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文史资料' Category
网上流传的据说是小平遗嘱
网上流传的据说是小平遗嘱
发信站：天益社区（http://bbs.tecn.cn），版面：学术沙龙
本文链接：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314796
一份网上流传的据说是小平遗嘱
（一九九二年 六月 上午十点，景山后街邓家小院.）
人老了，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我想趁我还清醒的时候给你们交代些事情。
你们三人，只有瑞林跟我快四十年了，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熬成了六十多岁的老头了。qinghong和jintao你们两位，今天算是第一次面谈。第一次面谈就给你们交心，是不是很冒失？是很冒失。其实，我这辈子就是冒失过来的。早年不到20岁，不懂法语、俄语，身无分文就冒失去闯法国、俄国·回国後，冒失地到冯玉祥军队去工作；后来又冒失地去广西搞百色起义，到苏区又冒失地被打成反党分子；解放战争时冒失地挺进大别山。八大以後，毛主席点我当总书记，我却多年不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文革和文革以後，那就更冒失了。那些事情你们都知道，我就不罗嗦了。我把你们找来，要向你们交代一些我认为应该交代的话。
你们知道，年初我去了一趟南方，後来让郑必坚执笔弄出个“南方谈话要点”。很多人讲，这是邓老爷子的临终遗嘱，或者说最後的政治交代。这话不确切。我今後是不会再说什麽太多的话了，但真正的政治遗嘱是不会像这样弄得满城风雨的，真正核心的政治交待怎么能大张旗鼓地宣扬。今天我倒想小范围地真正讲一下我的政治遗嘱，或者说真正的政治交代。
首先，我对我们国家的政体现状并不满意，我是这个政体的创建者之—，这十几年也算这个政体的守护者、责任者，但我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每当我看到朴方残废的身体，我就在想，我们政体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麽呢？应该是民主和法制。我们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为改变现状，这些年我做了一些工作，这个问题并未解决。十几年後，你们当政时也未必能解决。其实，解决的办法是存在的，这就是向美国宪政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比别人差嘛，就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技巧，不要急。但你们有责任去努力、去学习、去实践，这是历史的责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建成一个权力来源於人民、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也是孙中山的梦想。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治久安。
第二，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解决之後，中国最大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之所在一是现在政体上差距太大。解决这个问题我是看不到了，你们那一代人也未必能解决。但我想有三点你们要把握好：一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二是大陆的经济要奋起直追，你一直穷下去就永无希望。三是在政体上大概一国两制还不够，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联邦制宪政之路。中国经济上强大了，政治上又有民主和法制的共和体，台湾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第三，发展问题。上面两个问题的基础还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发动老百姓去干，而不能只是政府去干。要千方百计让全国人民的脑袋来代替总书记、总理的脑袋。我们再聪明也聪明不过人民。我们的政府管得大多了，要尽可能少管。经济上，老百姓和市场都比我们的计划聪明。我想，只要坚持开放改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手让老百姓去干，也就是坚持不断地发展经济民主，每年增长速度超过7%是有希望的。坚持下去，持之以恒，等你们交班时，中国或许就成了一个小康国家了。
第四，中美关系。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回顾一百年来，对中国欺负最少的大国就是美国了。退回庚子赔款让中国人去美国留学不说，八年抗战，美国的援助比苏联援助多得多！抗美援朝与美国打仗，是金日成和斯大林加给我们的。美国是第一强国，中国的发展和统一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和发展也离不开美国。现在为了稳定和发展，我们只能是韬光养晦，绝不冒头，没办法，我们能力不够，手段有限嘛。到了你们那一代，办法可能会多一些。我们要学习美国宪法，美国人会不开心吗？为了国富民强，我们党让人民当家作主和富强的理想不变，但名字是否也可以考虑改成人民党、社会党之类呢？我想，名字一改，中美关系马上会改善。总之，到了你们那一代，手段会多些，办法也会多些。你们也要开明些，灵活些，要有所作为，不要像我们这一代人这么僵化和死板。只要为了国家人民利益，实事求是地去做，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第五，“动乱”问题。“动乱”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社会成本很高。这个问题，今後会有人来翻旧帐。说你动用了军队，也死了人，责任是躲不掉的。但也还有更大的历史责任，则在於国家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国家是混乱破败了，还是稳定发展了？真正对历史负责的人，不怕这种责任。尤其要做领袖，更得要有担当。到了你们那一代，也不知会出什麽样的事情，或许是，或许是七四。但你们一定要有对历史和国家的责任感，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要对中国进步发展有利，该怎麽干就下决心去干。回答“动乱”这类问题，根本的方法不是去争论，而是实实在在把国家搞好，让人民生活—天天好起来。有人告诉我，党内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我看得依什麽标准衡量。论文才飞扬，我不如毛泽东。论意志坚定，你们可能比不了我。但论科学理性，论勤奋努力，论民主开明，可能会是你们的长处。总之，不要怕事，不要怕祸。要敢闯、敢干、敢负责任。当然，也不要一朝权在手就惹是生非，要不惹事、不生事、干实事，敢负责。有了这种态度，历史也会对“”有一个理性的说法。
第六，制度建设。除了政改要在宪法制度上下大气力外，还有党内、政府内的政治制度搞—些持之以恒的建设。像今天我们只能在小圈子里选zemin，在小圈子选你们。这是历史条件，没有办法。但这办法绝不能长期下主。最终，领导人还是靠人民来选，不能靠小圈子和枪杆子。最好是从基层的民主建设抓起。今後我们再也不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了，也不能仅靠枪杆子来维持政权。古语说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得靠实事求是的本事，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维持和完善政权。你们要有这种观念，今後主要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养政权。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必须去代表民意和服务民意。这事从上到下搞风险大，但必须实验。不搞的风险更大。合理的办法是从下到上慢慢演进，先把基层工作做通，农村包围城市，这样风险较小。就像我们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一样，先从农村基层的大包乾抓起，而後是乡镇企业，再而後是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改革也可以这样去摸着石头过河。不要急，但也绝不能不去开拓进取。
最後一个问题，是关於你们和我家的一些个人问题。先说我家吧。我家现在不发愁。朴方服务於残疾人，三个丫头都有自己的事干。我担心的是质方，他是一介书生，不善与外人交流与投机，不能让他从政或搞理论研究。他要经商就由他去吧，但你们要帮我监管他，不能让他搞大，做一个普通人最好。瑞林也算是我家的成员了，你重点就去军队发展吧，努力做好zemin同志的部下。另外是关於你们两位，虽然都50岁上下，但你们能走到今天我看是也有本领。在苏东问题爆发後，我曾给政治局说要沈着应对，稳住阵脚，冷静观察，韬光养晦，绝不冒头，这话也适合於你们。尤其在zemin他们主政时，你们要用这20个字去做好助手。今後当你们主政时，这20个字仍是做大事要注意的。只是在20字後面再送你们四个字：有所作为。
（摘自沙士著《遗嘱》明镜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文革唯一敢和毛主席唱反调并活下来的人
文革唯一敢和毛主席唱反调并活下来的人
梁漱溟最后一次挨批判，则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1978年2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时在北京开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就说最近十年吧，毛主席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果按党章，刘少奇是中共第二把手，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按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毛主席没有那么做，内在的原因据说是刘少奇并非孤家寡人，他在中共党内的上层有不少有力的支持者，他在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也很有威信。毛主席考虑到首先在党内高层开会就会遇到麻烦，弄不好就会搞成僵局。因此，他采取了非常手段，绕了个大弯子，直接从下边开始，把热情有余的娃娃们鼓动起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国无宁日。结果被冲击的就不单是刘少奇，还有许多其他人，中共的、非中共的都有，倒的倒了，死的死了，好大一摊子！而不是常说的‘一小撮’。毛主席的这种搞法，自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宪法也限制不了他的所作所为。我还想过，为什么毛主席能这么做，而且畅通无阻，一呼百应，反对者甚少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毛主席本人是一位功高如山的人物，可以说他缔造了党，缔造了国家，他的权威太大了。毛主席不加限制地发挥了自己的这种权威，于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毛主席也就从人变成了神，成了偶像。第二，是由于中国的历史，上个世纪以前不用说，本世纪以来虽曾有过各种纸上的宪法，但从总体看都没有真正施行过。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此炮一放，一大堆罪名便噼噼啪啪落在了梁漱溟头上：“攻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毕竟今时不同往日，批判只是装个样子，谁也不再认真，火力之弱形同挠痒。后来，事实证明，梁漱溟的话讲得对，他的预见也在逐渐成为现实。
梁漱溟在北大哲学系任讲师时，常与同系的教授杨怀中切磋学问。每次到杨家，都由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门，彼此相视点头，未曾互报姓名。梁进客厅与杨怀中谈天说地，这青年便去别的房间，从不加入话局。后来，杨怀中介绍，这位青年是湖南老乡，在长沙读过师范，抱负不凡，来京拜师求学，现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晚上宿于杨家。杨怀中肯定提到过这位青年的名字，但梁漱溟并未记住。杨怀中病故后，这位青年成了杨家的女婿，返回南方。
1938年，梁漱溟考察延安，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你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你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你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梁漱溟赶紧道声惭愧，夸赞毛泽东好记性。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漱溟第二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大谈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自然无法投趣，毛泽东对这位自命为思想家的民盟秘书长客客气气，但对他的某些政治观点未肯苟同。国共和谈失败后，梁漱溟向记者发出哀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他曾起草过折衷方案，结果是国、共双方都不满意。一介书生，又如何能理清乱局，明白就里？他既不领共产党的情，又不受国民党的礼，要在两党之间保持独立地位，掌握为广大中国社会发言的权力。他这是一厢情愿，结果事与愿违，并不奇怪。最典型的是，他在《大公报》上发表《内战的责任在谁》、《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认为内战的责任主要在国民党，战争打了几年，死了许多人，祸害了国家民族，究竟谁主张打？战犯是哪些人？为什么不受到惩办？都应该搞清楚。至于共产党方面，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宣布在这三年战争中，对国家人民所遭受的损害，同感歉疚。共产党再用武力打下去，不排除在一年内有统一中国之可能，但那时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梁漱溟对国、共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他还对外界宣称，只发言，不行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这位代总统一度想拉拢梁漱溟这位广西老乡，派程思远去北碚看望梁漱溟，还送上一大笔钱，表示想见上梁一面。梁则叹息时局如此，和平无望，干脆以“不行动”为由婉言谢绝。至于程思远送来的钱，梁漱溟悉数笑纳，都充作了勉仁学校的教育经费。在此期间，梁漱溟把全部心思都用于办勉仁学校和写《中国文化要义》上，不再与暧昧的政治勾勾搭搭。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交往经历了一个短短的“蜜月期”。当时，毛泽东欢迎梁漱溟成为新政府的一分子。梁漱溟却仍是一副犟驴子脾气，坚持要以局外人的身份为国效力，为民请命。他的话说得还算委婉：“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对此，毛泽东未置可否，他让梁漱溟先去重游先前搞过乡村建设的故地，全由官方接待，不用自掏腰包。1951年，梁漱溟赴西南参加土改。回京后，毛泽东问他下面的情况如何。梁漱溟如实相告，地主被打得太凶，有的忍受不了折磨，跳河自杀。毛泽东笑着说，贫雇农的怒气也要有发泄的渠道。
1952年，梁漱溟写了一篇“自我检讨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公开承认自己“不曾革命”。他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过去纵一事无成，今后亦何敢自逸。他重申前请，不顾年高，要去苏联留学，研究巴甫洛夫的理论。这近似于一个玩笑。毛泽东没理会梁漱溟的茬，只同意他在国内游历，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一切便利都可由政府提供。及至梁漱溟欲创设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草案被毛泽东当面否决，他们的“蜜月期”便宣告结束了。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一身傲骨，好执异端，合作态度不鲜明，是那种敬酒不吃偏要吃罚酒的人。
1953年9月8日，梁漱溟在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捅了个大漏子。他发言时讲，共产党依靠农民起家，顺顺当当夺取了政权，现在却忽视民生疾苦，只重视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他最为直率的话是这样一句： “如今工人的生活如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如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与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的话讲得这样重，梁漱溟深感委屈，非要辩白不可。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以消除误会。毛泽东同意给梁漱溟二十分钟见面（在怀仁堂京剧晚会开幕前）。可是梁漱溟越解释，毛泽东越恼火。毛泽东他要的是道歉，是认错，而不是什么喋喋不休的解释。而梁漱溟固执己见，言语间与毛泽东频频发生冲突，结果不欢而散。
梁漱溟读过《韩非子·说难》，应该知道，龙的喉下有逆鳞，撄之必怒，怒则杀人。他要明智一点，最低限度也该是保持沉默，可是他的调子越来越高，既不认错，还要标榜自己是“有骨气的人”，把那“九天九地”的话再说了一遍。这样，他的对抗只可能招致更猛烈的反击。如果这反击来自毛泽东，当时中国任何人都吃不了得兜着走。更何况周恩来还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证明梁漱溟一贯反动，所谓中立只是伪装。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事情闹到这步田地，梁漱溟倒是战意更浓，不胆怯，不退却，硬着头皮继续顶牛，连何香凝、陈铭枢等人站出来为打圆场，他也不领情。在大会上，梁漱溟僵持在讲台上，非要毛泽东给他充分的发言时间不可。他的话近乎挑衅： “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你更加尊敬，如无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这岂不是藐视毛泽东的权威，逼他主动让步吗？毛泽东非常生气，称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具有骗人的资格，这就是他惟一的资本。至此，会场大乱，梁漱溟坚持要把自己的历史和现状解释清楚，毛泽东给他十分钟，他嫌少，一定要享受公平的待遇。于是不少人指责梁漱溟狂妄之极，反动成性，通过表决，将他轰下台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泽东举手赞成梁漱溟继续讲下去，却是少数派！
“文革”期间，梁漱溟受到冲击，家被抄，房屋被占，夫人挨打，书籍、信件、字画被焚，手稿被没收。在这样的惨境下，他倒是没有自杀，而是坚强地活下来，在资料全无的情况下，写成《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谁说“文革”期间只有两部学术著作（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章士钊的《柳文指要》）？梁漱溟的著作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但其学术价值比那两部官方认可的“杰作”要高得多。
喜欢出风头的人，永远都有风头可出；喜欢冒险的人，也永远有险可冒。“批林批孔”运动一起，梁漱溟就认为林彪与孔子既不对门又不对户，风马牛不相及，将他们捆绑在一起实在太荒唐。北大教授冯友兰甘为乡愿，撰文批孔，大出风头，尤其令梁漱溟气愤。他写信给这位昔日的弟子，声明与之绝交。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人不肯批孔，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是吴宓。梁漱溟认为孔子的思想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一概抹杀。至于林彪，是鬼不是人，完全没有人格。这家伙假扮马克思主义者，编语录，唱赞歌，说假话，既无思想，也无路线，只是一门心思想夺权。将他与孔子强行牵扯，甚至相提并论，是愚蠢可笑的。“林彪欺骗了毛主席，毛主席错认了林彪，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谁会像梁漱溟这样说话呢？居然认为毛泽东养虎贻患，难辞其咎。这还得了！批判会不断升级，从1974年3月到9月，历时半年，大会小会一百余次，火力够猛够烈，竟然轰不垮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人，真是不可思议。梁漱溟有幽默感，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幽默感，他在批斗会上调侃道：“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上同人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待到“批林批孔”运动快要结束时，有人问他对批斗的感想如何，梁漱溟亢声回答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的这个人消灭掉，也没办法夺掉！”这话差点没把那人当场噎死。
一个人豁出性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单有道德勇气是不够的，他必定还有一种信念作为后盾：天地间有一个我，天地间就多一份正气，浩然正气是不灭的，它与日月星辰相辉耀，与宇宙天地相始终。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软弱，缺乏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就是因为胸中没有养成这种滂沛的浩然之气。梁漱溟曾写过一副赠友兼自箴的对联：“无我为大，有本不穷。”他的勇气和信心皆源于佛家精神和儒家精神。他具有菩萨心肠，是现世的君子儒。冯友兰被梁漱溟踢出门墙，但他对老师还是敬佩的。1988年，梁漱溟逝世后，冯友兰以九十三岁高龄撰写纪念文章，称赞梁漱溟“百年尽瘁”，无愧为“一代直声”，这一评价允为确当，理应万世不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