改为议会制。虽然议会制可以防止总统权力过大、家族坐大的问题，但议会制也完全可能导致国家权力分散甚至极端势力上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吉尔吉斯发生种族冲突时，俄罗斯两次拒绝了吉尔吉斯斯坦要求其出兵维护秩序的请求。
中亚一方面可能出现大国退出的真空情形，另一方面，则出现政局不稳、动荡甚至内乱诱发因素增多的可能。对中国来说，则意味着机遇与风险并存。
10年前，刘亚洲将军曾在美军进驻阿富汗时，写下了《西部论》，力主中国战略西移。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迅速成为能源进口第二大国，中亚地区也很快成为近年中国海外投资最多的地区之一，中亚地区对中国的重要性恰恰验证了刘亚洲当年的判断。
在中亚和西部对中国的重要性今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时，刘亚洲又基于今天中亚的现状及中国在中亚的存在，进一步发展了其观点，对中国开发和重视西部时出现的问题、应吸取的教训以及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总结，在原文基础上重新作出修订。
(未经刘亚洲将军审定。特此声明)
中国西部是一个伟大的空间。向西，不仅是我们的战略取向，而且是我们的希望，甚至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优异的地理位置(接近世界中心)给了我们强大的动力。我们应当把西部看作是我们前进的腹地而不是边疆。
新时代的“塞防”与“海防”
一百多年前，清朝政府内发生了一场大争论：要海防还是要塞防?当时的形势是：西方列强屡屡从海上打击天国。到了1874年，甚至新兴的“弹丸小国”也借“牡丹社”事件为由发兵台湾，而在此前的1871年，沙俄刚刚借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占领军事要地伊犁。于是，到底是“海防”重还是“塞防”重的争议，在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和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之间展开。这场大争论，不但将地方封疆大吏纷纷卷入，亦将朝中清流和满清宗室卷了进来。
海防派的观点是，近几十年来，外敌入侵皆自东南海上而来，尤其新崛起的日本将来祸患必甚于沙俄，按照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说法是，俄人对我“不过得步进步，志在蚕食，不在鲸吞”;而倭寇待我则“志在鲸吞，而不在蚕食”。
而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左宗棠塞防的逻辑比之李鸿章一派的逻辑更清晰严整，打动了最高决策者慈禧。遂有左宗棠舆榇出关，湖湘子弟定天山的历史壮举。
对当年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今天的历史通常完全站在左宗棠一边，毕竟“历史不会谴责胜利者”，而坚持“海防”的李鸿章却因在后来的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一百多年来承担了太多的骂名，以致他的名字长时间成为投降派和卖国贼的代名词。
不过，如果重新审视历史，对当年的“海防”“塞防”还能做另外一番假设的话，也许后人的评价又会不同。左宗棠征西期间，每年军费超过10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廷当时1/6到1/7的财政收入。即便有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大力襄助，清廷维持高昂的战费依然力不能支，被迫大把大把向西方银行借债。左宗棠征西，不算平定之后的维持花费，仅战费保守估计就约在3000万两白银以上。
这笔钱若花在海军建设上，它足以购买20艘定远、镇远这种亚洲第一巨舰。以当时日本的国力，即使北洋海军再腐朽，日本人再玩命，在压倒性的物质力量对比面前，也不会出现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赔偿2亿两白银、割让台湾的悲剧。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满清打赢了收复新疆之战，但输掉了决定国运之战?
然而，历史不可假设。以当时满清的眼光，这笔钱不花在急需的新疆上，也不会全部花在添造舰船上，虽或可多保持几年对日本的海军优势，但甲午一战很可能只是推迟10年或20年爆发。尤其是，李鸿章当年认为，新疆即使收复，不过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当年的西北的确是“漏卮”之地，收复新疆后，每年需从内地协饷几十万两方才得以维持当地军政系统的正常运转。
但是，谁能料想，“漏卮”之地的黄沙下，竟然埋着今天急需的黄金呢?
在今天，新疆之于中国，远不止地缘上巨大的安全缓冲，其无可替代的能源地位，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拥有极高的战略地位。尤其是，新疆是一块极其重要的战略跳板：新疆西部陆路与中亚地区接壤，南部出巴基斯坦海路可直达印度洋和霍尔木兹海峡。
如果能最大限度发挥新疆的地缘优势，将中东和中亚—里海地区的石油天然气通过新疆输送到中国内陆地区及其港口，则可避开传统海运路线上马六甲海峡这个易被人控制的咽喉。中国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扼守新亚欧大陆桥的咽喉地带，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和中东各国最为便捷的陆上通道之一，也是利用周边国家资源和市场最为便捷的省区之一。如此突出的地缘优势，在当代世界各大国中都少见。
所以，今天的中国，依然面临着一场新时期的“海防”与“塞防”的选择：，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新世纪中国的战略侧重点究竟是“东急西重”还是“东西并重”，或“东缓西急”?
我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应逆时针方向而动，先解决塞防，再解决海疆。西部和东南沿海当然是一种互动关系，但是，台湾出事，西部不一定出事;西部出事，台湾一定出事。台湾与大陆同种同族同文化，即使出了问题，将来也会回来。新疆和西藏是多民族，一旦出去，回来的可能性甚微。
战略向西，既有国家利益的考虑，也含无奈成分。我国现代化战略是从东部起步的—改革开放兴起于东南沿海。凡二十年，东南沿海已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成为无可争议的财富聚集地。以中国为核心的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在内的“大中华经济圈”已呈现光辉前景。我曾称此地区为“人民币地带”。中国的经济重心在这儿，但中国的致命弱点也在这儿—没有防御纵深。东部是中国经济得益最重大的地区，也是外部战略遏阻力量最强大的地区。美国构筑的“第一岛链”，像绞索一样地套着我们的颈项。台湾问题就在这些年被活活地弄成了一个危机，不也是这个原因么?海峡风云变幻。美国和台湾制定出轰炸上海、北京、香港的方案，甚至有突袭三峡大坝的计划，凸现出我东部战略形势的恶劣。
中国现代化一起步就来到海上，但刚到海上就被挡住，再也无力东进。东进既无路，遂有西部大开发战略。战略既西，东守则势所必然。守则缓，缓则安。
能源安全：大国的命脉
今天要是有人问，为什么当年是秦国统一了东方六国?得到的回答肯定是：因为秦国实行了商鞅变法，变法后的秦国是个能有效调动全社会资源的军国主义国家。但是，变法更早的魏国富国强兵为什么不但没能统一其他国家，反而在变法后，却连吃败仗呢?
其实，想一想德国为什么迅速崛起却又两次在大战中失败，就能找到魏国为什么失败的答案了。我们只要打开地图仔细对比一番，就可以发现，魏国当时所处的位置恰好与德国在欧洲所处的位置相似，不过是方向相反。在地缘位置上，魏国和德国都处于强国林立的腹心位置，德国两次失败和魏国两次失败都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缺少战略纵深的本土同时在两个方向遭到敌人的夹击。而当年的秦国，背靠着广袤的西戎诸国，进可攻，退可守，像极了苏联。
新疆为什么重要?西部为什么重要?想一想战国时代一度崛起的魏国，想一想欧洲崛起的德国。
左宗棠曾言：“中国强盛之时，无不掩有西北。”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出现过三个黄金时代：一、汉朝刘彻时，“武皇开边意未已”，中国疆土扩大一倍;二、唐朝贞观之治;三、清朝康熙和乾隆时，疆土再翻一番。这三个朝代都有一个特征：对西部拥有无可争议的控制权。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发于南，兴于西，而决胜于东北。看来西部是中华崛起的必由之路。西部有了底气，东部才能拼得起。
新疆除了在地缘政治上占了鳌头外，还是支持中国二十一世纪持续发展的资源替补地。
大国的战略资源，绝对不可以没有安全稳定的来源。德国当年失败，除了地缘位置天然不利，还有一个就是其重要战略资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而且很大一部分须走海路，而海路从来就死死卡在大英帝国手中。
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代都更依赖能源矿产，而中国这种人口规模的国家，一举一动都会牵涉到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中国的富强甚至将触犯世界众怒。世界资源有限，你多了，我就少了。克林顿还在中国汽车普及率极低的时候，就反复强调，中国发展过多的汽车工业，将对其他国家的能源安全构成威胁。
今天，中国突然之间变成了公民在海外被绑架的世界头号大国。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迟到者，世界上能源矿产最丰富的地方、最方便开采的地方、最方便运输的地方，几乎都已被先来者划进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留给中国人的，只剩下那些政治上最动荡、最不安全的地区，典型如非洲的苏丹、尼日利亚等，那些地方都是西方国家弃之不用之地。
即使中国人拼命把脚伸进那些最不安全的地方，中国依然面临着严重的能源矿产饥渴。今天，中国领导人的出访，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为了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考虑，能源外交早已上升成为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外交考量。这就是迟到者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目前，中国原油进口的60%以上来自局势动荡的中东和北非，中国进口石油主要采取海上集中运输，原油运输约4/5通过马六甲海峡，形成了制约中国能源安全的“马六甲困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动脉不但就横在美国海军眼皮底下，甚至也要通过印度海军控制的地区，中国能源的脆弱性可见一斑。
只有一个地方，既有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同时又不是极度危险、海外公民随时面临被绑架被恐怖袭击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运输通道不易为任何其他大国掌控截断，这个地方就是紧邻新疆的中亚地区。
这个前苏联自家的后院，不但盛产石油、天然气而且还盛产铀等重要战略矿产资源，而且还恰好与新疆的油气炼化和输送管道邻近，只要再多铺设管道，就可与新疆输送内地的管道相连。最重要的是，因为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影响力的式微，它是一块未被先来者圈定的风水宝地。
由于中亚地处内陆，完全没有出海口，油气资源只能通过管线经陆路借道输出。
理论上，中亚国家油气管线输出路线，应通向最近的出海口，故或者向西进入伊朗，借伊朗获出海口，或者向南经巴基斯坦抵达印度洋出海口。就近通过出海口输出油气，除了路程更近外，更重要的一大优势是，它不会受制于某个特定客户。
但问题是，虽然伊朗的路程最近，但伊朗局势不稳，缺乏必要的政治安全，且政治上互有抵牾;而向南路线，则要经过阿富汗—巴基基斯坦通道，这里更是世界上政治局势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
所以，中亚地区的油气资源最后只有如下几个方向的选择：
一、“北油南输”：中亚东部的油田，走西伯利亚南部的鄂木斯克经哈萨克斯坦东部巴甫洛达尔、奇姆肯特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再由以上各站点的炼油厂向各国输送油品;
二、“油气北上”：中亚西部的油气沿里海东西两岸把油气输到俄罗斯，除供给其炼油、石化中心外，还经俄罗斯管道网向西输送。
三、“东输中国”：管线进入新疆后，与新疆现有管线网络相连，直接进入这个单一的能源需求大户。
前两条线路，都是苏联时代修建，也因此，只要不走中国方向，所有中亚油气资源最终都要借用俄罗斯的管线和码头。
目前，中亚已稳定发挥作用的输送管道，正是苏联时代的“北油南输”和“油气北上”，这是苏联时代工业布局的历史遗产，这种单一路径其实并非中亚国家所乐见，因为俄罗斯因此获得了主导权，但短时间内却难以改变。这也充分体现了管线这种长期战略投资，虽然投入大、困难多，但一旦建成，效用深远，泽被子孙。
大国对其油气工业和经济命脉(特别是油气出口管线)的尽力控制，使其在经济和油气发展上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被动性，故中亚国家争取油气输出多元化与中国谋求石油来源的多元化，利益高度一致。
中国在中亚的存在
感谢祖先，为我们挣下了这样一块特殊的土地。当我凝视中国地图的时候，总是久久地把目光粘在西部。有人说中国地图像公鸡，我却看它像雄鹰。它展开翅膀的时候，向东应该覆盖太平洋，向西应该覆盖中东。当它飞翔时，应当叼起整个地球。如果说东部是它的头，西部则应当是它的重心。没有重心它是飞不起来的。这块重心的地理位置极出色：广袤辽阔。天山、阿尔泰山和阿尔金山猛烈隆起。塔里木、准噶尔款款躺下。这就是著名的“三山夹两盆”。这里远离海洋，像一把铁矛刺入亚洲腹地。这个环境绝佳的特殊地理单元本身就是中亚的一部分。美国和当年彼得大帝做梦都想控制的“中亚走廊”有相当一段就在这里。
此地的文化魅力更大。全世界历史最悠久、范围最广泛、影响十分深远的文化只有四个，那就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再也没有第五个。这四个文化的交汇处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西部再也没有第二个。
习惯上，人们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和新疆统称为中亚地区。它是上天赐给今天中国人最丰厚的一块蛋糕。
中亚地处全球油气供应的中轴的中部，南邻中东，北接俄罗斯的伏尔加-乌拉尔油气区和西伯利亚油气区，西连里海油田，是世界仅存的拥有巨大油气潜力区之一。
据评价，塔里木、准噶尔及吐哈三大盆地共蕴藏209亿吨石油资源和10.85万亿立方米天然气资源，分别占中国陆上油气资源总量的30%和34%，为中国油气勘探潜力最大的省区。
西出新疆，哈萨克斯坦陆上探明石油储量为54亿吨，天然气为6万亿立方米;土库曼斯坦石油储量为63亿吨，天然气储量为15.5万亿立方米;乌兹别克斯坦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为3亿吨和2万亿立方米。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虽然油气储量较少，但却可以是重要的通道国。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始于1990年代，但近几年，中国国力的急速增长以及趁着美俄两国在该地区缺乏积极主动的作为，中国已经在该地区展开一场盛大的消费狂欢活动。中亚地区已经迅速成为中国海外固定资产投资最多的地方。
中亚：并不稳定的腹地
虽然英国曾在历史上试图染指渗透中亚地区，但在传统上，中亚却一直是俄国的腹地。
苏联解体，为其他势力进入这块最后的蛋糕提供了天赐良机。除中国外，目前，仅盯着中亚地区能源去的就有美、英、法、德、意、土、加、日、印、沙特、韩、俄、阿根廷、匈牙利、阿曼和阿联酋等20多个国家的50多个公司。业务集中在石油勘探开发和原油炼制及销售等项。
在争夺大战中，最活跃的，自然当属美、俄、中三强。
小国在这里争夺的是油田气田，大国进入的方式，则是通过管道，以永久性地改变其石油和天然气的输送走向。目前，中国在中亚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油气管线，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亚地区油气输出格局。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已有了被高度锁定的经济联系。
今天，中亚局势对中国极为有利的形势是：中亚虽然四周有俄罗斯、北约、伊斯兰世界和印度，但地域辽阔，单个力量中心作用有限。目前，各大势力在中亚博弈的过程中，对中亚的影响此消彼长，尚未有哪一种势力单独控制了中亚，中亚也没有形成铁板一块完全投入某种势力的怀抱，处于一种动态的均势之中。
对中国最重要的竞争者而言，在中亚传统影响力最大的俄罗斯，处于一个长期看实力相对衰落的下行通道中，尤其是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打击和石油价格下跌双重因素，导致俄罗斯经济投入能力急剧被削弱。而美国和欧盟由于地缘位置原因，对中亚地区的投入和关注度有限。相对而言，中国占有极大的优势。
今天，中国已用无声的行动表明了对“向西发展”战略的重视，但是，向西发展并不仅仅意味着只是经济的投入，长期来看，中国更面临着如何保有在西部巨大国家利益的考验。
就地缘政治战略而言，中亚位于亚洲通往欧洲的陆路枢纽上，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现在的第二座欧亚大陆桥都经过这里，新疆是“克什米尔—维吾尔—藏族‘独立走廊’”核心地段，同时面临着内部和外部民族分离势力的冲击。而“突厥走廊”在这里与俄罗斯和中国交汇，也使中国在中亚的国家利益博弈中，不但博弈的链条变长，而且要平衡考虑的问题也更为复杂和深远。
先是新疆的民族问题。中亚与新疆10个民族跨界而居。中亚国家与新疆地区的大部分居民都信仰伊斯兰教，以突厥民族为主，民风民俗相近，生活习惯相似，民族认同感强，双方沟通容易。其优势是，它为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极大便利。其另一作用是，一旦国内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就会直接波及影响到境外，搞不好，国内的民族问题很容易就变成周边国家居民对中国的感情问题。
对中亚五国来说，虽然突厥民族在伊斯兰世界中素来以温和着称，少有极端宗教倾向，尤其是部分中亚国家穆斯林已高度世俗化，生活方式与非穆斯林无显着区别。但民族问题和政治稳定性问题，却是中亚国家的隐忧。
历史上，中亚诸突厥民族有着复杂难解的历史渊源，往往难分你我，而后来苏联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划界，则为中亚诸国的民族争端和领土争端埋下了导火索，任何一个国家国内的民族问题都容易变成两个甚至两个以上国家的矛盾。而中亚国家目前的政权，大都脱胎于苏联统治集团，独裁统治虽可保证短期的政治稳定，但长期看则难免出现政治动荡的复杂局势。中亚是最容易发生颜色革命的地方。
最近频繁发生政治震荡的吉尔吉斯斯坦，典型地表现出了其特有的中亚社会不稳定症结：北方的吉尔吉斯人与南方的乌兹别克人的矛盾冲突、政权的合法性和代表性不足。而吉尔吉斯斯坦的问题几乎存在于每一个中亚国家。
某种程度上看，民族问题加上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中亚多少存在巴尔干化的隐忧。
中亚再往西去，便是俄罗斯视为核心利益之所在的高加索地区。高加索地区实际上已经是另外一个巴尔干火药桶，它之所以未发生爆炸性冲突震荡，是因为俄罗斯在此尚拥有压倒性的力量，同时，也没有第二个强国敢在此与俄罗斯公开对抗。但是，如果伊朗政权在外界渗透和制裁下发生突变，则库尔德斯坦、格鲁吉亚问题可能会一起爆发，高加索地区目前的稳定很可能会被打破，震荡不但将长期持续而且很可能会波及中亚地区。
中国的问题在边疆，边疆的问题在新疆，新疆不稳定，则中国在中亚的国家利益保障无从谈起，新疆既然不应被视为边疆，而是以腹心之地视之，则应放宽视角，广泛学习那些成功缓和了民族矛盾乃至分离主义倾向国家的经验，本着为千秋万代子孙着眼的历史高度，以大智慧解决民族矛盾。
除了金钱的力量，我们还有什么力量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持续而强劲的增长，中国对事关国家大政方略的财政投入能力空前提高，甚至让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瞠目。
但是，钱多了只意味着国家硬实力的增长，不意味着软实力有了相应提升，因为很多难题并不是只靠堆钱就可以解决。今天的中国社会，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是，从上到下都洋溢着有钱好办事、钱能摆平一切的热情。它带来的是急功近利、用钱买路的逻辑和行为方式，完全忽视必不可少的长期细致工作，以及自我形象的提升。用钱开路，只有油水情而绝无鱼水情，换来的往往是顺水推舟、要价一路水涨船高。
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为例，中国商人在国内直接用钱向官员买路的行为方式，在这里被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但是，非洲的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能力和控制能力远无法与国内相比，钱只是摆平了官员却摆不平当地老百姓，当地部族游击队隔三岔五扔个炸弹或发一封恐吓信的事情经常发生。而且，金钱开道的方式不但使这些官员的胃口越来越大，也让当地百姓对中国政府、中国企业的形象极为反感。
而西方国家进入非洲一类国家时，通常既有耐心打通官员的一面，又有提出苛刻条件约束其行为的未雨绸缪，同时不忘对当地社会进行有效渗透和攻心工作。经济的一条腿伸进去时，文化和政治辐射的一条腿也伸了进去。单以金钱开道，雨来地皮湿，雨过一风吹。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打交道的经验，往往反不如西方。
谈到中亚，我们的视线首先会落在俄罗斯和美国这样的竞争对手上，但拉开了距离看，恐怕最有力量的竞争对手，是土耳其而非美国和俄罗斯。
俄罗斯有军事力量没有经济力量，更缺乏道德和文化的号召力;美国什么都不缺，但中亚只是它推行“自由民主圣战”和大国角逐战略的疆场，它无意也无心经营中亚;而土耳其则不然，虽然它既无足够军事力量也无足够经济力量，但它却在突厥民族中拥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观和文化的感召力。
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和突厥世界中，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最好榜样;在文化上，土耳其自称是一切突厥民族的祖国，它虽不算富有，却在中亚地区大量进行文化投入，援建大学、图书馆和其他文化教育事业，输出土耳其的拼音文字系统，传播土耳其的世俗文化，对所有突厥语民族的留学生留有大量政府补贴的名额。
不到20年时间，从亚德里亚海到中国的玉门关的“突厥走廊”里，到处都流行着土耳其音乐、土耳其影视，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要么选择西方发达国家，要么选择土耳其。
没错，中亚五国市场上到处可以见到中国的小商品，汉族商人卖中高端产品，维吾尔商人卖中低端商品，但换来的却是中国把中亚变成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的疑惧。虽然土耳其在中亚与中国的竞争中，经济上、尤其是资源争夺中落了下风，但却在人心的争夺中，占据了上风。
单靠金钱的力量，不但无法长期保有中国在境外的国家利益，甚至亦不能保有境内的平安稳定。
迷信金钱力量的民族，是落后和愚昧的民族。无论是用于内政的安抚还是世界的拓展。拥有经济和文化及意识形态双重优势的民族，才是真正强盛的民族，才是值得拜服的、有感召力的民族。
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人类社会，以十年为度，可见政治兴衰;以百年为度，可见社会兴衰;以千年为度，可以看到文明的兴衰。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
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容易改的早已改尽，剩下的都是最困难的部分，每一步都要闯地雷阵。苏联的改革则是由难到易。他们已经走过了最难的一关。而中国最难的一关尚未过呢。苏联的教训任何时候都是中国的镜子。苏联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打垮了。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的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
当年苏联所有的问题都是体制上的问题。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下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苏联也曾强调稳定，把稳定看成了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实现稳定的手段，稳定压倒一切，金钱摆平一切，结果却激化了矛盾，一切反过来都可以压倒稳定。
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民族，绝对不应迷信一时的金钱力量。
它可以信赖的，首先是观念的力量。中国传统政治奠基于商鞅，粗成于秦始皇，大成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独尊皇权。正因为这种背景，使得百多年来中国多次借鉴西方的政治改革都半途而废。改革在其他领域都能大显神通，一旦延伸到政治领域，马上就寸步难行，最后总会爆发突然事件，使改革者措手不及，全军溃败。邓小平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也曾下定决心，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政治改革与传统政治权力结构的不相容性日益凸现出来，导致了波及全国的动乱。
它可以信赖的，是制度的力量。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后的制度。美国制度被诩为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使蠢才们可以运作的体系”。一种坏的制度能够使好人做坏事;一种好的制度也能够使坏人做好事。民主恐怕是极要紧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持久的崛起。民主思想的传播不受国界限制，当然也不受历史限制。中国的精英们要有为后代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切实可行的制度的勇气。不一定要成为先烈，但一定要成为先驱。
它可以信赖的，是真理的力量。真理即知识，知识即力量。中国不缺乏真理，中国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在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思想的风暴引发了革命的风暴。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风暴毁灭了思想的火种。我们缺少现代极为珍贵的反思意识。思想投降了，真理无处容身。今天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主导世界的不是意见，而是思想。意见不是力量，思想才是力量。没有思想，谈什么“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最显着的特点是：不许讨论。举凡攸关民族命运的问题，都不允许公开讨论。允许公开讨论的都是小问题。其实小问题无需讨论就可以处理，大事才需要公开讨论。邓小平当年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那样激荡着中国人的心。这场讨论还在民众心中种下了独立思考的种子。国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论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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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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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1月14日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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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警察
2009年01月14日 12:10:49
被删除原文如下：
山西检察官进京连夜抓走央视女记者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08日10:45 人民网
央视女记者4日晚从家中被带走，图为其位于东三环的住宅小区。
图为其位于东三环的住宅小区的房间住所。
12月4日晚7点多钟，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四名干警来京将中央电视台女政法记者李某从住宅中连夜带走，据介绍，该记者曾以涉嫌滥用职权为由采访过太原杏花岭区检察院；而检方认为该记者涉嫌受贿。
山西检察官进京抓记者
现场回放
谎称地板漏水 检方入户抓人
李某是中央电视台一知名法制栏目的年轻政法记者，其住在东三环某小区。事发时，李某的邻居杨女士在其家中，杨女士和李某是同行，和李某私交甚好。昨天(7日)，杨女士夫妇向记者描述了抓人过程。
据杨女士描述，12月4日晚7点多钟，杨女士正在李某家中串门，这时有人按门铃，称地板漏水了，要入室看看，李某就开门了。开门后，门口站有三男一女，均着便装，来人称是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的，要李某跟他们走一趟，随后他们出示了拘传证。杨女士觉得事情太突然，赶紧给其做律师的老公刘先生拨打了电话。很快，刘先生也来到现场。他向干警出示了律师证后，要求对方也亮明身份，对方一一亮了检察官证件。刘先生看了干警出示的最高检指定管辖的函件，上面写着李某涉嫌犯罪，函件上还写有另外两家媒体记者的名字，一个是京城某知名媒体的记者，另一个是国内某知名法制报的记者。刘先生称，他还注意到这份函件是复印件。
为防止意外，刘先生提出异地管辖应通知当地警方。随后，四名干警和李某以及杨女士夫妇来到朝阳区南磨房派出所。四名干警和李某走进派出所，但杨女士夫妇因是案外人被拒之门外。在派出所查验了山西检方的相关手续后，李某被四名干警带走。
说法
央视负责人 前天赴太原了解情况
昨天，记者来到中央电视台，欲采访李某的直接领导，这名领导称此事很突然，他们正在调查此案，同时拒绝透露具体细节。
但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12月5日，也就是带走李某第二天上午，杏花岭区检察院的一名干警和一名看守所的干警来到中央电视台，要求电视台出具李某的个人资料以及在台内任职等内容。央视负责接洽的领导称，他们须了解相关情况后才能出具材料，双方暂定当天下午交接材料，但是当太原检方前来取李某的材料时被回绝。据了解，拒绝提供材料的原因可能是：央视认为检察院突然入户抓人有待商榷，并认为检察院曾是采访对象，按照一般法理理应回避。
据央视相关负责人透露，12月6日，为进一步了解情况，央视相关负责人前往山西太原杏花岭区检察院，检察院的检察长何书生接待了他们。对于李某一案的管辖问题，何书生拿出最高检的一份函件称，这是最高检指定该院处理此案的。据央视相关负责人转述，检察长还称，记者采访当天，他已经劝告记者别再进行采访，但记者没听劝告。
昨天晚上，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杏花岭区检察院检察长何书生。当记者表达想采访央视女记者被抓一事时，何书生说，目前案件处于保密阶段，现在不回答任何相关案情，此外，他也没有义务向记者透露案件相关的情况。
背景
被抓记者曾采访过检察院 同行的两名记者透露采访细节
央视女记者李某在山西采访的对象就是杏花岭区检察院，该院被举报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涉嫌滥用职权；而检方则指控，李某在这起案件的采访中借职务之便收受贵重财物，遂以受贿罪对其刑事拘留。据了解，和央视记者李某同时采访此案的还有京城某知名媒体的记者陈某和国内知名法制报的记者张某，两人经单位指派前往调查采访。昨天下午，经多方努力，本报记者找到两名当事记者，两名记者向本报透露了部分采访细节，并向本报记者出示了当事人举报杏花岭区检察院的全部资料。
两位记者出示的材料显示，广东惠州商人吴某与山西太原商人郝某发生经济纠纷，杏花岭区检察院及当地警方先后以“行贿罪”、“合同诈骗罪”、“诬告陷害罪”三次前往惠州将吴某三次抓到太原，其中，“诬告陷害罪”的受害人就是检察长何书生。但随后均以证据不足等原因释放。其间，公安部发函明确指出该案是民事纠纷，不是刑事犯罪。
“我们接到反映时吴某又被检察院抓了进去，这是第四次了。向我们反映情况的是吴某的弟弟。”记者张某说。两位记者透露，他们到检察院采访时，检察长何书生没在，该院另外一名负责人接待了他们。他们采访结束离开检察院后，何书生突然给其中一名记者打电话。昨天，这名记者播放了据他称是何书生的电话录音。“你们将来受了处分，吊销了你们的记者证，你们不要后悔！”电话录音中，检察长阻止记者采访的口气很严厉，要求记者不要到任何单位去采访，马上撤离太原。此外，检察长还认为记者不是正常采访。
案件隐情
女记者与当事人 弟弟关系暧昧？
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检察院指控女记者李某借职务之便收受当事人吴某的弟弟的贵重财物，遂以受贿罪对其刑事拘留。
但记者采访过程中，李某的几名好友却曝出李某与吴某弟弟之间的“隐情”。据介绍，李某第一次采访检察院涉嫌滥用职权案是在一个月前，这也是她第一次见到吴某的弟弟，采访线索也是由其弟弟提供的。
“她没结婚也没男朋友，一直自己独居！”李某的邻居杨女士说。李某通过采访认识吴某的弟弟后，他便开始追求这位年轻的女记者。杨女士说，她通过两次吃饭发现吴某的弟弟和李某关系不一般，两人曾当着她的面搂着一起逛商场，再就是她发现吴某的弟弟不止一次到李某家中居住，并且在李某家中还有吴某弟弟的衣物。
李某的另一位好友梅梅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李某不止一次说过吴某的弟弟追求她。“他确实给李某买过贵重东西。”梅梅很肯定地说，但对于买了什么贵重东西，梅梅却拒绝透露。但梅梅分析说，买贵重物品是冲着感情还是冲李某的记者身份，那就不得而知了。
据记者了解，目前案件尚无进展，本报对此将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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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中国的现状与前景
2009：中国的现状与前景
何清涟/文
注：本文止于2004年，但对2009年的中国，同样适用。
在世界民主化进程当中，中国显得相当特殊：没有一个民族经历了百余年现代化进程、有过几部“宪法”却依旧未能建立“宪政民主”；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过这样特殊的经历，每隔二、三十年就又要回到启蒙阶段来谈宪政民主的ABC，永远长不大似地重复前人已经谈得很透彻的思想。
目前，中国又回到了百余年前的历史原点，重新讨论一个百余年中被反复讨论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亦即中国要专[和]制（即所谓“德治”、“仁政”的直率表述）还是要民主？认为中国只能实行威权统治的论者认为，中国人的素质是产生专[和]制统治的天然土壤；而认为中国应该实行民主政治的论者则认为，只要坚持在中国这块贫瘠的土壤上播撒民主种子，就能够收获民主宪政之果实。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国际社会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上。80年代中国研究圈讨论中国问题时，是讨论“怎样才能促进中国的民主”，而现在的主题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变成“威权统治为什么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这种争论的源起，其实全在于论者对中国现状的观察分析产生的严重分歧。本文着重分析两方面问题：一是威权统治下的中国出现了哪些可能导致中国走向危机的因素，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从根本上腐蚀中国社会，并将中国逐步推向全面危机；二是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维持其统治与表面政治稳定，究竟得益于哪些社会因素。必须指出的是：本文中述及的政治“稳定”，仅指近5至10年内中国共产党政府统治地位的稳定，并不包括社会生活层面的稳定。事实上政府为了维持短期政治“稳定”支付的代价是为中国社会埋下深层的长期不稳定因素。
一、对中国未来的预测为何充满矛盾？
近六、七年来，有关中国现状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国将逐渐成为经济大国，日益繁荣富强；在世界经济不振的今天，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今年4月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中国经济降温，华尔街的“中国概念股”急挫，“繁荣论”者虽然暂时保持沉默，但其基本论点并未变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贪污腐败盛行，贫富差距日大，社会底层反抗此起彼伏，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难以为继，在未来的不久（有人预言是5到10年），中国将陷入崩溃状态。
对于同一个观察对象，竟然得出如此相反的两种看法，问题当然不是出在观察对象本身。这种歧见正好反映了观察者、研究者本身视角与立场的混乱。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首先当然是因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管制新闻、钳制舆论的国家之一，所有信息都由政府垄断供给。如果观察者只能根据不完全信息甚至扭曲的虚假信息进行“盲人摸象”式的观察，或者凭借在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下的所谓“调查”[1]做研究，得出的结论必然有极大局限性，甚至可能正好与事实相反。“繁荣论”的问题在于：论者有意屏蔽了近年来中共政府越来越严格的新闻控制这一事实，因为“繁荣论”的全部立论基础正好是这些经过政府严格过滤与筛选的信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的宣传策略比毛时代那种指鹿为马的手段要高明得多。在谎话中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宣传手法，确实比完全的谎话更能迷惑人。
许多国外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坚持“繁荣论”观点的主要理由有几点：一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一派繁荣；二是他们到过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大多是走马看花式地看看），从城市建设、居民消费等角度看，中国的情况令人鼓舞；三是他们直接获得了一些材料，比如通过与中国官方的接触而从官方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或者曾在中国做过一些社会调查。但是他们明显忽视了几点：首先，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统计数据时必须服从政策宣传目的，因此在中国媒体上看到的统计数据本身已经过严格的过滤，一些重要数据还是不真实的[2]（例如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就不是真实的），所以识别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可靠性本身就是一个相当艰深的课题；其次，他们所到之处只是政府规定允许去的地方（有法律规定哪些城市对外国人开放，哪些城市不能让外国人去[3]）；再次，他们如果要做正规的抽样式社会调查，那么这种调查其实只能在中国政府“有关方面”派员参与监督下完成，采样数据必须先经“有关方面”审核过滤才能提供给来自国外的调查者（此规定也适用于回国为博士论文收集数据的中国留学生）[4]，而这一点是许多国外学者不愿意承认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研究的“学术价值”。概言之，他们看到的“中国”是中国政府需要向外界展示的“中国”，他们听到的信息是中国政府希望世界听到的声音。外界人士想不到的是，就连加入WTO这种看起来并不那么政治化的事件，在中国还会由中宣部与中央办公厅联合下文，在多达数十条的规定中明确指明，有关WTO的问题只能按照规定的口径谈。
这种“信息不完全”导致人们对中国的认识片面化。当陷入“信息不完全”带来的困惑时，人们又可能会以“中国太庞大，太神秘，太特殊”来解释，却很少想到这完全是中国政府采用政治高压手段控制媒体的后果。法国的INSEAD商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乔纳森•斯托利在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时道出了中国研究的艰辛：“中国太大，有关中国的信息五花八门，来源也多有矛盾，各种不同的问题可以写出大量的博士论文来。但这些论文的结论都无法获得证明。写论文容易，但要准确反映中国的现实，实在是很难的事情。”目前在基辛格事务所从事中国和亚洲事务咨询工作的美国前驻中国大使芮效俭则更不客气地指出，专家们对中国未来进行预测的记录之糟糕，是人们想象不到的[5]。
其次则缘于当代中国研究（指P. R. China Studies）本身牵扯了太多的利益关系。中国国内的研究除了政治因素对学术的制约之外，当然也有利益考量，一篇“经济学家为企业代言的是是非非”[6]，多少道出了近几年中国经济政策建议背后的底蕴。即使是中国学者比较喜欢引证的外国学者或者权威研究机构的看法，背后的利益考量也清晰可见。由于中国被各国商界视为最后一个有无限潜力的巨大市场，吸引着无数的跨国公司。不少研究项目的经费来自于一些利益集团的赞助，而这些利益集团本身对研究选题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牵引着研究者的研究方向。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些利益集团对中国履行WTO承诺评价的变化，当年力挺中国入世、并在政治上支持中国政府的美国商界曾对中国政府履行WTO承诺给予极高的评价，但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他们在中国投资获利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于是归因于中国政府不肯履行当初入世时所作的承诺以及外汇管制政策，开始指责他们曾经大力支持的中国政府[7]。事实上，外国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其实大多并非中国政府刻意不履行WTO承诺引起的，而主要是中国制度环境的产物。
第三，中国政府近年来耗费巨大人力财力的海外“统战”工作相当成功。应该说，今天中国政府的外交经验早已远非毛**时代那种孤陋寡闻、自以为是的状态可比，最擅长的策略莫过于扩大“统一战线”。在海外定居的大陆留学生本来就是自己人（更何况还有各种手段牵制），陆续成为“海外统战”对象的不仅有学界商界的华裔成功人士，还有因为反对“台[和]独”而抛开了与中共之间长期政治歧见的老国民党人及其后裔（在台湾被称之为“外省人”），更有相当部分欧美学者与研究者。前两部分人数量日益增多，极大地改变了海外华人的政治生态[8]。与其它国家的侨民相比，海外华人对母国的政治热情可算是独一无二。台湾当年的民主化就大大得力于台湾居美侨民的有力推动，因为作家江南在美国被台湾当局暗杀一事极大地刺激了他们，让他们认识到台湾国民党一党专[和]制政治的丑恶，于是大力支持台湾的民主化运动。但自90年代以来，有大陆背景的华人所起的政治作用既不同于当年台湾华侨，也与“六[和]四”时期不同，他们往往对中国政府的任何作为都亦步亦趋，善恶不分。中国政府的一切舆论宣传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最积极的回应，其姿态之高，甚至大陆的同类人物也难与之相比。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少数学者，因无法取得去中国的签证而离观察对象日渐遥远，也无法与中国本土的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各种研究经费自然与他们无缘，因之渐渐处于边缘化状态。而海外华文媒体更是得到了中国政府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资助，逐渐成了新华社消息与人民日报消息的积极转载者[9]。如果说在中国国内批评中国政府只是一件有政治风险的事情，那么在海外还有道德风险，“不爱国”只是其中份量最轻的一顶帽子。
笔者与海外学者交流时，非常惊讶地发现中国研究圈中许多人对中国的判断与中国人的生活常识相去甚远，对未来的预测更是迥然不同。在一片乐观的预测中，往往只有常驻北京的部分外国记者写的消息触到了中国的真实层面，但他们所写的报导因为是对一些具体事实的报导以及基于此之上的延伸分析，容易被视作个案，或者说人们愿意相信这些负面报导只是个案，不能从总体上说明问题。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某位论者陈述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时，往往被问到一点，“既然中国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中国还没有崩溃？你能预测中国什么时候崩溃吗？”其实，提出这样的问题除了存心刁难之外，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不少国家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可能存在相当多不可解决的问题，如官员高度腐败，贫富差距悬殊，统治者非常残暴，人民的生活也相当痛苦，但只要政权有足够的资源赢得精英集团的支持，并依靠这些精英们实行铁腕统治，这个国家未必就会立即陷入分崩离析的瓦解状态之中。远如古时的罗马帝国，就曾在不死不活的状态中延续了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那时罗马帝国的社会状况良好，罗马人民生活幸福。近则如伊拉克，如果不是萨达姆的“猫鼠游戏”让美国忍无可忍终至开战，相信萨达姆的残暴统治还能维持相当长一段时期。
笔者认为，“繁荣论”建立在对事实的错误理解上，而“崩溃论”则是按照西方社会的民情来理解中国，以为一个缺乏民意支持的政府寿命必将不久。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既不象“繁荣论”者认定的那样繁荣，在未来10年到15年内也未必陷入“崩溃论”者设想的那种分崩离析状态。中国具备的那些导引中国可能崩溃的因素还在逐步发酵，当局的一切措施从短期来说虽然延缓了这种发酵过程，但从长期来看，却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更加艰难曲折。
二、社会生存基础的破坏
本文不再着重分析以前笔者在论著中反复分析的一些问题，比如腐败、贫富差距、基层政权黑社会化以及大量资本外逃等等，因为有这些问题的社会往往也能长期生存。从根本上来说，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4个基本要素包括：一是作为社会生存基座的生态环境，这个底座坚实与否，从长期来看，决定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状态；二是调节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道德伦理，这是社会整合必不可少的文化亲和力，相对政治整合能力而言，道德伦理是软性的，但也更具有张力，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起规范作用；三是社会成员最起码的生存底线，衡量的具体指标是以就业为标志的生存权；四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整合力量，这是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对社会成员施加的一种强力约束。除了第四点与制度有关，可以在短期内改变调整之外，前三者是长期的生存要素，且不能通过政权更替在几十年内有根本改观。
（一）生存基座──生态环境的破坏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口数量、消费增长和技术能力（指消耗单位资源所产生的环境损失）的相互作用。中国的人口数量为世界最大，近25年城市人口的人均消费增长也相当快，而利用资源的技术能力却相当低下。从共产党建政以来，中国的环境生态就处于一种被过度掠夺的状态（如大跃进时期的乱砍乱伐，“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改造大自然），改革以来尤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不止一次谈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上，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自然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触目惊心[10]。威胁人类的所有污染种类，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固体废物污染、化学污染正在迅速侵蚀着中国的肌体，对中国的未来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地地力递减，沙化、盐碱化、板结等各种土地质量恶化的情况都已经大面积出现，沙漠化面积现在已占整个国土面积的38％，对人均耕地本就紧张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对矿物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出现：资源综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资源消耗量却达到极高，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矿物消耗量为发达国家的2至4倍，投入的原料仅有三分之一转化为产品。中国7,000多个矿山中现在有一半因掠夺性开采已经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联合国公布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11]。
环境生态破坏对中国社会的恶劣影响，现在可能已经基本达成社会共识，至少在知识圈内与受过教育的人群当中是如此，这比前几年还有学者大力介绍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先进经验”时有进步。值得一提的是腐败加剧了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与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可以说，目前许多中国官员决策的出发点已经不是国家与人民的长远利益，而是算计自己在每一项决策当中所获得的个人收益。在这种算计下，中国的生态资源不可避免地处于被极度掠夺的状态当中，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国政府在20世纪末以生态系统为赌注的超级豪赌──“三峡工程”。
近20年来，中国的公共工程成了一架产生贿赂的机器。三峡工程这个将来在历史上要备受指责的工程，其出台与一些依靠水利工程吃饭的利益集团长年累月的游说活动有关[12]。三峡工程的兴建也为大量贪官污吏提供了寻租机会，如搬迁中用于安置移民的土地，许多根本没有真正用于移民搬迁及小城镇建设，而是被一些部门、地方政府搭移民搬迁的“快车”，违法占地炒卖，谋取私利。如四川省忠县石宝镇政府将征用的土地以高价转让给建设单位和个人，1997年收转让费每亩达9万元以上，2000年每亩高达20万元以上，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而丧失土地、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却得不到依法律规定应有的补偿[13]。中国当局表示，已经有97名参与长江三峡工程的政府官员因从工程中谋取私人利益被判贪污罪，其中一名官员被判死刑。审计官员则表示，重新安置因三峡工程而被迫迁居者的款项中，有5,200万美元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四川省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4位农民何克昌、温定春、姜青山、冉从新因向政府部门反映地方官员大肆贪污移民款的问题而被逮捕，被控以“聚众扰乱社会序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并在狱中受到残酷折磨[14]。因三峡工程造成的严重污染虽然在中国国内是绝对禁止讨论的话题，但已经广为国际社会所知，如对气候、水文条件等的影响[15]，还有各种地质灾害接连不断地发生。三峡工程开工8年来已滑坡3,465次，崩塌变形高达1,190多次[16]。如果说三峡工程对环境的改变是间接缓慢的，其长期后果目前还难以评估，那么工程直接造成的污染则时见报端。
列举中国环境污染的结果，还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假如按照绿色GDP计算中国为经济发展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可以说中国这23年的发展是负值。这一评估其实也为官方研究机构的测算所证实：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达到8％以上[17]。按照常识，官方的这一估计只会低估，实际情况远比官方承认的更严重。根据这一官方估计，每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增长率大约在8％左右）基本上被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所抵消，中国的经济“繁荣”其实属于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破坏型增长。1949年以前中国发生动乱后重建社会时，尚有完好的生态系统做为重建社会的依托。而经过近几十年的掠夺式“发展”之后，中国的生态系统已经相当脆弱，无法支撑起十几亿人的生存与发展。
（二）社会整合力量──道德秩序的破坏
从道德伦理方面来看，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空前的“礼崩乐坏”的状态。政府官员的高度腐败与整体性道德败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要言之，中国政治精英在这20多年当中经历了从有信仰到无信仰，从无信仰到耍无赖，最后走向黑社会化的一个过程。且不谈社会良知以及其他较高层次的道德观念，连处于较低层次的一些道德伦理准则，如维持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信用（信任）都不复存在。这里只分析与中国政府赖以立党立国的经济建设息息相关的经济信用问题。
中国的信用严重失常关系到政府、行业协会、信用中介机构与信用消费者等4个层次。政府在这方面起了相当恶劣的示范作用，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像”而制造假新闻均举世闻名。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共产党建政早期著名的“大跃进”期间，那时的产量造假达到非常荒唐的程度。这在邓小平时代前期（20世纪80年代）有所收敛，但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仅凭几个经济发展指标就决定干部任用待遇的做法，鼓励大量政府官员造假，虚夸之风重炽，于是中国政府又回到了习惯性的数据造假这一轨道上来。“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中国公众对这种政治文化的形像概括。
官方曾公布了一些惩处数据造假的消息：1997年下半年，国家统计局、监察部、国务院法制局联合开展了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共查出统计违法行为6万多起，其中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占56.7％。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叶长林特别指出，这6万多起是情节比较轻的，故称“统计违法行为”，此外全国还立案查处了1.5万起情节比较严重的统计违法案件。2001年全国统计系统又查处统计违法行为6.2万多起[18]。
这种造假之风成了中共政治文化的精粹，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大多数政府官员都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他们最擅长的“为官之道”就是能轻松自如地随时转换两幅不同的面孔：在公共生活中，官员们习惯用官腔官调讲各种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成克杰、陈希同之类有关“廉政”的说教曾被编成语录集锦发行，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们将按照自己的公开说法施政与生活；实际生活中，这些官员贪污受贿、嫖妓养“二奶”，鱼肉百姓，胡作非为。官场的迅速腐化堕落必然引致整个社会的堕落，中国成了一个犯罪率最高的国家。许多地方的基层政权行为更是已经彻底流氓化，与黑社会没有本质区别。
由行政法规限定角色的行业协会从诞生之日起，就兼具政府代理人与民间组织代表这样的双重身份，随时轻松自如地转换角色，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是其生存条件：在政府面前，他们代表企业；而在企业面前，他们又俨然是政府的代理人。
在缺乏诚信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近几年发生的股市欺诈案中，每一起中都可以看见会计师为虎作伥，协同企业造假。
合同履约率可被用来测度经济生活中的社会诚信程度。据“2003年中国信用论坛”公布的信息，中国每年订立的合同约40亿份，而履约率只有50%，经济合同失效的现象非常严重，同时在订立的合同中违法合同竟高达占6％；全国每年由于合同履行中缺乏诚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855亿元（作者注：相当与GDP的5％）；由于企业间不讲信用，互相拖欠货物构成连环债链的资金总额达3,000到4,000亿元，占全国流动资金的20％[19]。
在一个失去了道德秩序的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空间紧张，善恶是非更被严重颠倒，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仅仅剩下利益，而利益的获得与维持也充满了尔虞我诈。缺乏诚信的社会已经没有健康发展的可能。
（三）空前的就业压力
中国的就业问题现在已经进入了漫长的“寒冬”时期，实际失业率远远高于政府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4.3％[20]，据笔者的分析计算，2000年中国的城乡总失业率至少为20.2％[21]，失业的3大社会群体为原城市国有企业工人、农民与大学毕业生，几乎囊括了中国几个最大的社会群体。在今后的20至30年内，就业市场过度竞争将会成为一种中国人不得不忍受的社会常态。
近几年开始出现的“知识型劳动力过剩”足以反映当前中国就业之艰难。从2001年到现在的几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每况愈下：2001年，毕业生115万人，本科生就业率为80％，专科生为40％[22]；2002年毕业生145万人，就业率降为53％[23]；2003年共毕业212万人，未能就业者达106万人，就业率仅为50％（据说这还是高报的）[24]；2004年毕业生达280万人，就业状况非常艰难。由于200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过低，中国政府今年禁止国内媒体再发布有关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全国性数据，只是由教育部和劳动部宣布：一定要在今年9月1日以前保证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到70％[25]。按照中国的官场政治文化，既然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成了有既定目标的“政治任务”，那么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就一定会“全力完成”，否则乌纱帽难保。相信到了7月底，中国官方媒体披露的大学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一定会“达到或接近”70％这一目标。至于其真实数字则成了“国家机密”，不对国人公开，当然更不让国外知道。
但许多信息表明今年就业形势比去年更艰难。据报导，已经有大学生出于百般无奈在职业招聘会上举起了“无薪就业”的招牌，表示愿意义务为企业工作、不领分文，以换取未来可能的聘用，但此举并未让他们赢得工作机会[26]。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都市里，与到处可见的民工这类“农村剩余劳动力”“相映成趣”的竟是“硕士贱如狗，博士满街走”。这迫使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继续考研究生，社会将这种现象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结果，中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连年扩大，1999年增长27％，2000年增长35％，2001年增长35％，招生数量急剧扩大到1998年的2.31倍。2003年全国有79.9万人报考硕士研究生。
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结果是导致过度竞争。这种过度竞争的压力终于以非常荒诞的结果显现出来了：2003年广州《新快报》曾报导一则消息，大学生们竟然接到这样的招聘试题：“当工作需要你出卖肉体时，你会怎么办？”这则报导的作者愤概地评述：“不知道这家公司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出这道试题，不过清楚的是，这家单位大概经常需要员工出卖自己的肉体或者灵魂，或者，在商业社会中，出卖肉体是经常的交易，大家都是动物，都有动物的需要，然后以动物的方式来交易。”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学生们对这道试题的回答，竟然大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这种不肯定的暧昧回答[27]。部分地区女大学生应聘时遇到严重的性骚扰，招聘方更是直接了当地表明，需要她们做的不仅仅只是白天的工作，而是晚间陪伴[28]。这类例子并非个别，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职场上的地位竟然只体现为能在各种性交易中增加附加值，充分反映出社会生存质量的堕落。
最容易做的事情当然是指责这些“新生代”大学生们缺乏人格尊严。但是这早已经不是道德范畴的问题，而是人力市场过度竞争的结果。中国的大学生们经过至少16年的寒窗苦读，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等待他们的却还是无业可就的命运，面临的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过度竞争。这种竞争已经到了让人崩溃的程度。2002年12月，复旦大学一位博士生心脏病猝发死亡，而死亡原因竟是“贫困，过度竞争引起的焦虑，就业压力。”一些女大学生因为求职艰难，已经“自觉”地利用色相为自己在求职中“加分”。而这些“社会精英”就算是找到一份职业以后，等待他们的也将是压力过大的工作环境，人称“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写字楼是全世界最累的写字楼”，“为了抓住每一个赚钱的机会，人们普遍愿意牺牲休假、牺牲睡眠、牺牲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忘我的工作”。尤其是年轻的白领，他们甚至不愿意错过任何一次老板的表扬，哪怕只是口头表扬。他们对自己的感觉竟是“站在财富与时尚的风口浪尖上，只能往上混，混到半空中，既没有机场也没有降落伞，不知道怎么平安着陆”[29]。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完成的一份报告，中国平均每年每10万人中就有23人自杀，自杀已成为15岁到34岁年龄段的人的第一大死因，其中不少自杀者竟是万千中国大学生们渴慕的“成功白领”[30]。
知识型劳力过剩的出现，迫使中国人面对“就业的严冬”这一残酷现实。这与80年代开始日趋庞大的过剩农村劳动力以及90年代陆续出现的城市下岗失业大军不一样，这两个群体被认为是素质偏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而被现代化列车甩落的群体。而目前在中国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社会背景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动过剩，却反映出中国社会最深刻的社会危机：人口与资源的关系高度紧张，持续多年的表面经济“繁荣”并不能缓解这一根本矛盾，连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也无法获得进入职场的入场券。
这样的场景曾经在20世纪30到40年代的中国出现过。那时中国的高等教育非常落后，受过高等教育乃至中等教育都算“稀缺物品”，但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不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缺乏吸纳人才的现代部门，“毕业即失业”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少女大学毕业生被迫给官僚军官做妾，大量没有出路的青年则选择了革[和]命、投奔延安。当然，革[和]命胜利以后当年投奔革[和]命的人不会把自己参加革[和]命的原因归结为生活出路无着，只会说自己向往进步。如今，中国实行了25年的改革开放，这种“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却再次出现，它表明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远未达到能够正常吸纳知识型劳力的状态。
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有必要重新估计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和现代产业部门就业容纳量不足的真正原因。2003年，有学者在论文中介绍了一个新的发现──中国的制造业自90年代以来进入了相对萎缩阶段，大批原有的制造业被来料加工型企业替代；与现代化发展的正常道路相反，中国这个拥有数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迫切需要通过工业化来扩大非农就业机会的国家，却正经历着“去工业化”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阶段[31]。这一发现为目前的就业难、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难提供了解释：正规制造业的萎缩意味着技术工人、企业管理、工程师职位大批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一流工科大学的毕业生也很难找到可以发挥其才能的工程师职位，而只能充当秘书、推销员；与此同时，以来料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所需要的往往只是年青、只要求最低工资、不必提供福利、不必长期雇佣的农民工，因此，中国就业劳动力的总数虽然没有明显下降，但对知识型劳动力的需求却在相对萎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知识型劳力过剩”不仅仅只是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问题，它还意味着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社会精英向上流动的渠道发生梗阻，这将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预见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在高等教育部门短暂的盲目扩张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高等院校的调整收缩。中国政府今年规定，就业率过低的学校必须减少招生，就是高等院校调整的信号[32]。当许多家庭节衣缩食、负债累累供养出来的大学生、硕士、博士都难以就业时，人们将不得不减少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而无力为子女投资高等教育，又使子女更加难以就业。另一个必然结果则是，几百万长期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在中国人的忍耐底线上勉强“活着”，当他们和众多国民感到连“活着”都困难时，大量受过教育却没有生活出路的人士将可能重复上个世纪小知识分子们走过的“革[和]命之路”，统治集团“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略必然会受到持续不断的挑战。
（三）精英集团联盟的政治功能
90年代初，中国政府表面上坚持自己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官员们却忙于和经济精英们建立非常密切的私人利益关系。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总财富的85％已经成为少数政治、经济精英们的囊中之物，中国政府因此调整了自己的阶级合作战略。江**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为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合作拓展了广阔的解释空间，“让资本家入党”只不过是让经济精英进入体制有了一条合法的政治通道。中国的知识精英在80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了。中共政府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听话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内共享利益，但绝对堵死可能导致民主化的通路，也不让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分享政治权力。
对于来自于底层的社会反抗，中国政府则越来越依赖于明显的暴力镇压，甚至不屑于再做表面上的安抚工作。2003年曾发生数起因抗议无望而自焚的事件，其中几个自焚未遂者如周永华不仅未得到安抚，反而被投入监狱。到2004年4月，北京市政府竟然出台一部名为“关于维护群众上访现场秩序的工作意见”的法规，明确规定“对采取自杀、自焚、自残等极端行为的，公安机关及时制止和救治，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75]。这部法规表明，中国政府已经用法规的形式将敉平社会冲突的重点从对底层的安抚转为政治高压，公众甚至连自杀抗议的权利都被强制取消。这种惩治自杀者的方式除了中国“文[和]革”时期对自杀者的政治裁定，如“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与之相类之外，在近代文明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例。可以说，对付地方性的小规模群体性反抗，已经成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日常作业，这方面他们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在精英集团联盟日益加强的情况下，不掌握任何资源的社会底层动乱虽然有如烽烟四起，却因消息被封锁而只能局限在某一地区，无法形成跨地区的反抗，因此往往被有效地镇压下去，根本无法构成对极权统治整体性的威胁。
（四）外资的大量进入与国际社会中政治压力的微弱
将前苏联的国际关系与中国今日的国际关系相比，就会发现今天的中国相当幸运。前苏联与欧美国家一直处于冷战状态，两大阵营之间并无多少经济交往，因此也就没有形成牵丝攀葛的各种利益关系。而今天的中国不同，对外开放使得中国与世界各国形成了独[和]裁次的经济交往。到2003年12月底为止，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65,277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041.71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76]。在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180个，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多家去中国投资[77]。目前，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仅次于美国，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预期中的巨大商务利益，使西方民主国家不再象冷战时期那样重视它们与中国之间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分歧，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事实上都受到本国商界的掣肘。在国际资本眼中，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中国那13亿人口的购买力不可忽视，至于中国的政治形态与人[和]权状况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当他们弄明白中国有购买能力的人口其实最多只有3亿左右，但对于人口总数基本上都低于3亿的发达国家的财团与商人们来说，这就够了。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在1989年率先与中国恢复经济关系以后，法国、德国相继放弃了对中国人[和]权状态的批评，重新交往，这种交往背后当然是经济利益与巨额的商业合同。一些号称“中国通”的外国学者给本国政府的公开建议是：“要想与中国保持经济交往，千万不能批评中国政府”。在法国与德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成为“政治问题”[78]。国际社会这种实利主义的外交政策使得中国政府在香港中学的教科书中可以如此总结自己处理“六[和]四”事件的“睿智”：“1989年6月，中国国内爆发了‘六[和]四事件’，中国在国际上一度受到孤立。当时中国采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政策，不因受外国孤立而采取敌对态度，以静候与外国关系改善的时机到来。1996年，大部分国家与中国关系恢复正常，中国在国际上再担当重要的角色[79]。”
这种压力减轻是逐渐的过程。香港回归并逐渐纳入中国政府的政治控制之下，使香港不再享有1997年以前的自由。而台湾近年来由于中共政府“以商制官”的策略大获成功，随着台商进入大陆投资者日多，台湾的政治形势已经大为改观，长达70多年的宿敌国民党由于失去了执政地位，不少老国民党人出于对“台[和]独”的深恶痛绝，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座上宾与统战对象，台湾人最中意的上海已经出现了多个台湾人聚居小区。即使在SARS为台湾带来一片恐慌的2003年1月至4月，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都比2002年同期增长74％[80]。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不利于中国大陆的事情发生，可以预见，香港、台湾这两个历来被中国政府视为“反华势力颠覆中国政府的基地”已经不再具有1989年以前那种作用。
用中国政府的话来阐述，目前的“国际形势大大有利于我国”。联合国的人[和]权委员会曾经是美国让中国政府因人[和]权问题备受难堪的场所，但中国政府的外交“智慧”确实在90年代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个委员会的53个成员国席位中，不少是由古巴、中国、北朝鲜、苏丹、越南、刚果、津巴布韦等国际社会公认的人[和]权状况很差的国家占据，这就给了中国很大的外交活动空间。除了利用这些国家在人[和]权状况上“同病相怜”这点情结之外，中国政府还成功地运用了“国际援助”等金钱外交手段。一直以捍卫人[和]权为使命的美国，终因在这个委员会中有太多的敌人而于2001年落选，此后虽然在这个委员会中重新获得席位，但再也未能恢复它在这个委员会中原有的影响与支配力。2003年的日内瓦联合国人[和]权会议上，美国没有提出对中国人[和]权的议案，虽然被解释成“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外交的牺牲品”，但事实上却是美国对华外交政策转变的一个风向标。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获得了联合国人[和]权委员会颁发的人[和]权奖。虽然这个奖项被国际人[和]权团体视为人[和]权史上的极大耻辱，是对人[和]权本身的羞辱，但中国政府却为此沾沾自喜。
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不再需要每年由美国国会投票表决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手中已经不再握有“人[和]权外交”的筹码。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美国淡化“人[和]权外交”，算是达到了中共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对中国国内的民主化进程而言，这却未必是什么好事。近几年中国政府不断加紧控制传媒，加强对反对声音的镇压，国家安全部对社会生活的渗透越来越广泛并公开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在人[和]权问题上逐渐软化立场的结果，因为中国政府不需要再担心来自美国的干预。
源源不断涌入的外资大大抵消了资本外逃对国家外汇储备构成的压力，为中国政府赢得了相当充裕的时间，可以比较从容地应付银行系统巨额坏帐带来的严重问题。
中国与各国建立的经济合作夥伴关系也对中国问题研究圈有影响：冷战时期欧美各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对他们的研究对象苏联很少有友好态度，而现在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则对中国充满了好感与友善。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共同创造了两个前景灿烂的神话：一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会促使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二是高科技的进步会带来资讯的自由传播，有助于打破中国的新闻封锁。前一个神话只能说是持此论者一厢情愿的美好希望，因为WTO不过是国际社会的经济游戏规则，不可能期望通过它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目前因为西方投资者在中国的预期利益未能实现，这个神话正在西方社会逐渐退色。第二个神话则被中国政府无情地击碎了，如前所述，中国政府投资几亿美元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正在为中国政府用科技手段加强社会控制贡献力量。但这些不断破灭的幻想在短期内并未降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美好期望，中国的任何小小的一项政策出台，都可能被解释出让人感到前景光明的无限新意。比如2002年末深圳特区推出的行政改革，曾被不少中国问题专家热情洋溢地解释成“政治体制改革与三权分立”的试验；此外诸如中共“十六大”召开以前的“新闻体制改革”神话，“十六大”以后的“胡温新政”神话，以及“SARS危机将会促使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测等等，都是这种友善态度的结晶。
国际社会现在对中国政府真是充满了友好和热切期望，这是前苏联当局从未遇到过的好运。这种好感已经使得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不再注意一些完全不应该被忽视的信息：比如中国政府从SARS事件上总结的教训，绝对不是开放舆论、增加透明度，而是更加紧密地对传媒加紧控制；政府为了从纸面上彻底消灭SARS，临时制定了一条政策性法规文件，将传播SARS信息的人视为传播谣言、扰乱人心，以法律的名义进行严惩；至于中国不断发生的记者与网络异议人士被捕的消息，更是被一些学者看作个案和个别政府部门的过当行为。
尽管国际社会里仍然有很多组织和人士非常关心中国的人[和]权状况和政治自由，但他们毕竟不能左右各国商界和政府的政策。笔者以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只能依靠本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外因最多只能起锦上添花的作用，绝非雪中送炭。当年苏联若不是要建立一个以自己为领袖、能与西方对峙的庞大红色帝国，绝不会拿出那么多的物力人力来“支援”世界革[和]命与中共。
上述所有举措均有利于中共统治的“稳定”。但中国政府并未利用这一时机实行民主化改革，而是热衷于用营造经济繁荣幻象吸引更多的外资，与此同时采取各种为渊驱鱼的方式激化着各种社会危机，加剧各种社会矛盾。
四、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再有政治改革的动力？
从90年代以来，中国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状态，完全放弃了80年代曾一度提上日程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一词本来包含有价值取向的制度性变革在内，但中国政府现在却把各种政策规定的改变都挂上“改革”这块招牌，甚至许多违反社会公正、伤害多数民众利益、只有利于少数利益集团的政策变动也一律戴上“改革”的桂冠，比如义务教育被“改革”成“教育产业化”，公费医疗体制被“改革”成“医疗商业化”，这类假“改革”之名、行敲剥民众之实的例子举不胜举。可以说，“改革”这个曾经让中国人充满希望的概念已经被严重异化，所有能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进步变革的改革反而陷入停滞状态。究其原因，这与两个重要因素有关，一是民众的“圣君贤相”幻觉，二是开放以来形成“政治退出机制”导致精英集团行为短期化。
（一）中国人的“圣君情结”与“清官梦”
中共统治之所以能维持稳定，与民众对中共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有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党中央，这是多年来中共通过反复教育宣传在民众头脑中定格的形像。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例如，河南省上蔡县有大批因卖血而感染爱滋病的农民，尽管当地政府官员把他们视为“鬼魅”，百般打压，但他们还在期待着“唯一的青天──中央”来解救他们。那些爱滋病患者说：“实际上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一到下边就搞坏了”，“他们（指上蔡县官员－作者注）所作所为不符合共产党逻辑，共产党一贯做事光明磊落”，“他们就象国民党（事实上说这些话的人并未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过──作者注）”，“现在唯一的青天就是中央，可是我们又见不到。一到下面就变样了[81]。”
中国思想界对民众的这种认识持两种评价，部分人认为这是民众的策略考虑，以便通过这种表述来争取中央同情，藉此保护自己。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民众一直怀有“圣君情结”与“清官梦”，以为中央政府是清正廉明的，愿将中国引领到光明之途，只是由于贪官污吏处处掣肘，那些具有理想主义精神愿意为人民办实事的“清官”无法施展才能，结果导致目前这种局面的出现。
笔者以为，这种“现代圣君贤相”的幻觉其实是中国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文化的现代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中共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不但未改造这种文化，毛**时代还通过“造神”运动把这一观念推到了极致，只不过“圣君”从封建时代的皇帝变成了毛**、邓小平等领导人罢了。几年前朱镕基就任总理时，就是被视为“贤相” 而被赋予了太多的理想色彩，因而不得不承载了太多的民意和过于厚重的期望。这固然因朱个人特殊的性格一度极富魅力，但归根结底还是民众的“圣君贤相”梦想在起作用。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民众再次寄希望于一点：共产党高层权力的代际更替能让所谓的“党内健康力量”上台，从而维持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共“十六大”之后，一如当年对朱镕基的热切期望一样，人们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地盼望着新一届领导人有能力有决心抑恶扬善、除奸举贤，把中国带入一个文明兴旺的新时代。多数国人所期盼的“新时代”不是“新”在政治制度上──在中共意识形态的长期灌输下，中国人大多对民主政治其实并不了解，不少人还抱有西方民主制度是虚伪的这一观念──而是“新”在能够安居乐业：城市居民希望世界物质文明潮流别将自己拉下太远，农民则盼望政府能让自己维持温饱。
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梦想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和]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且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正因如此，毛**可以超越制度行使超常规的个人[和]权力，并且率性而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但他的继任者邓小平就不得不部分服从制度的惯性；此后的领导人一代比一代弱，因此也越来越为现存制度的惯性所支配。领导者对现存制度所赋予的合法地位依赖越大，自主行事的空间就越小。
“圣君贤相”式幻想不仅存在于工农民众当中，也普遍存在于知识分子当中。然而，这种幻想却一次又一次被严酷的事实无情地击得粉碎。山西省记者高勤荣因写“内参”揭露运城地区当局弄虚作假、大搞假“渗灌工程”，次年即被该地政府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诬陷而判刑12年[82]。江西省府政策研究室《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副社长桂晓琦将中央政府历年来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汇编成册出版，帮助农民了解有关的政策法规和他们的权利，结果该书却被江西省政府宣布为“反动书籍”，强行全部收缴，桂晓琦为逃避省公安厅的追捕被迫流落外乡[83]。高勤荣是想藉“内参”向中央反映情况，桂晓琦则是想借“中央文件”这柄“尚方宝剑”帮助农民，但他们信赖的“中央”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支持或保护他们，而是听任地方政府践踏蹂躏这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2003年SARS爆发初期，中国政府按惯例封锁疫情消息，从而导致疫情迅速蔓延。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将卫生部长张文康解职，让他充当政府撒谎的替罪羊。但许多中国人宁可相信隐瞒疫情只是张文康的个人行为，而不愿意承认这只是张按照体制运行惯例所作的反应。其实中国政府早有保密法规明文规定：“重大疫情属于国家机密，不得随意披露”，况且控制新闻以“维持社会安定团结”更是政府的例行公事。在中国，民众对事涉自己生命安全的重要信息没有知情权，而政府通过一整套等级森严的“内部文件”制度让各级官员按级别获取“内部”信息。最近，中国一些鼓吹“现代仁政”的学者又在劝说民众相信统治者的道德力量，继续重复这一“圣君贤相”的梦想。
笔者不否认自己在90年代写《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时多少也存在一些幻想：希望统治者能够为本阶级的长期利益着想，将狼与羊的关系维持在一个能够让羊群维持再生产的临界点上，因为双方毕竟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但当笔者阅读了大量有关拉丁美洲国家“改革史”的研究文献之后，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专[和]制（或极权）国家的任何改革，毫无例外都是该国权势阶层与精英群体重新瓜分资源的过程；改革的口号再漂亮，改革方案再如何宣称是为了民众利益着想，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而在精英群体中居于弱势地位的知识精英，为了在利益瓜分中得到一小块，整体上也必然走上与政治经济精英合流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圣君贤相”幻想之现代版的存在，也与当代中国的冷酷现实有密切关系。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一，在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的反抗能力，而新闻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在传统社会中，官民对峙所凭藉的装备虽有优劣之分，但毕竟同属于“冷兵器”时代的产品。而在如今，民众充其量拥有热兵器时代的早期装备，而官方却拥有核武器时代的先进装备，以及信息时代的一切先进通讯、交通工具，力量的不对称是盲人也能看见的事实。与此同时，官方还拥有发布一切信息的权力，镇压民众的反抗可以被任意解释成政府“打黑”“反黑”，或者是“平定阴谋颠覆政府的暴乱”。在这种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无反抗能力，也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中国民众与官府的关系，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与《血酬定律》[84]这两本书中都有极为精当的分析，那些“元规则”与“潜规则”至今还在支配中国社会，并未成为历史，“出售英雄”的戏剧也正在各地的反抗事件中不断重演，只不过出场的人物与时代有所变化而已。
第二，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化暴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使用个人暴力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并非有能力保护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精英。前几年轰动一时的张君犯罪团伙，虽然声称自己是报复社会不公，但其受害者却没有任何人曾经施害于这个团伙的任何成员。近年来中国刑事犯罪案件高发的主要原因，追根溯源，就是政府的体制化暴力催化了个人报复性暴力。
（二）另类“政治退出机制”与精英集团行为短期化
生活在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冲突日益增多、生态环境明显恶化、道德秩序崩坏的社会里，穷人感到绝望，富人感到担忧，几乎没有多少人有安全感与幸福感。于是今天的中国人变成了世界上最爱离开母国到他国“寻找幸福”的族群。这种对外开放带来的移居国外的机会，无异于给中国的贪官污吏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政治退出机制”。这个“退出”，不是指他们在本国政治舞台上退出权力中心，而是指他们在凭借权力资本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后，退出这个被他们折腾得千孔百疮的中国。因为有这一“政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精英成了世界上最没有政治责任感的统治集团。
中国的官僚阶层通过“内部文件”制度能掌握大量学者和民众不知道的社会经济真相，他们的危机感其实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在大陆通过各种途径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家属已经在国外舒适地定居下来，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个继续捞钱的方便场所而已。近年来欧洲一些国家和澳大利亚等、新西兰、加拿大等将吸收中国留学生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一大举措，就是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出国留学需求。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发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其中不乏让子女借读书之机出国“打前站”者。如果说“钞票”也是一种选票，那么中国精英对子女与家庭的未来安排，已经表明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投”了什么样的“票”。
这一“政治退出机制”对中国当代政治的影响，几乎可以用近年来在海外定居的中国大陆人的数量与资本外逃数额作为衡量指标。被中国政府与民族主义者詈骂有加的美国则成为中国精英们到国外定居的首选，它那富饶的东部和西海岸，恰如一片巨大的海滩，近百年来中国每一次政治大潮退潮，总会在这片海滩上留下几片贝壳。如今，迁居这些地方的中国新富们如同过江之鲫，汇成了一股人潮。在洛杉矶，中国新富的“二奶”们定居的豪华居住区，构成了一个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色居民区──“二奶村”。中国精英集团成员普遍安排家庭成员出国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遍观世界，没有任何国家的精英集团有这样的大规模定居外国的集体行为。
由于这种另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两大精英集团的成员不必再与本国人民共同承受必将到来的各种社会危机，共享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对统治集团来说，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维持眼前的政治社会稳定，将目前政治体制所赋予的权力资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保证自己最大限度地攫取财富，积累“退出”所必须的本钱。因此，精英集团成员的行为明显的短期化。
两百多年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则是：“我离贻d中国以后，哪怕洪水滔天。”中国既然不再被贪官污吏及其家庭成员视为家园，他们自然也不必再为过分压榨而产生后顾之忧，中国历史上有关统治者与人民的传统“舟水理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就不再起任何道德约束作用。因此，可能给眼前的利益攫取带来风险、并使统治集团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被统治集团无限期搁置。
结语
本文第二部分所谈的问题正严重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方式，而第三、第四部分分析的所有因素都有利于中国政府在短期内维持政治统治的稳定。
本文的分析还表明，希望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能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那些认为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长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们，其分析建立在这样的逻辑之上：中国政府是一支高效团结的“消防队”，它花费巨大的投入所建立的“消防设施”，如舆论控制、政治高压、由防暴警察与国家安全部构成的“安全系统”等，能有效地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
但笔者的看法却没有那样乐观，尽管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以“改革”名义出台的措施与对国家机器的修补，再加上高科技的使用，把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无法“革[和]命”的社会，从而使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能够在今后10到15年的时间里勉强维持下去，但这样一个距离现代民主政治越来越远，既不能保证人民的生存权，且被本国精英弃如弊履的国家，称得上是在“健康发展”吗？中国的实况并不是“地面上铺满了干柴”，而是地下在奔突着随时可能窜出地面燃烧的“地火”，任何最先进的“消防设施”对“地火”的防御作用是有限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终会有撑不住的一天。而由于中共“党国一体“的长期统治，执政党撑不下去之时，也就是中国社会陷于解体之日。与以往历史上大动乱不一样的是，由于人口的空前膨胀，生态环境的高度破坏，以及社会道德的整体崩溃等制约因素，经历过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要进行重建，将比以往任何时代的重建都困难得多。
中国究竟应该维持目前的专[和]制政治还是应该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答案是现成的：维持目前这种体制，就是维持少数精英集团对人民大众的掠夺。那么剩下的问题是：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又将如何？君不见，在拉丁美洲一些号称“民主化”的国家中，人民不是依旧生活于水深火热当中？
可以预见，中国的民主化将会是一个漫长曲折且危机四伏的过程。根据中国百余年来引进西方文明那种种“淮桔成枳”的经验，以及目前中国已具备“失败国家”的基本特征这一现实状况，笔者只能说，民主化将使中国在威权体制之外多了一种选择的可能，但并非包医百病的灵药。中国是否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区别在于是由谁来计算机会成本。对于一部分统治精英来说，他们需要时间伺机“退出”中国；而对于另一部分还希望（或因种种原因不得不）留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统治精英来说，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是否具备了操纵“民主”的能力，如果基本具备这一能力，“改革”也许可能开始；对于公众来说，则有一个由我们这一代来支付改革成本，还是由下一代支付改革成本的问题。
两百多年前美国发生了伟大的独立战争，其导火线是“波士顿倾茶事件”。该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发生了激烈的讨论：与英国的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固然可以不开战，但这场战争迟早还是会发生；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与其让子孙后代为独立付出血与火的代价，还是让我们这一代人承担责任吧。于是美国人民在其开国元勋的领导下，书写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一笔。
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拿出美国人民当年的勇气？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百年立宪的悲剧，不应该再有一个150年还建立不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悲剧。曾经有过辉煌文明历史的中国人，应该有能力做出明智的选择。
（初稿于2002年12月；二稿于2003年7月，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之前言发表（香港博大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完稿于2004年5月）
汉源事件──社会总危机的信号
何清涟 于 December 03, 2004 :
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是中国生态环境惨遭掠夺性使用和大量基层民众的被剥夺，汉源事件等大规模群众暴动表明，被权贵私有化的中国已进入高危并发期。
仅从十月以来，中国发生了多起世界瞩目的民众反抗事件，所有这类事件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已进入社会冲突高发期。
政府竭泽而渔民众失生存权
在这些事件中，四川汉源库区民众为捍卫生存权益的反抗特别值得注目，其原因在于：第一，这次反抗不仅涉及十五万人民的生存权，还因为汉源事件仅仅只是时下中国诸多同类事件中的一个案例而已，它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自然资源正在竭泽而渔。按照中国的新能源战略，中国在未来还将有五千万左右（甚至更多）的人将被强制移民；第二，中国政府必须在日趋严重的能源危机与底层骚乱这「两害」中将做出权衡：是开发能源以支撑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维护几千万底层人民的基本生存权。说白了，是牺牲少部份人的生存权让中共政权多活几年或者十几年，还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应付种种必将随之而来的经济社会问题。
许多分析人士都将汉源暴乱的起因归结为搬迁补偿不合理，但这一说法其实只解析了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这种搬迁打破了农民的饭碗，以前农民依靠几千亩良田，生活还可以维持，但搬迁后分到只能种玉米的坡地，根本无法维持生活。所谓「补偿」就算官员们一分钱都不贪污，也是有限的与一次性的，而每个农民家庭维持生活所需是连续与不间断的。中国目前城乡总和失业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三十左右，汉源农民被政府硬生生地从土地上驱赶出去，只不过使中国的失业大军再增添十多万人而已。
政府并非看不到上述情况。早在数月以前，一些专家在汉源实地考察之后，也指出汉源将会重蹈云南漫湾电站工程之覆辙，这些「以脱贫、发展为目标的水电工程，使一些原本较富裕的农民陷入贫困之中」。那么为甚么在胡锦涛大唱「执政为民」的高调之时，中国政府为甚么对大规模移民这类侵害民权的事情视而不见，听任其屡屡发生？
为国家利益牺牲的民众生存权
漫湾、汉源库区所遭遇的返贫之危，正是西部地区在「跑马圈水」狂潮中普遍面临问题的一个缩影。在中国西南的大江大河上，近期在建和拟建装机容量超过三百万千瓦的巨型水电站达到十个，加上已建成的二滩电站，这些巨型电站装机总容量相当于五个三峡电站。但在水电开发进入黄金期的时候，自然生态和人类的社会系统却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种水利工程的兴建，根本就不能在总体上增进社会的福利水平，在兴建期，是以牺牲库区民众的利益来满足政府部门少数官员及水电集团之利益需求的掠夺行为；从长远看，则是吃子孙饭，断后代路的短视行为。
根据世界银行的不完全统计，在过去五十年中，中国兴建的大型水电工程，共产生一千六百多万移民，其中至少有一千万人处于贫困之中。在移民安置过程中，中国政府漠视人[和]权的特点体现在「重投资、轻移民」的政策中。为了动员库区农民移民，政府迫使移民的个人生存权服从于电力、防洪、灌溉、航运等所谓「国家利益」。当众多移民迁徙到新的安置地后，因土地贫瘠，无以产生，境遇悲惨，其中黄河三门峡水库的三十万移民自从六十年代被强制搬迁后，二十多年间，曾三次在四大农民领袖的带领下，有组织地从贫瘠的安置地逃回故乡，又被故乡政府强制遣返。而这三十万移民艰苦抗争的血泪史，始终未能被中国大陆的广大民众知晓。
「改革开放时期」中动工的水利工程同样弊端丛生，一九八○年代修建的云南漫湾电站即为其中一例。当年修建水库时，当地政府根本未征求民众意见，擅自与水电公司签订协定，以极低的价格让出了土质肥沃的沿江土地，一九八○年代中期动工修建漫湾电站的时候，当地政府喊出的口号是「漫湾发电之日，就是百姓富裕之时」，而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在电站水坝建成之后，当地上万库区移民生活日渐困苦。迫于生计，很多就业无门的库区男性移民只得到外地去打工。而妇孺则更多靠捡垃圾产生，生活十分悲惨。根据一项调查，在漫湾库区，在水库淹没前，当地百姓的收入高于云南全省坝区平均值百分之十一点二。而在库区淹没后，移民的收入却只能达到全省平均值的百分之四十六。此前居民电价为零点一六元／度，而漫湾电站发电后，移民的用电电价却飙升为二元／度。
面临能源危机被迫竭泽而渔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却决不会停止修建水库及水电站工程。就在汉源事件发生后的十一月九日，中国水利部部长汪恕诚还在一个科技报告会上说，中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达六点八九亿千瓦，其中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三点九五亿千瓦。为了保证城市供水，提高防洪能力以及发展水电，缓解能源紧张，中国还必须修建很多的大坝——这话令国际社会听了感到吃惊，因为目前世界发达国家都在致力于拆毁大坝，恢复生态，许多国际环保组织就中国大量建坝纷纷提出各种警告，并采取各种抵制行动时，汪恕诚难道真要反国际环保潮流而动？更重要的是，根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目前中国水电装机容量为一亿千瓦，已经让一千六百万民众移民，其中至少一千万人因移民而陷入贫困，如果还要再开发二点九五亿瓦装机容量，意味著还将产生三倍于目前数量的移民，制造更多的社会骚乱。
汪恕诚这番话的背后，是中国面临能源危机而被迫竭泽而渔的尴尬，因为发展水电实际上是中国不得不拟定的主要能源战略。
正如笔者在多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主要依靠本国资源支撑经济发展。随著经济的增长，对外部资源的依赖越来越强。中国政府的智囊们也知道这种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最多还有六年左右的「战略机遇期」。从前年开始，中国各地电力告缺，不少经济发达地区的电力供应只能限制供应，生产厂家被迫「开三停四」（供三天电，停四天电）。从那时起，中国就开始寻找多种替代能源。据中国政府新的能源战略，中国在本世纪头二十年的主要能源开发战略，就是尽量使能源「结构多元」化。这个「结构多元」，是指大力开发水电、核电，以及太阳能、生物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以赢得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但诸种能源中，发展核电面临的三大难题是投入、技术和环境，所以其目标只能定为「到二○二○年使核电装机达到四千万千瓦，占全部发电量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四」，而其余的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也都因地区气候条件的限制与技术限制，只能做几个样板工程，主要的替代能源发展方向还是水电。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认为，中国是水电大国，目前的开发率仅为百分之十五，开发率远低于世界水平，也落后于印度、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开发潜力巨大。
既然开发水电成了国家战略，那么全国所有被选择为库区的住民就只有搬迁一途了，汉源移民的困境，曾被记者以「四川汉源之惑：大型水电站带来的返贫危机」为题加以报导（《中国经营报》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但这种舆论呼吁丝毫不能唤起政府的良知与政治责任感。因为按照中共那种「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的逻辑，底层民众的生存权远比巨大的国家利益微渺而不足道。为了国家的能源战略，即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三江并流」世界文化遗产长江上游虎跳峡也被规划为兴建水坝区域。虎跳峡最深处达三千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该处风景秀丽，文物丰富，是中国最受欢迎的旅游地之一。如此宝地尚且未能免建水坝之厄运，不用说汉源这类并非世界文化遗产地区了。
被权贵精英榨乾和抛弃的中国专[和]制的中国政府已经只能用发展经济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已经很不明智地走上了一条高能源、高消耗的经济高速增长之路，牺牲了农村与大部份中小城市，才打造出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几个现代化橱窗。根据官方资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达到百分之八以上，正好与增长速度相抵销。但用这种耗尽了世界不少资源的方式，尚且未能解决本国人民的高失业问题，其造成的污染不仅遗祸子孙，而且祸延邻邦，日本、南韩早已成为中国沙尘暴的受害者，香港的空气也受到大陆严重污染的空气影响，几个与中国共用水源的邻国，如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也相继成为中国水资源问题的受害者，一直抱怨不已。
可以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危机并发期：所谓「经济改革」在制造少数富人的同时，以更快的速度制造了数十倍于富人的穷人，而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是中国惨遭掠夺性使用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的环境与大量穷人构成了一个没有进入国际资本视野的中国，最近频繁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暴动再一次揭示了一个被中国那几个现代化橱窗的繁华气象所掩盖的真实中国，这是一个在权贵私有化过程中被榨乾并被抛弃的中国，而这个中国才是大多数中国人生活于其中的真实中国。这个中国已经地火奔突四起，总有一天要将中华文明烧成灰烬。
而中国文明的延续对中国高层来说是个并不重要的问题，因为就在近几天，中国央行公布新规定，放松外汇管制，其核心内容就是规定移民财产转移境外不作上限。这等于将中国的资本外逃合法化，从此贪官污吏们可以更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家而无需为这个被他们折腾得千疮百孔的中国负责。
#日志日期：2009-1-1 星期四(Thursday)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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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万元悬赏污染照片、十五万元征集环保写作书稿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1:11
唉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1:29
这个博客的出发点很好，但存在过分愤青的嫌疑，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文用词带有明显的感情倾向，严格来讲，并不是一篇合格的新闻稿。
国内目前新闻管制是比较严重，通过网络发布一些我们不容易看到的国外新闻很有价值，但个人建议还是专注于一些正规稿件比较好，否则反而容易使自己的说服力下降。
我们应该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评判、转述，如果主办方自己都明显表现出感情倾向，那只能说，这个博客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公平的展台了。
评论人：fengzhiyunyyy 评论日期：2009-1-2 3:42
博客因该作为各种观点表达的平台，让所有的观点都能发出声音 如果连展示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什么客观公正而言 真正是判断权在于读者自己 如果读者就这么轻易就被这种观点所左右 那样也太低级了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9:05
对!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9:17
这个博客还能够存在，说明新闻管制还没有到了不客容忍的程度。
中国有其特殊性，中国人也不同于外国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管制，中国就彻底大乱了！恐怕要比苏联当年还要乱上10倍100倍！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9:17
这个博客还能够存在，说明新闻管制还没有到了不客容忍的程度。
中国有其特殊性，中国人也不同于外国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管制，中国就彻底大乱了！恐怕要比苏联当年还要乱上10倍100倍！
评论人：名可名的名城 评论日期：2009-1-2 9:37
问二楼：这是新闻稿吗？何清涟是愤青吗？
作为一个学者，何清涟有足够的良知和优于海外其他声音的资讯来源。说到“客观公正”，何清涟应该有具备这些特点。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9:41
文章太长，没看完，飘过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9:51
这篇文章应该是本博客发的少有的特别有深度的文章。
何清涟是中国人，在中国呆过很长时间，后又出国，所以对中国的问题看得特别清楚透彻。
少有的好文！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9:57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1:29 这个博客的出发点很好，但存在过分愤青的嫌疑，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文用词带有明显的感情倾向，严格来讲，并不是一篇合格的新闻稿。
国内目前新闻 管制是比较严重，通过网络发布一些我们不容易看到的国外新闻很有价值，但个人建议还是专注于一些正规稿件比较好，否则反而容易使自己的说服力下降。
我们应该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评判、转述，如果主办方自己都明显表现出感情倾向，那只能说，这个博客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公平的展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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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质问二楼：
1. 这是一篇新闻稿件么？这个博客只能发表新闻稿件么？
2. 何清涟是一个学者，与愤青有很大的区别。请问愤青的定义是什么？
3. 该文用词有感情倾向么？哪一句不是事实呢？如果有，请明确指出！
4. 什么叫正规稿件？什么叫不正规？愚认为：说的对就好，不存在正规与否。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9:58
大概2000年看过何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写得真好,何女士不出国会有更大的成就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10:08
说何女士是愤青的应该是脑残吧,或是小屁孩,请你去看一下<<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再对比一下现在,何女士写文章肯定是有感情,有倾向的,那是对普罗大众的感情,挑战国内权贵的倾向,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10:32
我尊重你的言 [...]
“三鹿事件”真相大曝光
“三鹿事件”真相大曝光
本报记者 叶铁桥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1-01
2008年12月31日，三鹿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在法庭上受审。
丁立新摄（新华社发）
2008年的最后一天，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门口人头攒动。一大早，警察就在法院外拉起了警戒线，严格审查旁听者资格。
上午8时，庭审开始。从田文华的答问中，可以描述出她的成长轨迹：她出生于石家庄，1966年8月毕业于张家口农业专科学校，1968年开始从事奶业工作，并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逐渐发展成为集奶牛饲养、乳品加工、科研开发为一体的三鹿集团。
而其余3名被告，也是在三鹿集团工作了多年的老员工，他们见证了三鹿的成长与辉煌，但三鹿也毁在了他们手中。
随着庭审的持续进行，“三鹿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为保密，他们将三聚氰胺称为“A物质”
据公诉机关指控：2007年12月以来，被告单位三鹿集团陆续收到消费者投诉，反映有部分婴幼儿食用该集团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后尿液中出现红色沉淀物等症状。
被告王玉良供认，2008年3月，接到问题奶粉的投诉后，他向奶事业部汇报，让其查一下原因，他这边也查了一下，他给田文华汇报过，田文华当时说让技术部监测、检测，看是不是孩子上火了等其他原因造成的。当时的确没有引起我们重视，一直到4月底，消费者投诉奶粉质量问题增多，当时可以认定是奶粉质量出了问题，田文华决定当即成立质量小组，他负责技术小组、攻关小组的领导、协调。
田文华在庭审中供认，她是在今年5月中旬才获知三鹿奶粉出现问题的，这也是下面的人报告给她的。
田文华说，当她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组织成立了由副总经理王玉良负责的技术攻关小组。通过技术小组的排查，确认该集团所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中的“非乳蛋白态氮”含量是国内外同类产品的1．5至6倍。
但由于当时对三聚氰胺这一物质不太熟悉，所以不敢肯定里面含有什么东西。王玉良说，由于去年我国曾发生过出口宠物食品致动物死亡的事件，有证据显示宠物食品中含有三聚氰胺，她当时也怀疑是三聚氰胺。
田文华说，三鹿集团将系列样品送往多家检测机构检测，但都没检测出问题，都声称产品正常。
7月24日，三鹿将16批次婴幼儿系列奶粉送往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测，当时考虑到产品的声誉问题，三鹿并没有向该中心说明是自己的成品，而仅表示是原料或其他东西。在送审过程中，三鹿集团还想方设法予以保密。
当时，全国有许多婴幼儿因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出现泌尿系统结石等严重疾患，部分婴幼儿住院手术治疗，甘肃等地还出现多例婴幼儿死亡事件。
公诉方当庭出具的证据显示，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有关人员对三鹿送检的产品颇为吃惊，表示这种产品即使牲畜食用都会导致严重后果。
田文华说，8月1日下午5时许，她得到检测报告：送检的16个批次奶粉样品中，15批次检出了三聚氰胺。于是，她紧急召开了集团经营班子扩大会进行商议，会议由当日下午6时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4时。
然而，正是由于这次会议错判了形势，并通过了一系列错误决议，让三鹿集团走上了绝路。
田文华说，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在三鹿集团的董事要求召回产品，但参加会议的许多高管认为，召回产品会造成声誉受损，于是决定以悄悄换回的方式取代召回。“当我们说了这一建议后，新西兰方代表没有反对，所以这个提议就通过了”。
杭志奇则在法庭上供述，在这次会议上，大家研讨形势认为，当时正处于奥运前夕，且消息泄露后将极大影响三鹿的声誉，所以决定对奶制品中含三聚氰胺一事在扩大会议的范围内严格予以保密，对外将三聚氰胺称为“A物质”。
王玉良供认：“我们在化验单上发现有“A物质”，“A物质”是什么，“A物质”实际上就是三聚氰胺，为什么这样写？我公司在检验时，发现奶粉中有三聚氰胺后，2008年8月1日，当晚召开了会议，会上，企业考虑到品牌的影响，田文华总经理要求已经知道的部门和人员不要再传播了，所以在以后的化验单上就出现了“A物质”或者不写名称只写含量的现象，这也很正常。谁规定的三聚氰胺写成“A物质”？集团公司没有具体规定，可能是分层的实验室或质检部门自己规定的……”
问题奶被调转入液态奶，知毒卖毒
作为公司中层管理人员的被告人吴聚生也声称，杭志奇在其后打电话把他叫进办公室，要他将因“非乳蛋白态氮”检测不合格而被加工三厂拒收的原奶转送他处时，杭志奇也仅仅告知他原奶中含的是“A物质”，并表示这个物质属于“非乳蛋白态氮”，对人体有害，但掺杂在液态奶中问题不大。
随后几天，三鹿集团的质检中心研制出了检测三聚氰胺的方法，但为了保密，三鹿集团还委托杭志奇的妻子代买相关设备，并在杭志奇妻子的公司由设备提供方培训三鹿集团员工。
然而，由于当时临近中秋节和国庆节，市场上对于奶制品的需求异常大，田文华说，即使开足马力生产，三鹿集团也无法用不含三聚氰胺的奶换回已销售出去的含三聚氰胺的奶。
在此情况下，8月13日，三鹿集团班子开会时，她拿出一份从新西兰恒天然公司获得的资料（原件是英文，但关键点已经被翻译成中文），这是欧盟关于食品中含三聚氰胺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一个人，按体重来衡量，每公斤每天耐受三聚氰胺的量是0．5毫克，如果将其换算成奶粉，那么，每公斤中含20毫克三聚氰胺不会有影响。
王玉良说，他在会议上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欧盟的标准是20毫克的话，为慎重起见，还应该在这个标准上打个5折，于是班子决定，对已经被封存的奶粉，三聚氰胺含量在10毫克以下的予以放行。但到了后来，由于市场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一标准又被放大到了15毫克。
会议还决定：调集三聚氰胺含量20mg／kg左右的产品换回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产品，并逐步将含三聚氰胺的产品通过调换撤出市场。
经检测和审计，2008年8月2日至9月12日，被告单位三鹿集团共生产含有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72个批次，总量904.2432吨；销售含有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69个批次，总量813.737吨，销售金额4756万多元。
“如果不收，我们就将从此丧失这部分奶源”
不能不说，三鹿集团出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恶性竞争。
田文华说，蒙牛、伊利等巨头涌进河北省市场以后，奶源市场就越来越紧张了，尤其是从2003年下半年以后，她感觉公司奶源形势日益严峻。
据了解，河北省是产值仅次于内蒙古的奶业大省，然而，由于奶源竞争激烈，恶性抢奶事件频发，导致奶价一直高企不下。
河北省食品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第一季度，因为原奶收购价争抢严重，导致今年一季度河北省液体乳及乳制品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9.02％，全行业64个企业中有23个出现亏损，亏损总额达4471万元。
而三鹿高管这次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提起公诉，公诉方所提供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在三鹿查出原奶有问题后，仍将原奶收购加工并销售到市场上。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三鹿加工三厂主要生产婴幼儿奶粉，毒奶粉事件出来后，加工三厂加大了对原奶的检测力度，并在随后的检测中检测出多批原奶含三聚氰胺，然而，虽然查出问题后，三鹿加工三厂主要产婴幼儿奶粉拒收了这些奶站提供的原奶，但是，随后，杭志奇却授意吴聚生将这些奶转至其他奶厂。
就这样，先是有因“非乳蛋白态氮”检测不合格而被加工三厂拒收的29吨多原奶被转往行唐配送中心和新乐闵镇配送中心，这两个配送中心又先后向保定三鹿、加工二厂和三鹿乐时奶制品公司配送原奶 180.89吨。
这些原奶与其他原奶混合后，进入了加工程序，分别生产出原味酸奶、益生菌酸奶、草莓酸酸乳等含有三聚氰胺的液态奶269吨多，且全部铺向市场并且销售完毕。
当被公诉方问及为什么明知这些原奶有问题，三鹿公司仍然要收奶时，杭志奇说，没有办法，竞争实在太厉害了，如果我们不收，我们就将从此丧失这部分奶源。
吴聚生也说，如果三鹿拒收，这些原奶仍然会流到别的地方去。
王玉良也说，虽然在8月4日他们就研制出了三聚氰胺的检测方法，但是该设备在各个分公司的配备并不均衡，主要生产婴幼儿奶粉的加工三厂最早配备，其余的地方，对奶源的控制并没有那样严格，同样是基于市场压力大：奶制品销路好，原奶的供应却时时感到紧迫。
吴聚生说，发现问题奶后，三鹿公司采取了“人盯奶厅”的办法，就是每个奶站派驻工作人员进驻，监督产奶、收奶的全过程，以保证质量，公司甚至还直接租赁了几个奶站，以控制奶源。当然，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打的是奥运的招牌，声称是为了奥运考虑要加强食品的监督。然而到了此时，事情已经无法弥补。
沉重的思考
田文华称，8月1日，在她获知三鹿送检的16个批次奶粉样品中有15批次检出三聚氰胺后，于8月2日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当地政府部门作了汇报。
8月29日，她再次以书面报告形式上报市政府。然而，市政府对此事却迟迟未能作出反映。
在今天的庭审中，三鹿集团的辩护人也多次提出，田文华及时向政府部门汇报信息，说明三鹿集团在此事的反应上是迅速的，当地政府部门难辞其咎。
据媒体报道，此前，石家庄市一位王姓秘书长说，之所以石家庄市政府向上级迟报信息，以致酿成事态扩大到全国，该市市政府对此事很不敏感，另外更多地考虑了对企业的信任和支持。当时只是向媒体做了一些简单说明。
据了解，三鹿是石家庄市数一数二的企业，其税收占到了该市财政收入的相当比例，所以当地政府部门在此事的处理出现了问题。
而事实上，企业和政府部门出现的问题也给当地造成了重大损害。12月31日晚，记者从庭审现场回住地途中，正好赶上出租车司机邵松超带着妻儿回家。途中，他告诉记者，他6岁的儿子从1岁半就开始喝三鹿液态奶，“我儿子不爱喝水，就爱喝奶，他每天能喝1公斤奶，而且，他从1岁半就开始这样喝，结果在三鹿出事后，去医院检查，查出了肾积水。”
邵松超说，这还是最近几次的检查结果，医院要求他们过10多天以后再去检查。
“这些人太邪恶了，连小孩子吃的东西都敢掺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也不知道他们的心是怎么长的。”邵松超的妻子气愤地说。
本报石家庄12月31日电
社会学家李培林：中国到了新的历史关口
社会学家李培林：中国到了新的历史关口
实习生 李颖 本报记者 韩妹
中国青年报 2009-01-02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
2008年12月15日，中国社科院发布2009年《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教授作为主报告者，解读中国社会形势并预测2009年社会热点。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此后中国经济开始较快增长。李培林教授也是在这一年开始参与第一本《社会蓝皮书》的编写工作，迄今已是第17本。李培林教授如何感受17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过去的2008年，他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2008年12月26日，李培林教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中国青年报：您从1992年就开始参与《社会蓝皮书》的编写工作，您对中国这17年来社会形势变化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李培林：这些年来，每一年都会出现新的变化。但总的来说没有一年有特别大的波动。而2008年是比较突出的，大事多，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出现的波动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有两个数据我一直关注。一个是就业，17年中就业出现了几次波动。1992年经济出现了一个增长高峰，所以1992年到1997年之间，相对来说就业还没出现非常严峻的局面。1997年到2003年因为国有企业改革减员增效，职工下岗现象比较突出，那个时期就业就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2003年以后由于经济增长，就业市场相对稳定了。但是今年形势突变，又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另一个是农民收入。农民收入也经过了一个波动。农民收入在1997年到2003年增长缓慢，平均年增长不超过4％。原因很多，比如说粮食价格和工业产品的价格相比，比较收益不断下降。另外中国人多地少，每个家庭生产规模很小，全国平均0．5公顷土地，而其他国家平均几十公顷、上百公顷，显然我们没有竞争优势。这种小农经济的操作，很难使一个农民达到中等生活的水平。2003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率逐年加快，到2007年达到近11年来的高峰，但今年跟去年相比估计又有所下降。
中国青年报：您为什么一直关注这两个数据的变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李培林：关注就业，是因为就业虽然涉及到的是劳动力人口这部分人，但是它对社会生活影响比较大。就业和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增长快，对就业的拉动力量也就比较大。但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也在降低，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能带动的就业人数在持续减少。我国劳动力人口多，就业压力大，不能一味地强调用技术替代劳动，要多发展效益好、污染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多，但至今我国的增长方式还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来推动。
关于农民收入，十几年前我们就在强调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但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的确非常困难。这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坎。现代化有各种指标，但农民普遍富裕起来，是一个标志性的指标。我们已经实行了取消农业税、粮食直接补贴、种子补贴、农机具补贴等一系列措施，但恐怕还是要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兼业机会，使更多的农民能够从土地以外的工作获得收入，这么多农民在这么点土地上讨生活，是难以普遍富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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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
吴敏
早在20多年前，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设计了一幅科学、严谨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这个蓝图蕴涵在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之中，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邓小平文选》第2、3卷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著作主要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光辉文献。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曾被党中央称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纲领”和“指导性文件”。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基本框架，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其一，改革一提出的时候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而且，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其二，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主要是党和国家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其三，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有三条，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三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让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
其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绝不允许有任何动摇。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其五，权力过分集中是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总病根”，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和人民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所谓权力过分集中，就是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书记，什么事情都由书记拍板，党的集体领导制和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其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这是一个关键。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干预太多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要致力于改善党的领导，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其七，搞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要依靠加强法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确保党风和社会风气实现根本好转。党风和社会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形成贪污、盗窃和贿赂横行的世界。
其八，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个任务重点在于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其九，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要坚持既坚决、又审慎的方针，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但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步子要加快。可以设想，在党的十三大之后，大约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任务。
可以看出，邓小平设计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为指引，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年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借鉴，立足于中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注重革除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重要地位、总体目标、基本方针、关键任务、思想保障、战略步骤等各方面都作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在邓小平看来，政治体制改革要以民主政治体制根本取代权力过分集中的传统政治体制，这是一场矛头直指传统政治体制“总病根”的攻坚战，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通过着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只有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问题才能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 反对“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是邓小平长期坚持的重要思想 在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里，之所以要将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要紧紧抓住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这同他长期坚持的反对“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密切相关。
早在1941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主办的《党的生活》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着重阐述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以清除国民党“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观念在共产党内的影响。邓小平很重视这篇文章，将其收为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排序第二的重要著作。在这篇著作中，邓小平着重提出和阐述的观点主要是：
第一，共产党要发展政权中的民主斗争。既然有各革命阶级的代表参加到政权中来，“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民主政治斗争的，因为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那种不相信党的主张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有那种投机分子、官僚腐化分子、贪污分子，才惧怕民主政治斗争，惧怕把党的面貌放在群众面前。”
第二，共产党的领导植根于群众的拥护。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优势从何而来？“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去取得，即是说，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
第三，“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恶劣传统。“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
第四，把党的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一些人“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过去我们有些高唱优势的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占多数了，天下是我们的了，因而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许多过左的错误由此而生，中间分子对我不满，进步分子非常不安，群众对党的舆论也不好。除了阿Q主义者，谁能说党已经有了优势！”
第五，党权高于一切是最大的蠢笨。一些人“误解了党的优势，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
第六，民主政治的好处就是能使党受到群众的监督。“关起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题，必然发生错误”，“必然脱离群众”。“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
第七，党对政权的责任是指导和监督。“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要实现监督的责任”。“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第八，党组织没有超越政权的权力。党组织在同级政权机关的派出机构“没有超越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才生效力。”“不可经常地以党的名义提出意见”，“只有大的事件大的问题，才用党的名义提出主张。”“各种重要问题都要经过政府正式会议讨论”。
第九，要加强对党员和群众的民主教育。“随着民主政治的开展，民主教育比任何时候还要迫切”。“在我们各项工作中，哪一件事里面都有民主问题。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我们更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这篇重要著作，明确地回答了共产党依靠什么获得领导地位，共产党怎样对自己建立的政权实行领导，为什么要清除“以党治国”观念在党内的影响等一系列基础性、关键性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历史文献中居于重要地位，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我们现在更应该看得很清楚，因为长期坚持“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错误做法，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均已分别丢掉了政权，中国国民党还先后丢掉了两次，中国共产党怎么还能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呢？ 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实践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作了全面部署。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迅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实行党政分开、改善党的领导方面，一是致力于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转变党对国家事物的领导方式，逐步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二是致力于明确中央、地方、基层在实行党政分开实践中应该分别采取的不同方式，先从中央和地方做起，随后再逐步向基层扩展；三是致力于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撤销各级党委中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撤销党委机关中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撤销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企事业单位党组织逐步改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是对党和国家原有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触及相当一些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支持，这些改革举措的实施在总体上是比较顺利、比较平稳的。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政治风波；紧接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又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骤然陷入危机。受这一连串猝不及防的国内国际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我国当时正在蓬勃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再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和党的十三大的部署继续进行了，而是将这个蓝图和部署暂时搁置起来了。从1989年下半年至今18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状况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2月之前。在这个阶段里，注重强调的是“反和平演变”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根本不提了，还撤销了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所采取的许多重要举措。比如，已经撤销的政府各部门党组，又完全恢复了；分别设置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监察机构，被合而为一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了。邓小平在1989年5月曾经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地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但是，从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2月之前两年半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十三大报告改动的岂止是“一个字”或者几十个、几百个字，几乎是整体上被改动了，被搁置了。
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2月至1997年9月之前。在这个阶段里，由于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发表，前两年多“左”的思潮甚嚣尘上、改革开放基本上陷于停顿的状况有了根本转变。但是，当时在肯定和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尽力开辟经济体制改革新局面的同时，不仅明显地弱化和降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而且完全避开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主体诉求，只将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以及法制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当然，在这个阶段里，也进行了以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为原则的党政机构改革，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这也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范畴。但是，由于没有触及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仅仅是在技术性层面隔靴搔痒，所以，这些改革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实际效果乏善可称。从实践效果来看，1993年的党政机构改革，基本上以失败告终；1993年施行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于不科学的、官本位色彩很浓的职位分类基础之上，难以割断同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内在联系，《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及其配套规章所规定的多项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没有得到真正实施。
第三个阶段，从1997年9月直到现在。在这个阶段里，虽然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并提了，虽然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定要高举”的“伟大旗帜”了，也提出了“依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一系列正确的思想理念，最近几年来在实践中又实行了一些确有成效的“亲民”政策，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关注和保护，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和实践部署中，只是一般性、原则性地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只是对农村基层群众自治采取了一些确有成效的促进措施，而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矛盾，即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的内容，则仍然讳莫如深，连提也没有提。
毛泽东认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否则，“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显著特点，就是紧紧抓住了通过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自1989年下半年以来，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基本上被搁置，没有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着力去抓主要矛盾，只是在一些次要矛盾上绕来绕去地“打转转”，必然导致在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只抓芝麻，不抓西瓜”，很难从传统政治体制里挣脱出来。比如，1998年以后的几年里，在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普遍实行“竞选”的势头很好，但最近几年，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势头明显地减缓了，甚至还出现了严重地倒退趋向。再比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均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对人民负责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代表大会在各种国家政权机关中具有最高的权威和地位。我们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疑要坚持这个目标和方向，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将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行使而实际上没有行使的权力收归人民代表大会，确保人民代表大会对其他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领导和监督。但是，自1992年以后的15年来，尽管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而由选民选举、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制度和机制并没有多少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其他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领导和监督职能并没有真正行使起来，人民代表大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仪式性、程序性的组织形式，远未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而且，现在又有了明确的规定，不允许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进行评议了，不允许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进行个案监督了。这是一种明显的倒退行为，何以谈得上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呢？这两个实例充分表明，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基本上被搁置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不仅不可能有根本性、实质性的进展，已经推行了的改革还很容易重新退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
18年来，有关决策者和领导者为什么基本上搁置了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呢？一方面，20世纪80、90年代交替之际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客观上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推进需要更加审慎，在一段时间里把改革的步子放缓一些；另一方面，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启动根本性、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难免要面临错综复杂乃至带有一定风险性的局面，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而有关决策者和领导者在这些方面的思想准备还不够充分，还没有确立起足够的决心和信心，这大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长期搁置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一直不对传统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发起进攻，致使其危害愈演愈烈，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十几年来，腐败现象蔓延的趋势愈益显著，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贫富悬殊愈益扩大，医疗、住房、教育这新的“三座大山”愈益沉重地压在了广大老百姓的头上。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搁置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而导致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制约机制的缺失，民主化、科学化决策机制的缺失。这种状况，实在是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了。而且，把根本性、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越是往后拖延，将要面临的局面势必更复杂，将要付出的代价势必更沉重，甚至有可能发生难以预料、难以克服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此种令人堪忧的结果，任何稍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是极不愿意看到的。
有的同志说，自1989年下半年之后，邓小平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了，这表明他已经放弃了原来所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这个说法不能成立。众所周知，邓小平在1989年退休以后就明确表示，他决心不再过问中央的工作了，要让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独立地承担起工作责任来。他明确表示：“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再则，在国内外相继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特殊情况下，邓小平默认了有关决策者和领导者对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进程的调整，同意暂时不再对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发起进攻，在一段时间里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放缓一些，这是一种明智之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党和国家的中枢神经系统动大手术，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不能不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但是，策略性的调整不等于战略性的放弃。在1989年下半年之后，邓小平并没有放弃他原来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1989年9月，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告诫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这里所说的改革，当然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从《邓小平年谱》的记载看，自1993年10月之后直到1997年2月19日逝世，邓小平再也没有谈论过任何政治问题。因此，1993年经邓小平“逐篇审定”之后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所收入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著，实际上反映了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后的思路和态度。概而言之，这个思路和态度就是：抓住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从根本上、实质上坚定不移地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推向前进。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对其身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怎么样进行的最终遗嘱，是这位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奋斗了一辈子的世纪老人的未了之愿。
现在，邓小平逝世已经十年多了，根据时代发展的新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重新将其坚定不移地付诸实施，尽快改变十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不正常状态，这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也是对邓小平在天之灵的最好慰籍。（文中引邓小平言论均引自《邓小平文选》1、3卷及《邓小平年谱》下册） （作者系山西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