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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 高管易人解密
《南方都市报》 高管易人解密
29分钟前
江艺平被剥夺南都实权 贬为分管新闻研究所
南方报业集团突然宣布，参与《南方周末》创办的资深报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方日报社委委员江艺平，自12月3日起不再分管《南方都市报》，改为分管南方农村报和南方新闻研究所。被称为中国真话第一传媒的《南方都市报》，此后则改由南方报业集团社长杨兴锋亲自兼管。12月4日该消息被证实。
曾任南方周末主编和兼任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的江艺平，今年五十二岁，中山大学毕业，办报向来追求新闻价值，遵循新闻规律，始终低调而踏实地在新闻第一线上耕耘。这次被贬，被南都员工认为可能是她的理想主义办报风格为权力所不容，终被权力压制，被权力所报复。
江艺平不再分管《南方都市报》的消息传出，多位南方报业集团员工的MSN已经挂上诸如” 支持江老师” 、” 江老师您好” 之类的签名。国内媒体没有报道，牛博网等博客引述了相关消息。据知情人士介绍，12月3日，南方报业《南方都市报》多位员工收到了一条转发的短信，透露” 昨晚党委开会至深夜，作出决定，今早公布” ，江艺平” 不再分管南都” ，由杨兴锋社长亲自兼管，其他不变。南方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曹轲、南方都市报总编庄慎之职务不变。还称这是” 最不坏的结果” ，以及希望” 做好队伍稳定工作，不意气用事，专心致志做好南都的事” 等留言。至此，江艺平在南方报业集团里已经历过三次被粗暴调离。
江艺平被贬的压力可能来自P.J.
早在2000年1月，据称来自P.J.的压力，广东省委宣传部遂下令，时任《南方周末》主编的江艺平被调离。当时的《南方周末》以敢于批评社会腐败现象，经常发表一些很有深度的调查报道而在业内声誉雀起，被中宣部视为” 自由主义思潮阵地” ，其稿件时常遭中宣部审查媒体内容的” 阅评小组” 点名批评。在江艺平调离4个月后，《南方周末》再遭整顿，代理总编钱钢调离，副主编陈明洋撤职，记者部正副主任撤职，鄢烈山隐姓埋名，几位主要骨干记者长平、翟明磊、曹西弘等也在压力下先后离开。
第二次遭权力整肃是在2003年，也是来自P.J.高层的压力。江艺平时任南方报业集团分管《21世纪环球报道》的社委。2003年3月13日，正常出版的《21世纪环球报道》突遭停刊，据称报纸遭中宣部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停刊，缘于该报发表的敏感文章《李锐访谈》，谈及政治体制改革禁区。
2008年12月3日，江艺平突遭剥夺权力，是第三次被整肃，据称与今年四月底发生的南都周刊副总编长平（本名张平）言论事件和南方报业集团因此受到的压力不无关系。4月上旬，长平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新闻网以” 特约撰稿人” 名义发表《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呼吁信息透明和舆论开放，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遭到部分网民和媒体的围剿和恐吓，被指责为” 不折不扣的反华之音” ，长平还被指责为” [...]
中国出租罢运报道测政府政策动向
中国出租罢运报道测政府政策动向
在过去一个月中，中国各地发生多起出租车司机群体罢运事件。官方媒体在对相关事件报道的前后差异，表现出政府在控制或放松信息传播问题上的犹豫态度。有中国传媒学者和媒体业界人士认为，政府在对待群体事件的报道方面比从前确有进步，不论其初衷如何，但是在各方合力推动下，中国的媒体环境在缓慢地改善。
广东省潮州市数百辆出租车11月27号罢运，司机以此抗议政府无视他们提出的打击黑车的要求。
此前中国各地已经发生多起出租汽车群体罢运抗议活动。据美联社报道所做的粗略估计，在过去4个星期时间里，中国各地相继发生了8起出租车群体抗议事件。而这一连串的同业罢工事件，一方面也是在试探中国政府对待负面新闻报道方面会不会有新的政策动向。
中国传媒业界和学者普遍看到的一个现象是，政府在逐渐改变以往对报道负面社会新闻和突发事件的压制性态度。政府已经意识到，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技术的进步，它已经不可能象从前那样以瞒捂的方式控制这些事件的传播。官方媒体在一些社会事件和灾害发生后多次予以及时报道。但是，从媒体对各个事件报道量的多寡、以及放开报道的异同，也看得出政府对该给媒体松绑到什么程度还表现得犹豫不决。
从官方媒体对过去一个月中各地发生的出租车群体罢运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官方媒体在对重庆事件和最近发生在潮州的罢运事件上，在报道篇幅方面有明显落差。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发生后，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对重庆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如何积极介入、解决争端不吝笔墨地予以报道。
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项目(China Media Project)研究员班志远(David Bandurski)对美联社说，这反映出中国政府在社会事件层出不穷，并且意识到难以控制其传播的时候，开始采取一种新的传媒政策，也就是以官方媒体率先报道的方式，为舆论定下基调。
官方媒体在随后类似事件的报道中趋于低调，似乎反映出政府在这方面的犹豫态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教授展江对美国之音说，从官方高层领导的一些讲话可以看出，他们在对待此类事件报道方面确实有人主动，另一些人则被动，但不论其初衷如何，只要起到信息公开的效果就是进步。
展江说：“有的官员主张，就是现在政府信息公开，而且最近大半年来，还是推进比较快的。政府信息的公开比以前要好得多了。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些官员也说，我们要主动，我们主动以后，就是掌握了舆论的主导权。我们的看法就是，只要公开信息，不管是由中国媒体公开信息或是什么媒体，当然最好是由中国媒体首先公开，那都是好事情。”
展江说，中国官方在这方面怎样决策无法得知，但是从胡锦涛6月在人民日报视察时的讲话来看，官方在这方面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展江说，胡锦涛当时表示，要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存在不同利益，加上新的媒体形式改变了传统的官方报纸掌握的媒体格局，他提出要按照新闻规律办事。
展江教授说，虽然具体到地方或者下级官员，他们可能在信息披露方面有顾虑，但总体上情况越来越好。他说：“我想总得来说，最近的进步还是相当明显的。而且你也应当看到，官员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讨论和争论，也是很正常的。它也不是铁板一块。但是现在主张公开的官员我相信是越来越多了。”
南方报业集团的资深编辑鄢烈山承认政府在对待媒体报道方面态度有所改变，但他认为改变的程度有限。他将这种变化称作是“官方对现代传媒方式体认的结果”，但这种进步并不一定表示官方主观意识在转变：“社会进步是一种合力。它不是一个人的主观意志。他的主观意志是最好不要发生这种事。但这不是它想要的结果。他不是想要掌控一切就可以掌控一切，他不是上帝。所以这个社会最终怎样发展，还是要靠双方的博弈。”（作者 萧洵）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12-01 www.stnn.cc
“宣传”文化（下）
“宣传”文化（下）
沙叶新
五、中国媒体的宣传功能
在毛式宣传体制的控制下，在毛式宣传理论的禁锢下，中国媒体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编造谎言和封锁消息。只要是为了“政治任务”，为了“革命需要”，为了“党的利益”，什么谎言都敢说，什么消息都敢封锁。
（1）编造谎言
历史上的事情且不去说，太多，诸如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不是真的为了北上抗日？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底是谁“下山摘桃子”，等等。建国后也是谎言多多。最为人熟知的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刊载的湖北麻城早稻亩产3万6千9百多斤的神话，为了证明这种“真实”，《人民日报》在同年8月15日还刊出一幅新闻照片，画面是4个小孩站在茂密的稻穗上欢呼。图片说明是：“一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似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结果成了“党有多大胆，报有多大谎。”此事已经成为报业史上经常被列举的新闻谎言之最。再如“文革”，明明是浩劫，当时死也不承认，还拼命说瞎话；都已经民不聊生，面临崩溃，还说莺歌燕舞，流水潺潺；甚至还编了一首曲子，歌词仅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曲调像争吵，旋律像嚎叫，“就是好，就是好！”翻来覆去，不厌其烦。整个文革十年，全都是这种谎言大合唱！
即便平常岁月，媒体为了宣传，也固守“正面报道为主”，像是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所以报道中：“多报好事，不报坏事，无所事事，保证没事。”通讯里：“成绩讲够，经验讲透，好事尽凑，高帽尽扣。” 以致新闻八股，充斥媒体：“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抗洪没有不英勇的，抢救没有不及时的。美国人民没有不友好的，前总统没有不是老朋友的……”这些八股有多少真实性？骗鬼呀！
2002年12月20日，新华社报道说：“2002年全国电视观众的抽查结果，天气预报为收视率的排行榜首位。”因此有人说，因为中国媒体只有天气预报是真的，所以收视率最高。其实天气预报也有假。重庆的夏季是著名的火炉，气温经常高达42度以上，但长期以来，电台、电视台、报纸发布的当日气温总不会超过37度。因为政府曾有规定，超过37度工厂就必须停工，学校必须停课。为了不停工、不停课，重庆媒体在盛夏发布的最高气温永远也不超过37度。前有谎报高产，后有谎报低温，这样的报纸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后来重庆不得不如实预报气温，为此199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还特地发了一篇短评《欣闻报出42度》：“今夏许多重庆人欣慰：‘现在天气预报上讲了真话，天气热得明白，我们心里有底，生活工作都好安排了。’”“欣闻”这样的“新闻”，真的能“欣”得起来吗？连天气预报都敢说谎，还有什么不敢说谎的！
中国媒体的谎言成灾使得一些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深为内疚和反感，1989年北京风波期间，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游行队伍中，终于愤怒地打出了“不要逼我们说谎”的大横幅，令全国为之震惊！这条横幅，一是表明中国最最重要的媒体在说谎，而说谎者今天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一句最最诚实的话：“我们说谎！”二是表明说谎者是逼不得已，逼他们说谎的不是个别领导，而是整个集权体制。
1971年9·13林彪坠机身亡之后，在他居处查出林彪手写的一句话：“不说谎办不成大事。”当时像发现什么重大机密一样地揭出示众，当作林彪个人的处世格言加以批判，其实这是林彪对整个执政党从政经验的总结，和取得政权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样，“不说谎办不成大事”是第四大法宝！
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府，如果事事说谎，反倒没什么欺骗性。大事、重要的事往往说谎，小事、次要的事则可披露一些真情，甚至是不好的事情，也可适当披露。以前批评《大公报》，说它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其实…的报纸对自己才真正是小骂大帮忙。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媒体是“部分的真实”，但这比全部谎言更具欺骗性。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说：“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中国的新闻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整个媒体在说谎，人们在面对媒体时也以谎言相对。媒体制造谎言，也同时制造说谎者。在电视台的街头采访中，只要记者问的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正在大力宣传的问题，几乎所有的被访者在回答时都是标准答案，都好像是刚从党校毕业出来的，不但观点一致，就连所用词语也都相同。当然也有说真话的，但这绝对不会让你播出，所以要么不接受采访，要么也跟着说谎。
能把这么一个大国里的这么多人的头脑和嘴巴管理得如此规规矩矩、整齐划一，除了强制性的舆论导向、老百姓的从众心理等原因之外，最主要还是因为恐惧，只有无所不在的恐惧才有这样的威慑力。中新网2003年1月10日有一消息，说武汉市召开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市委书记陈某某事先对江夏区的人大代表提出要求，要大家在开会时都说真话。为保证大家能说真话，他甚至建议电视台记者不要录像，他说：“一录像大家就不敢说真话了。”为什么不敢？也是因为恐惧，只得说假话。连人大代表都如此，何况平头百姓？所以“天下相率为伪”。
正因为“天下相率为伪”，每一个说谎者都会毫不脸红，毫不愧疚，所以当中国卫生部长在为萨斯疫情说谎时，能如此地理直气壮，面不改色，也就不足为奇。尤其他在说谎之前还特别郑重地重复这样一句话：“我可以很负责地说。”毛泽东在批判胡风的时候曾说：“他们不但要欺骗别人，他们也还需要欺骗他们自己。”这句话转赠给中国的卫生部长，非常适合。卫生部长如此坚定，确实也被自己的谎言欺骗。
希特勒说，谎言重复千次便成了“真理”。其实何用千次，谎言仅需一次的坚定，像中国卫生部长那样的坚定，也会成为“真理”。坚定的说谎者不但会被自己的谎言欺骗，还会使谎言变为更坚定的谎言，变为更坚定的欺骗。
还因为谎言说的都是“官话”，这种“权力话语”体现了官方的主流意志，足以炫耀自己语言上的政治时髦，久而久之，说谎也就会从一种大众的社会风尚逐渐变成一种集体的行为准则。一旦“谎言成为准则”，就如索尔仁尼琴所说：“谎言自身也被欺骗了。”当所有的人都不以说谎为耻，不为之脸红，以至于说谎成为本性，欺骗成为准则，那么一个毫无诚信的谎言社会也就此形成。这就太可怕了，到了这种地步，不论再怎么悠久、再怎么辉煌的民族也要毁灭。这是真正的民族悲剧，它比萨斯可怕多了；萨斯伤害的是肺叶，谎言毒害的是心魂！
（2）封锁消息
毛泽东有很多冠冕堂皇的话，其中不少都被林彪编为《毛主席语录》，使得当时的几亿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倒背如流，如：“…是不怕批评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指出。”“我们是实事求是的。”等等，最煽情的还有一段话：“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以上均见《毛主席语录》）这是公开说的，背地里呢？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了一段以前从没公开发表的话：“一个高级社(现在是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肯定灭亡，应当灭亡。”（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补本)》第136页）
毛泽东公开说的和背地说的，哪个是真？这不言而喻。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只是委婉地对失败了的“三面红旗”提出批评，就被戴上反党集团的大帽子。1957年党在整风时的笑脸搞“阳谋”和反右时的翻脸不认人，更是公开和背地两套不同话语最无情的体现。
制造谎言和拒绝批评的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结果之一，便是对能够招惹批评的信息进行封锁。封锁的信息主要是两类。
1、 第一类是重大事故和重大灾难信息
2、比如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全国饿死的以及其他非正常而死的究竟多少人，长期以来是个谜，也是一个密——国家重大机密。据上海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刊载的调查报告，至少有4,040万中国人当时被饿死，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死亡的人数，是上一世纪人类最悲惨的事件之一！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悲惨事件，官方还没有正式地和如实地公布过，有关它的详情以及相关数字至今还封锁在黑箱之中。
再如1970年1月５日，云南发生里氏7·7级特大地震。震中在通海，灾区遍及峨山、建水等７个县，死亡1万5千余人，受伤２万６千多人，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仅通海一县经济损失即达人民币217亿元。震灾发生后，并未对外公布，更未寻求外界和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而政府本身财力有限，救灾物资发放很少，只得紧急调集几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几十万个毛主席像章分送灾民，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鼓励自力更生，进行精神抗灾，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死了这么多人的大天灾，居然对外保密，隐瞒了３０年，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大隐瞒。
近两年由于各地急于脱贫致富，拼命发展经济，往往忽视环境保护、生产安全、公共卫生以及公民道德，造成各地事故和灾害不断，尤其矿难更是触目惊心。事故和灾害发生之后，政府所采取的最重要的紧急措施，就是立即封锁消息。2001年7·17广西南丹的特大矿难，
“宣传”文化（上）
“宣传”文化
沙叶新
说明：这是我一组文章的第三篇，前两篇为《“表态”文化》和《“检讨”文化》，分别发表在香港的《明报》月刊和广州的《随笔》杂志。这一篇《“宣传”文化》酝酿准备近两年，今年4月20日“非典”猖獗时动笔，写了两个月才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宣传”是属于政治文化范畴，但它和文化还是两回事。文化需要创造和积淀，宣传则需鼓动和变化。文化是滋养人，宣传是征服人。文化需要真才实学，宣传往往花言巧语。我之所以把这篇文章取名为《“宣传”文化》，是因为 “宣传” 毕竟还是一种亚文化。还因为如今“文化”吃香，我附丽于文化，也想走俏。所以前两篇也以“文化”名之。以后还想写《“崇拜”文化》、《“告密”文化》和《“批斗”文化》，也以“文化”为招牌。
一、“宣传”的名声不太好
有些词语，如“人权”、“民主”、“人道主义”、“市场经济”等等，一向被当代中国所拒绝，视为洪水猛兽，提也不提。但现在进步了，也与国际接轨了，比如这次对美伊之战的报道，中国国家电视台的人道主义安魂曲比任何国家都哀戚动听，使人为之惊喜，也可能为之惊疑：中国也人道起来了！
另些词语，如“共产”一词，是在西方视为洪水猛兽的，而在中国则一向被奉为政治宠物。尽管现在连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私产合法了，共产反倒非法了，可中国的执政党仍旧叫…，好像这并不妨碍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
再如“宣传”一词，在西方多含贬义，而在中国也依然堂而皇之地正面使用。虽然盯得紧、管得宽、跟得牢的那个头头已经走人了，可宣传部还是理直气壮、毫不动摇地叫宣传部。
“宣传”在中国原本是中性词，最早出现于1900多年前的《三国志》，无非是“宣告传达”之意，并无褒贬，而西方对“宣传”一词却很厌恶。
一是“宣传”的名声最早坏在17世纪意大利天主教的“信仰宣传委员会”，该会利用宣传，攻击伽利略的“日心说”，致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遭到拘禁，郁郁而终。300年后的1992年梵蒂冈教皇才平反了这一冤案。
二是“宣传”的名声坏在20世纪的希特勒和戈培尔。希特勒有句惊人的名言：“利用报纸宣传，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1936年纳粹党在纽伦堡开大会，会场就悬挂着宣传“宣传”的大幅标语：“宣传帮助我们夺取政权，宣传帮助我们巩固政权，宣传还将帮助我们统治世界！”戈培尔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他竭尽全力宣传纳粹精神，宣传种族主义，他的笔杆子和希特勒的枪杆子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让千万颗人头落地。正是：“宣传”并非空议论，笔杆杀人胜枪杆。
三是“宣传”名声坏在前苏联。1919年苏共党中央就有决议：“党的一切事业可以集中的（包括出版工作、宣传等等）就应该为了事业的利益而加以集中。”并规定：党任命党和苏维埃报刊的编辑；党委给编辑部下达政策指令，并监督实行；党中央领导地方报刊。1920年8月，苏共中央又正式成立“宣传鼓动部”，对思想、言论、新闻、出版，全面实行监控。虽然此前曾经有过许诺：“只要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引自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第14页）但这从未兑现，而且控制越来越严密，权力越来越集中，终于形成了苏共模式宣传体制，其影响遍及社会主义阵营，“宣传”成为“强行灌输”、“盲目鼓吹”、“夸大事实”、“制造假象”、“钳制异见”、“操纵舆论”的代名词，使得“宣传”的名声更加狼藉。
由于“宣传”的出身和表现不好，西方国家一直对它敬而远之，怀有警惕。所以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大都不设宣传部，至少是不用“宣传”这个名字了，就像现在的俄国孩子很少取名斯大林，德国的孩子很少取名希特勒一样。
美国没有宣传部，只有新闻文化总署。英国也没有宣传部，只有文化委员会。以前的纳粹德国有宣传部，现在的统一德国也没有宣传部了。中国国民党过去有宣传部，当今的台湾国民党只有文化传播委员会，下设文宣企画和媒体传播两个部。但自从蒋经国开放党禁和报禁之后，文宣企画和媒体传播两部的体制和理念早已经和以往的宣传部大不一样，也不可能一样了。
中国大陆是有宣传部的，其体制和理念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虽然老大哥活到73岁就已呜乎哀哉，昔日的宣传部也已人去楼空，改换门庭，但中国立场坚定，到了黄河心也不死，仍然是为数不多的坚持设有宣传部的国家。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宣传部。美国没有宣传部，并不等于他们就不宣传。中国大陆有宣传部，也并不一定非要废除。关键在于宣传理念、宣传体制如何，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
二、毛泽东是宣传大师
毛泽东1918年他在北京大学参加过新闻学研究会，并听过名记者邵飘萍（后为秘密的…员）的演讲和新闻学教授徐宝璜的讲课，还获得过这一项学历的半年听课证书。1919年他在湖南先后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湖南》，宣传民众大联合，宣传世界新思潮，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驱逐张敬尧，是当年湖南宣传革命的一员猛将。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之后，还对他的朋友熊瑾玎表示他最愿意做的社会工作，一是教书，二是新闻记者，可见他对新闻宣传的浓厚兴趣。由于他有以上的经历和志趣，更由于他具有出色的宣传才干，使他终于有机会在1925年底的国共合作期间以…员身份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并主编宣传部的刊物《政治周报》。他工作卓有成效，对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秘书长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党务报告中，表示“欣喜而乐观”，认为“本党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现在可以说比较的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这是对毛泽东所领导中央宣传部和他这个代理部长的嘉许。毛泽东视事仅数月，便已成为国民党不可替代的宣传圣手。
国共分裂后，毛泽东在中国工农红军时代也主持过宣传工作，他是红四军的党代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的重要《决议》便由毛泽东起草。在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可惜只选录了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而专门讲述红军宣传工作的第四部分没被选录，少为人知。但这一部分对了解毛泽东红军时期的宣传思想非常重要；还因为毛泽东在敌我两个阵营都任宣传要职，可以以此来比较他指导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和指导…的宣传工作有何不同，以此来探寻他在为红军制定的针对白军的宣传策略是不是更加知己知彼，更能击中要害。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确立了他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一直到他去世，主政41年，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日理万机，统领全局，但他仍然紧握宣传大权，始终未曾松手。在…执政的各国领袖中，像毛泽东这样有过新闻学历，办过报纸刊物，当过宣传部长，在敌对两党都有过丰富宣传经验，而且在主政之后还一直亲自掌控宣传大权达四十余年之久的人，也许他是唯一的一位。他对中国宣传体制的建立、中国宣传理念的形成有过很多创造发明。他在军事上打败过国民党的几百万大军，他在宣传上也影响过国内外千百万人，他是一个位高超的宣传大师！
几年前我访问台湾，和一位国民党老兵聊天，他说：“国民党败给…的原因，主要不是兵力，不是武器，我们是败在了…的宣传。…太会做宣传了。”他还说：“要是蒋介石也像毛泽东这样会宣传，或者毛泽东一直做我们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说不定今天逃到台湾来的就不是我们国民党了。”我听了愕然。可有一年我在美国看台湾出版的一部国民党党史，作者居然不提毛泽东曾任宣传部代理部长这一史实。作者的勇气还不及一个老兵，如此回避，实在小气。其原因当然是毛泽东在宣传部任内实在善于宣传，所以作者拒不宣传他这位宣传部长的政绩。早几年中国大陆出版的抗日战争史，也故意抹煞国民党军队在主战场的战绩。两岸一样，同根所生：为了政治，篡改历史；为了宣传，不顾事实。
三、毛式的宣传体制
（1）高度集中的大权独揽
中国的宣传体制高度集中，毛泽东亲自掌控宣传大权。毛泽东深知宣传是重大权利，谁掌握宣传大权，谁就能制造舆论，于是，谁就为是非标准，谁就是真理化身，谁就代表正确路线，谁就树立政治权威；于是，对外可以推翻一个政权，对内可以操控亿万群众，对自己可以成就领袖霸业。
宣传机器的最高领导机关为党中央的宣传部，部长通常由政治局的常委或委员担任。中宣部负责制定宣传政策和把握舆论导向等日常工作，但宣传的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仍要听命于主席毛泽东。虽然党内也主张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可实际上党内一直缺乏民主；政治局开会固然也不乏协商和讨论，但出现分歧时，毛泽东还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最后否决权，谁都得服从于他。
事实上，在毛泽东为核心的政治局，很少有什么争论，更不要说激烈争论。如果真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众政治局成员或像林彪一样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或如周恩来一样委曲求全，折中调和；也可能同陈云一样称病在家，韬光养晦；但更多的可能则是大家都非常自觉也非常习惯地收回己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至少是口头一致，这就更加强化了毛泽东的霸气，更加纵容了他的独断独行。在宣传方面更是如此。至今还找不到有力证据来表明政治局内有谁在宣传方面敢于撄鳞，这是因为除了毛泽东政治上的威权之外，谁也没有他在宣传方面的才干和经验。
毛泽东的对宣传的领导绝对是内行的领导，是权威的领导。他除了大权独揽，总负其责外，还亲自审读、修改党报上的重要文章，也不时为各宣传机构或政府部门撰写各类宣传文稿，比如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所写的广播稿）、《别了，司徒雷登》（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为《人民日报》所写的序言与按语），《再批判》（为《文艺报》所写的编者按），《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起草的文告），等等都是毛泽东的大手笔，力透纸背，令人丧胆；即以文笔而论，也是上等文章。在中国…内，无一人可以写出这类文字，他人既无毛泽东的才气，更无毛泽东的霸气。
毛泽东1957年曾说过：“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辞去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1957年春天，毛泽东给《人民日报》写《<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和《事情正在起变化》等反右文章，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组自己的稿、自己改自己的稿、自己审自己的稿、自己发自己的稿，所以他说：“四、五、六月，实际上是我在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见吴冷西《忆毛主席》）。应该说毛泽东是中国整个宣传战线的“总编辑”。
毛泽东掌控宣传大权时，倘若感到宣传部门的领导不合自己心意，如对《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便批评他是“书生办报”；如果“书生”进而有所失误，便骂他是“死人办报”；如果毛泽东认为宣传部长其心有异，如对中宣部长陆定一，他便诬之为“阎王”，号召“小鬼”打倒“阎王”；如果毛泽东察觉宣传大权确实失控，如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和市委领导的《北京日报》，他便引而不发，另在别地选择宣传阵地，以待时机歼灭之。比如，毛泽东要批判北京副市长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他就避开北京，在上海找姚文元写此大批判稿，这便是那篇为“文革”热身的革命檄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文写好后，发表在上海的《文汇报》，北京拒不转载。毛泽东又下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小册子，发行全国，这才打破北京的封锁。这是毛泽东当年领导的一场非常出色的宣传游击战，并终究以此为序幕发动了震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从“走资派”手里将旁落的大权，包括宣传大权又夺回到自己手中。
由于毛泽东是一个大权独揽的强势领导，超常地重视宣传，容不得半点差错，加上政策多变，难以掌握，故而宣传官员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官场上有官谚：“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统战部，年年有吃住；跟着外交部，年年国外住；跟着宣传部，年年犯错误。”按理说，宣传工作者应该思想活跃，极富热情，能说会道，善于鼓动，而中国的宣传官员大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怕，一本正经，不苟言笑。这好像已经成为中国宣传干部的标准像，即便在毛泽东之后也如此，其中最最标准的莫过于邓力群和…两位领导同志了。故而有人戏说，他们二位的尊容，便是中国的宣传面孔。
（2）严密庞大的宣传网络
在毛泽东掌控下，宣传体制的构架是金字塔形的。尖顶是他本人和他直接领导的中央宣传部，然后省、市、地、县，机关、学校、军队、农村，从中央到地方一层一层地都有相应级别的宣传部门和宣传干部，以及相应级别的党报、党刊、电视台、广播电台，一直到边远农村山区的有线广播站。即便不是宣传部门和媒体单位，中国…的各级党委，党总支、党支部都有宣传委员，这更使得宣传无孔不入，无远弗届，形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宣传网络。
为了使得宣传尽量扩大影响，深入人心，除了利用现代媒体进行宣传之外，也不放过红军时代使用过的传统宣传手段，如在墙头刷写标语，在大街悬挂口号。不论学校机关，不论村社田头，不论现代都市，不论穷乡僻壤，标语口号，铺天盖地，触目皆是。如果乘坐火车，沿途都能看到在铁路两旁很多房屋的墙面上，有许许多多历年以来书写的标语口号的遗迹，从“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农业学大寨”，一直到“批林批孔”、“改革开放”、“欢庆…”，口号与时俱进，标语代代相传，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有些标语口号是宣传部门统一布置下达，有的是基层组织独自创造发明。因为标语口号实在泛滥成灾，难免错误百出。有的提法有误，有的用词不当，比如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一个生，两个扎，三个刮刮刮！”看了惊心动魄！再如普及女童教育的口号：“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也让人吓一跳。
还有的标语口号不伦不类，使人产生联想和误会，令人发噱。
比如广东粤北山区某处山林的标语：“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我们成了野生动物？上海浦东大道两侧飘扬的旗帜上写着：“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我又变成了分类垃圾！山东省济宁至汶上县公路旁的某乡镇巨型横幅：“集体上访违法、越级上访可耻！”这种提法显然违反民主。贵州铜仁去梵净山路上的一个屠宰场的口号：“以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怎么指导？这是以示紧跟还是故意搞笑？
另有一些标语口号因书写错误，或分行不当，也让人捧腹。
比如苏北某农村信用社门前的标语：“信用社是老伯性生活的贴心人。”江南某县大街的标语，上面一行是“群众有困”，下面一行是“难找警察”，都让人忍俊不住。
中国是标语口号的大国。如果说中国的宣传是一个硕大无朋的网络，那这些星罗棋布的标语口号则是这个巨大网络的成千上万个网眼的填充，使得宣传网络成为覆盖一切、无有缺漏的巨大天幕，任何地方都逃脱不了宣传的笼罩，所有人群都无法避免宣传的控制。
中国的标语口号是中国宣传的不可或缺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中国是标语口号的国家。中国标语口号的广泛性和它的荒诞性，都给全世界来到中国的人目瞪口呆。
中国标语口号的强大和渗透，还使得所有的宣传媒介都受其影响，都变得标语化、口号化，变得越来越不讲事实，越来越不讲道理。连最需要以形象和情感来打动人的文学艺术，也变得标语化和口号化，也变成了粗鄙的宣传。所以中国大陆的文学艺术团体全都隶属于宣传部系统，作家和艺术家都被称为宣传系统的文艺工作者。
在文学艺术中，有几个品种是除了以前的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中国之外，世界各国都很少有的，那就是“宣传画”、“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它们至今也未完全在中国绝迹，尚有变种存在。这些政治标准第一的“主旋律”作品，其实只是涂上油彩的口号，谱上旋律的标语，穿上戏装的宣传品。把文学艺术纳入宣传网络中，使得笼罩在这个网络中的所有人，读的报纸是宣传，看的电视是宣传，听的广播也是宣传；所有在这网络中的宣传媒体，唱的是宣传，画的是宣传，表演的也是宣传。在中国大陆的人，耳目所及，无一不是宣传。
为了扩大宣传的影响，增强宣传的权威，毛泽东还把文化名人纳入宣传体制，让他们当义务的宣传员。红军时期，宣传员的成分不好，“俘虏兵也有，伙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所以红军官兵说宣传员是“卖假膏药的”。（见《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红军的宣传工作》）如今将文化名人纳入宣传体制，成分大大提高，就很难看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钱学森在大跃进期间以“科学”论证亩产百万斤的可能，郭沫若在文革初始以自己的所有著作都应该烧掉的表态来支持红卫兵运动，都起到推波助澜的恶劣宣传作用。
（3）层层把关的审查制度
党为了保证宣传体制的稳固，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县市，从宣传网络的中心到宣传网络的边缘，都极力强化党的监控。虽然中国一再对外宣称中国没有对媒体的审查制度，其实各级党委宣传部，各个媒体的党委，就是审查监督机构。国民党时期，只有一个在1934年成立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而在现在的中国大陆，从宣传部到所有媒体的党委都是一个个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在各个媒体内部还实行严格的三审制，有时三审还不足以控驭，每当涉及到重大题材、敏感内容的稿件文本，还需上报，由上级领导甚至中央一级部门审查定夺。这使得任何与宣传口径不相吻合的言论、文字、图像、画面都难以漏网。三审制使得宣传部和媒体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成为训练有素的检察官。
文革和文革以前，控制极严，不可能有出格的书，不可能有出格的报，即便地下刊物也极少。那时的宣传网络真的是重重铁幕。改革开放之后，集权制度逐渐松动，自由空间开始拓展，出格报刊越来越多，审查控制越来越难。为此，在…当中宣部长后，为了强化对传媒的控管，在中宣部内增设“新闻阅评协调小组”。1997年前后，..“十五大”和香港主权回归前夕，中宣部又责令各省市成立“审读小组”。“新闻阅评协调小组”和“审读小组”已经是正式的审查机构，只是“阅评”和“审读”的名称比“检查”和“审查”好听一些，且不挂牌，以便有人问起时，可以抵赖。宣传当局对当地出版物的审读，就由这些审读小组承担。
审读员大多为报业和出版界的离退休人员，宣传当局让这些老战士重返前线，守城把关，首先是因为他们政治上可以信赖。而这些老兵对自己能被返聘，并委以重任，也是不无感激。
今年年初，网上流传一份某审读小组向市委宣传部汇报的审读报告，内容是对一份画报的审读意见，认为该画报：1、重大政治题材报道处理不当；2、重大敏感问题报道主观随意性太强；3、违反新闻宣传管理有关纪律；4、炒作有负面影响的题材，宣传格调低下……
网上对此评论说：“由一帮（如，报告中居然还称画报报道发放安全套为“格调庸俗”）老审读员，来主宰现代媒体的生杀予夺大权，其后果令人堪忧。很难设想他们能代表先进生产力，能代表先进文化。而一份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杂志，被这帮人施以如此严酷而又荒唐的审读，恐怕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
尽管审读意见并无道理，但还是具有很强的杀伤力，该画报就因此而遭到整肃。近几年来，许多报刊、书籍、编辑部、出版社遭到同样命运，都和审读小组的报告有关。
其实审读人员也并非全都如网上对他们的评论：“头脑僵化、趣味陈腐、庸俗无聊”，即便有人如此，也可能是出于无奈。很多审读报告都不愿意具名，可见审读人员的那种迫不得已的心态。当然审读小组中也有开明的专业人员，他们并不打算为宣传殉葬，所以常常网开一面。但是“审读小组”和文革期间的“写作组”一样，名声实在不好，他们迟早会明白，在这个时代还当“思想警察”，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都不是值得炫耀的历史。
（4）层出不穷的高压政策
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民主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中国顺应时代，经济改革，社会转型，逐渐开放，但旧的体制和新的观念时时发生激烈冲突，表现在宣传方面就是言论往往突破禁区，新闻常常违反戒律，因而屡屡遭到打击。打击的方式有给予警告、勒令检讨、禁止发行、扣发奖金、停业整顿、撤换主编等等，最厉害的是一锅端，停刊解散！
中国的报纸几乎很少有没吃过黄牌、挨过批评的。新闻从业人员做检讨已是小菜一碟，家常便饭。比如《南方周末》就不知道做了多少次检讨。有些媒体的老记、老编，一边在写稿、发稿、一边在准备检讨。某市负责文教宣传的书记，经常看到媒体送来的检讨，批评说：“你们的检讨怎么都是老一套，我背的都背熟了。下次我不看了，但你们该做的检讨还是要做。”媒体所做检讨之多，已无新意，翻来覆去无非那些帽子，那些套语，徒具形式，已使检讨成为儿戏。有家报纸老总为此做了一首打油诗：“检讨常常做，总唱自我错，说我错就错，不错也是错，到底哪里错，实在没法说。下次说你错，检讨还得做。” [...]
炎黄春秋面临整肃（亚洲周刊）
炎黄春秋面临整肃（亚洲周刊）
《炎黄春秋》杂志刊登八九之后有关赵@紫$阳的首篇正面报道专文，引起中南海一位前主要领导人不满，要求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主管文化部以年龄为由，要求社长杜 导正等一批杂志社领导退休。在今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和明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敏感时期，《炎黄春秋》的命运引起境内外极大关注。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担忧多年的事终于悄悄降临，人们感到了寒意。屡屡发表说真话文章而「为改革鼓与呼」的《炎黄春秋》月刊，日前遭北京当局整肃，此举被政治学者视为「六#四#事件以来最大的一场封杀媒体的大戏」。
事缘《炎黄春秋》九月号刊登了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孙振的七千字长文《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这是自八九年以来，中国大陆传媒首次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为主要描述对象的专篇正面报道，讲述了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农村基层调查并调整农村政策，获得「要吃粮，找紫&阳」美誉的故事。
当下，各地都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程，而再过七个月正是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在这重要而又敏感时期，《炎黄春秋》的命运，正涌动着一股激流，「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事情未来的发展，引起境内外的极大关注。
据悉，孙振的长文九月发表后，当即引起中南海一位前主要领导人的不满，要求中共中央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二十多天后，即十月中旬，文化部着手处理。《炎黄春秋》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主办，研究会是挂靠在文化部的一个社团。文化部欲以《炎黄春秋》的社长、副社长、秘书长、编委年龄过大为借口，更替领导班子。
不过，有人认为，《炎黄春秋》不是官方办的杂志，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没有给一个编制，政府无权限制领导班子的年龄，就好比无法规定民营公司老板的年龄一样。下手处置确实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在当今要求「还权于民」的理念下，文化部迟迟难以作出抉择。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动静，人们以为事情或许淡化了。不料，日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终于传达指令，以年龄为由，要求社长杜导正等一批杂志社领导退下来。
孙振长文的责任编辑是《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年逾八旬的杜导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身体硬朗，一些重大稿件都由他动手修改、最后拍板。
编委、副社长杨继绳说，杜导正是「八十岁的年龄，六十岁的身体」，有读者还加了一句「四十岁的思想」。杜导正始终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退步，也不能激进，而应该有序地、稳固地、逐步地「碎步前进」。
作者孙振，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一九四六年十六岁时加入中共，曾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文章开篇说：「改革难，要想在乱时谋改革更难。身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在十年动乱的『文革』后期，心系民生，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政治风险，谋求农村的经济改革。」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需要在省际交流干部，孙振从新华社江苏分社调到四川分社任社长，赵*紫*阳从广东省委调到四川出任省委书记。于是他俩有了交往。一九七六年，四川「文化革命」的派别争斗依然严重，一次，他随赵*紫阳下农村「微服私访」。文章回忆说，赵*紫*阳每到一地，不淮地方党政机关派人迎送，直接步入田间与农民交谈。这次出行共走了十多个县市，零距离感受赵*紫阳在那个特殊年代，坚持实事求是、调整农村政策的许多故事。
孙振在文章最后说，「在广大农村改革的早春时节，『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是人民对紫阳的最为美好的赞誉」。
《炎黄春秋》接连刊出关于赵*紫阳的文章。二零零七年七月刊登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的《国务院大院的回忆》，是八九年以来首次在公开报刊上正面出现赵的名字。随后，又连续发表了田纪云回忆改革开放的文章《近距离感受邓小平》（零七年十二期），《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零八年一期），《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零八年二期），《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十大措施》（零八年三期），每一篇都提到赵紫&&阳的名字。于是赵的名字渐渐脱敏。零八年第四期又刊登赵的秘书李树桥的文章《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也肯定了赵的贡献。第九期孙振的文章是第一篇长篇专文。有评论认为，这就是在目前态势下的一种「碎步前进」、「逐步推进」。
二零零九年六月，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炎黄春秋》如此敢于突破，有高层人士担心会引起国人更进一步联想。《炎黄春秋》是中共党内一批老干部主持、聚集的「家」，是当下中国能对宣传部门的宣传口径有所突破的唯一阵地。
二零零八年春夏，中国政坛传出奥运之后媒体宣传政策会收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七月三十一日在中宣部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认为「今年的中国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多事多难，大喜大悲」，从中获得诸多启示，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未来前进道路上，「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更主动出击。
时下，中共体制内已退下高位的一批老干部闻悉《炎黄春秋》面临整肃，纷纷对杂志社作出声援，他们认为对文化部的处置绝对不能让步，「文死谏，武死战」，要「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这不是杜导正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一大批老共产党员发表声音的阵地是否存活」，「这一阵地来之不易，不容被剥夺」。
《炎黄春秋》于九一年创刊，在老将军萧克和张爱萍的支持下，一批中共党内老人白手起家创办，至今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全由自己经营。这些办刊老人不善经营广告，主要靠发行量。《炎黄春秋》的读者几乎都是老干部和老文化人。最初发行量四万多，近年每月都是数百数千增加，如今总发行量已超逾八万册。
二零零八年初，杜导正说：「《炎黄春秋》的二零零八年办刊框架，总的说思想要解放，要有突破，要『大框框守住，小框框放开』，这『大框框』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邓小平理论和科学意义上的三个代表、十七大报告，这些要守住。我们有几个硬性规定，有些问题内部探讨怎么谈都可以，但公开发表就不能碰：多党制不碰，军队国家化不碰，六#四事件今年不碰，法轮功不碰，现任的和上一届的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包括他们的家庭和案件不碰。」他认为，政治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当前和今后前进中最核心的问题。中国今后要继续前进，非突破这一条不可。他说：「我提出『碎步前进』的理念，慢慢推进，向前走二十年、三十年，条件成熟了，步子再加大些。我是乐观派，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谁都阻挡不了。我常常说要记住林则徐的那副名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杜导正说：「现在的舆论环境，主流是不错的，当然前进中一定会有波折，他们进一下，退一下，朝左偏一下，朝右偏一下，甚至有时候镇压一下，这很正常。我们杂志的理念是一定要客观，一定要对人对事公平，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认可。」杜导正认为，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往前推进最可行的方案，就是要回应胡锦涛的号召，放宽言路，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然后逐步放开。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有责任，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有更大的责任。
这些年来，在杜导正主持下，《炎黄春秋》发表了引起当局某些高层人士不满的重要文章，大致有五类。除了上述有关赵紫阳的文章外，第二类是关于胡&耀&邦的文章。
从一九九四年胡去世五周年刊登第一张照片并配小诗起，直到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胡耀邦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前后刊登了三十多篇关于胡%耀邦的文章。胡&耀&邦的名字从和赵*紫*阳一样敏感到脱敏，最后竟召开纪念会。一九九四年第一篇关于胡耀&邦的照片刊登后，当局曾下指令收回该期杂志。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胡的纪念座谈会在十九日召开，此前半个多月发行的《炎黄春秋》十一期杂志，由于发表田纪云、任仲夷等十四位中共老一辈高官的文章《我们心中的胡耀**邦》，竟然也被下令禁止发行，引起读者强烈不满。不过，此后关于胡耀**邦的文章彻底开禁了。
第三类是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每次中共党代表大会，《炎黄春秋》都会发一篇曾任毛泽东秘书的前电力工业部副部长、中组部前副部长李锐，写给大会的呼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中共召开十七大，即二零零七年十月发表了他的《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中共十六大，即二零零三年一月，发表了《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此文被《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转发，但报纸被查封。
此类文章在《炎黄春秋》中占有极大比例，二零零八年五月，刊登十一位专家学者笔谈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文章，主题是「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七月发表十六位专家学者笔谈汶川地震，总标题是「汶川地震：以历史进步补偿灾难」，鼓吹开放传媒空间。
第四类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道路的理论探讨。二零零七年二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引起巨大反响。二零零七年六月，发表了谢韬和辛子陵的《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二零零八年二月，发表了曾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此外，还有六月号的杨继绳《集体世袭与权力场》，七月号的辛子陵《合成一个新东西》，八月号的彭迪《普世价值：驻外记者的感想》，十月号的应克复《我看党和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十一月号的吴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等。
第五类文章是以亲身经历的史实，还原敏感而重大的历史事件真相。《炎黄春秋》率先还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一个公道，接着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张闻天。《炎黄春秋》众多文章如实记载当年「大&跃进」、「大饥荒」、「反&右运动」的文章。零八年七月发表金雁的《一月剧变：超过十月革命的大事件》，重新评价十月革命。在全国媒体闭口不提「文化&革命」的现状下，《炎黄春秋》这些年来却一再发表文章描述文革。
十一月七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采访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要依法保护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新闻机构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干扰」。
北京一批中共党内老干部说，「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为什么文化部还要对《炎黄春秋》作出整肃？创办这么多年来，《炎黄春秋》被「整」挨「批」达八九次，跌跌撞撞，步履维艰，但毕竟走过来了。以「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为办刊理念的《炎黄春秋》的命运，正引起世人的关注。
#日志日期：2008-11-14 星期五(Friday)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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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天津湿地成为鸟儿的屠宰场（图）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4 13:26
想看看。
评论人：申鹏 评论日期：2008-11-14 13:46
附 惹祸文章《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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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难，要想在乱时谋改革更难。身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临危受命，心系民生，为解决城乡人民的温饱，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政治风险，运用巧妙迂回的方法，谋求农村的经济改革。以后，“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在中华大地流传开来。
一
我原本不认识紫&阳同志，几年以前，我任新华社江苏分社社长时，在一次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最初听到赵*紫阳这个名字。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可能是初次见到赵紫*阳同志，把赵紫*阳看做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干部，也可能是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活跃会议的气氛，饶有兴趣地问起赵紫*阳的出生地。赵紫*阳回答说是河南滑县人。毛泽东同志当场兴致勃勃地说：“滑者水之骨也。”
我见到紫*阳同志，纯属巧合。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可能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需要在省际之间交流干部，我从新华社江苏分社调到四川分社任社长，紫阳同志不久也从内蒙古自治区调广东省委，又从广东省委调到四川来做省委书记兼成都军区政委。
由于四川省的“文化大革命”中派别争斗极为严重，“文革”成了“武革”，除了飞机以外，大炮、坦克、机枪、步枪、地雷、手榴弹等等各式武器，全都用上了。就连我们四川分社的办公楼墙壁上，都是弹痕累累。我曾经开玩笑地说，这些武斗留下的弹洞，不要抹掉，可以用做警示后人。我曾在去四川的船上写诗一首，诗中写道：“不管翻腾千里浪，唯思处乱写新闻。”
赵紫**阳同志虽在1932年加入共青团，但正式加入中共是1938年初，所以基本上属于“三八式”干部。就是在20世纪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于1938年底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不过他开始便任县委书记，很快连任多地多届地委书记，接着任省委书记。这在当时省市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中，还是以红军时期出身的干部为主体的年代，赵紫**阳便也是后起之秀了。就是这个后起之秀，一方大员，在那动乱年代的四川，也是困难重重！
这时候“文革”武斗的硝烟虽然已经渐渐散去，但是，成都市的大街小巷和机关大院仍旧贴满了大字报，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和省市主要领导同志。“造反派”仍然随便关押和批斗省市领导干部，四川省仍是极端无政府状态，机关、学校、工厂涣散瘫痪。工农业生产日渐下降，人民生活极端困难，连在四川最普通的辣椒粉也要凭票供应。
紫**阳同志刚刚来到四川，他的两位主要助手，省委书记段君毅和赵苍碧，立刻被“造反派”绑架关押起来。这可以说是对刚到四川的紫**阳同志当头一棒。
“文化大革命”争斗的核心问题，是谋权夺位。半路来了个赵**紫阳，官高位重，出现了一道谋权夺位障碍，自然成了四川各路造反派“英雄”的众矢之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赵紫**阳到四川不满一个月，成都市的大街小巷，就出现了反对赵紫**阳的巨型横幅标语：
“赵紫**阳是哪路人马！”
“以生产压革命，没有好下场！”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谁就是死路一条！”
面对争权夺位疯狂的四川、面对极端无政府状态的四川、面对工农业生产濒临崩溃的四川，紫**阳同志虽然主持工作，实际上也无法运用他手中的权力，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这是他从小参加工作以来，不曾遇到过的难堪局面。
他整天忙于应付“造反派”的纠缠，难得安心开会研究问题，难得安心吃一餐晚饭，难得安心睡一夜好觉。他也不知哪天突然会被“造反派”关押起来。经过战争磨练的人，不怕关押，不怕受苦，不怕折磨。怕的是因他而造成更大的混乱，怕的是他在四川一事无成，有负于四川人民！
二
一天傍晚，我刚吃过晚饭，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今天晚上，紫阳同志请你和他一起出去。”据我所知，全省上下，包括驾驶员在内，都亲切地称呼赵紫**阳为紫*阳同志。
“有什么事情吗？”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省委是经常在晚上开会的。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事情，紫**阳同志要你准备好洗漱用品晚上十点在家里等他。”这时候我已经完全明白了，紫阳是要约我一起住到金牛坝招待所去。当年，紫**阳同志曾多次约我住到远离市区的这个招待所去，目的是为了避开造反派的干扰。
金牛坝招待所是四川省委的一个小招待所。四川人将川西平原称为川西坝子，作为对平原的爱称。许多地方，也将本乡本村的一块平坦的地方，爱称为坪坝。金牛坝更不是一般的坪坝，传说在夜晚时候，有人见过一条金牛，金光闪烁，在这里的田间奔跑。这个故事，反映了当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富裕农村的憧憬。
金牛坝招待所是毛主席曾经住过的地方，各路造反派的“英雄”，一时还不敢骚扰。当晚，脱离了“文化大革命”的噪音，紫*阳和我都睡了一夜好觉。
第二天中午，当紫*阳同志和我步入食堂的时候，只听见服务员大声地喊叫：“吃干饭的首长，请坐到右边，吃面食的首长，请坐到左边！”
听到服务员这样喊叫，我和紫阳同志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紫 阳同志当然也很明白“吃干饭”的意思，他风趣幽默又轻声地对我说：
“我们都是吃干饭的，走，吃干饭去。”
又是一个深夜，紫 阳同志没有和我预约，就来到了我的家里。他见到了我，拉住我的手说：“到你家来坐坐。”
这时正是全国人民哀悼周恩来总理的时候，窃夺中央领导地位的野心家竟然制造清华大学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闻，叫嚷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紫 阳同志用手擦了一下沾满雾气的眼镜，心情沉重地说：“看样子还要乱一阵子哩！”“再乱下去，四川受害，全国人民受苦。”“再乱下去，还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紫 阳同志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你还记得吗，金牛坝招待所的服务员，叫喊我们吃饭的时候，说是吃干饭的首长坐在右边，我当时就说，我们是吃干饭的首长，坐到右边去了。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当然就是吃干饭的了。”
他继续说道：“最近我是反复想过了，困守在成都，整天应付那些麻烦事情，一事无成，还不如到农村去走走，也许可能发现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做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也想跟你一起走，行吗？”
“好啊，就这样说定了，我们一起走。你就等电话通知吧。”他学着半像半不像的四川腔音，又含有浓厚的他家乡韵味，高兴地对我这样说。
这天晚上，他在我家里一直谈到十二点以后，才悄悄地离开。紫 阳和我的谈话内容，在当时是绝对违禁的。要是泄露出去，我们都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锒铛入狱。在“反革命”这三个字之前，还可能要加当时的流行用词，就是“‘走资派’还在走”，“策划于密室”，妄图“点火于基层”的罪名。
三
1976年的一天上午，紫 阳同志乘了一辆白色小型的面包车，连驾驶员在内可以乘坐七人。我上车以后，看到车上有紫 阳同志和他的秘书、驾驶员三人。我和紫 阳同志一起出行，但是，我不是他的随员，紫 阳也没有把我看做是他的随员。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我有我的新闻采访工作任务。
他每到一地，从来不准地方党政机关派人迎送，实际上是微服私访。他常常是到了一个地方，直接插入田间地头与广大农民、基层干部交谈，了解他们的心声和想法。紫 阳同志的所作所为使我强烈地感觉到他是一个善于联系群众的人，处处为群众着想的优秀领导干部。
紫 阳同志这次出行，一共走了十多个县市，到过绵阳、广元、绵竹、西充、广安、南充、郎中等地。他每到一地，就直接访问当地基层干部和农民，和他们一起走到田间地头，亲切交谈，了解情况。
他在成都平原的水田地区，听到当地农民说：
“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
紫 阳参加革命工作以来，长期做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对农村情况相当熟悉，后来担任中共省委和中央局的领导工作，他仍然经常到基层去，不仅了解农村和农业生产情况，而且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情感。现在他到四川农村，听到了农民提出的问题，其实他心里早就十分明白农民所提这些问题的内容，但是另一方面有鉴于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在追究他是“哪路人马”的时候，他不便于明白表示反对学大寨种植双季稻的意见，这就是领导干部乱时谋改革的难处，他还得徉作饶有兴味地问道：
“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当地农民告诉他，这几年来，上级号召农业学大寨，要推广种植双季稻，再种一季小麦。双季稻加一季小麦，就是一年种三季。可是，这样做并不高产，每季平均亩产三百斤，就是说“三三见九”。如果只种两季，每亩稻子可产五百多斤，每亩小麦也可产到五多百斤，这就是“二五一十”。种两季比种三季庄稼，多产一百斤，这样一算，就是“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了。
紫 阳同志继续亲切地问道：
“种三季的工本怎么样呢？”
当地农民说：“种三季的人力和肥料，至少也要增加五分之一。为了种三季庄稼，必须抢季节，争时间，起早摸黑，忙得昏头昏脑，鸡飞狗跳。如果能够多种多收，多花点劳力和肥料，我们农民不在乎，可是，现在是多种多亏多吃苦。”他们看了一眼紫阳同志，继续说道：“看样子，你这位同志像是外地人，我们没有顾虑，说句实在话，要我们学大寨，越学越穷，这种事情，谁愿意干呢！表面上大家天天上工，实际上大家天天磨洋工！”
成都平原是四川主要产粮区，紫 阳同志深知成都平原水温低，日照少，不能因为要学大寨就强行推广种植双季稻。他又向农民问道：“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这笔账，你们自己已经算得清清楚楚了。为什么不改过来呢？”
在场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不行
评论人：申鹏 评论日期：2008-11-14 13:47
“为什么不行呢？”
基层干部说：
“上级号召我们学大寨，推广双季稻，要是改过来，不种双季稻，上级要批评我们是倒退了。”
“中国农民真好啊，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我们不能滥用人民对我们的信任，不切实际地要求农民种双季稻，伤害了人民的积极性。一定要实事求是，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我想紫 阳同志的内心一定是这样想的。
紫 阳同志坚定而委婉地对大家说：
“学大寨，是学大寨的精神，就是要苦干实干，努力增产粮食。可是大寨并没有种双季稻，也没有种三季庄稼。成都平原多阴雨天气，日照不足，灌溉用
评论人：申鹏 评论日期：2008-11-14 13:47
水的温度较低，可能不适合种植双季稻。你们已经有了实践经验，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我看，不管是种两季，还是种三季，只要能够增产粮食就好。粮食增产了，用事实来说话，你们的底气就足了。”
“请问你贵姓？”生产队的干部，感到刚才这位领导干部的言谈，说到农民心坎上了，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这位领导干部是谁，能不能依着他的意思去做，表现出有点不安。
紫阳同志的秘书笑着回答说：
“他是赵 紫 阳同志，是我们省上任不久的省委书记。”
“紫 阳同志，你刚才讲的太好了，这样我们的手脚就放开了，今年就依着你说的来做。”
四
紫 阳同志还走访了几个山区的农村，因为紫 阳同志长期关注农村工作，对发展农业生产很有经验，发现了山区农民学大寨，不讲具体条件，不从实际出发，只管深翻土地的情况。他说：
“深翻土地，也要因地制宜。在土层厚的地方，可以深翻，也应该深翻，有利于保墒，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但是也不是越深越好，要看种植什么庄稼，水稻和小麦，根须长度差不多，深翻四五寸左右就可以了，翻得太深了，把生土翻上来，也不利于庄稼生长，还浪费了劳动力。”
有的农民问：“种玉米呢？”
“种玉米，就要翻得深一点，因为玉米的根又粗又长，杆子也高，土地就要翻得深一点，玉米才能充分吸收营养和水分，杆子也才能站立得稳，不易倒伏。”
有的农民问：“要是种红薯呢？”
“种红薯也要深翻土地，因为红薯生长在地下，薯块大，深沟高垅，薯块在土里才能伸展开来，才能丰收。”
“像我们这个山区，要不要深翻土地呢？”
“这要看土层深浅，土层浅的不能深翻。如果深翻，那就会造成水土流失，粮食反而要减产了。”紫 阳同志想了一想又说：“你们提的这些问题，其实你们都懂。你们都是种地的能人里手，哪有不懂这些道理的呢！我刚才说的这些道理，也都是从农民朋友那里学来的。”和他一起蹲在田埂上的干部和农民，听他这么说，几乎一起轰然笑了起来。
紫 阳同志继续说道：
“从你们的笑声里，可以听得出来，我说你们是种地的能人里手，说对了吧！可是你们懂得的问题，为什么又偏要在这里提出来呢？”
生产队干部压低了声音，吞吞吐吐地说：
“上级号召我们学大寨，有一项要求，就是深翻土地，我们能不做吗！”
紫 阳同志叹了口气说：
“学大寨，是学大寨的苦干实干精神，可是大寨人并没有说，在你们这里怎样深翻土地。从今以后，翻不翻地，怎样翻地，翻深翻浅，都由你们这些种地的人做主，一定要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努力增产粮食。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行！”
这是在场的基层干部的回答，也是千百万农民的回答。
走访中，紫 阳同志听到最多的是自留地的问题。一般地区的农民，由于“共产风”的不良影响，对于耕作集体所有的土地，缺乏积极性，但是，他们把自留地看做是命根子，千方百计冲破极左思潮的障碍，还是要把自留地种好的。紫 阳看到当地农民自留地种得不好，其中的原因，他也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被推到了顶点，把农民的这一点自留地，看做是资本主义尾巴，强迫农民把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所有，农民流着眼泪，忍痛把自留地也抛荒了。这种情况完全是“人祸”！
紫 阳同志说：“中央多次发布的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都说农民要有自留地，这些文件并没有收回，就说明文件中的有关规定仍然有效。再说自留地，大多是门前地，门前地都是最好的地，也是耕作最方便的地，应该种好。”
“对，对，对！这位同志说得对，既然是门前地，就不是尾巴地，应该种好。”这个农民的话又引起了一阵轰然大笑。
在那个年代，别说是农民，谁也搞不清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是跟着起哄。紫 阳同志不便直说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对，就用了个“门前地”的名字，而农民就把“门前地”与“尾巴地”对立起来说了，虽然不通，却很生动有趣。
当地的干部农民，见到气氛活跃，又有人说：
“我们这里还有一户人家单干，也受到了批判。对是不对呢？”
“你们说说，这户人家是个什么情况呢？”
“这户人家单门独户，一家孤零零地住在一个山凹里，距离我们生产队（村庄）三里多路，他不愿意来回走路，不到生产队来劳动，他就单干了。”
“是呀，那么远的路，怎么能叫人家到你们这里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呢，既耽误了劳动时间，也浪费了劳动力，人家单干有人家的具体情况。如果人家增产了，生产队就要派人去调查研究，总结人家的经验；如果人家单干，生产不如你们，他就会自愿跑来，要求参加你们的生产队；他高兴，你们也高兴。我看你们生产队，如果人数太多，都挤在一块地里劳动，也不方便，也可分成若干小组，便于管理，也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各组之间还可以开展劳动竞赛。你们看这个办法好不好？”
紫 阳同志关于农村工作的意愿已经这样明白表示出来了。在场的基层干部和农民连连齐声回应说：
“好，好，好！”
五
1976年8月15日至16日，四川省松潘地区发生三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造成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距离地震中心数百公里的成都市，也有明显的震感。紫 阳同志连夜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布置了抗震救灾工作。省委紧急布置抗震救灾工作的消息，第二天就在成都市传播开来，可大街上却贴满了造反派们刷写的“反对用抗震救灾压革命”的大字报。紫阳同志心系灾区，心系农村，他不顾喧嚣的杂音干扰，第二天一大早就奔赴松潘地震灾区。
在地震中心地区，紫 阳同志深入到一户农家观察。四级左右的余震发生了，他立即藏到身边一个木制的桌子底下，屋顶上残存的瓦片，叮叮当当地塌落下来，因为有桌子挡着，他才没有被瓦片砸着。他兴奋地对我说：
“刚才我说的情景，可以说是我在地震灾区亲身经历的故事。在地震灾区，要告诉广大人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作为应急的藏身之处，是个可以减少伤亡的好办法。我在地震灾区发生的故事，现在还只可对你讲讲而已，不可对外言传。否则，不知又要制造出什么流言蜚语来了。”
我理解地说：
“我知道，那天在省委开会，讨论抗震救灾，突然来了较大的余震，会上有几个一向坚持‘以革命为中心’，而反对在灾区以抗震救灾为中心的所谓‘英雄’，狼狈逃跑了。现在，要是听说你在地震灾区，藏在桌子底下的故事，犹如捞到了救命稻草，定会攻击你是贪生怕死。我向你保证，现在绝对不会说出去。不过若干年以后，我要是说出去，可能就是一段脍炙人口的美谈哩！”
紫 阳说：“后来的事情由后人评说罢。”
六
我真正听到“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 阳”这个民谣，是我在1980年从四川省调到北京新华通讯总社以后。当我一听到这个全国人民都盛传的民谣时，打心眼里为紫 阳同志高兴。他在“文革”动乱的年代，曾经深入农村，半公开地进行调查研究，为了改善农民生活，直接向农民宣传他自己关于农业生产的意见。早在“文革”前他与陶铸在广东省就试验过“包产到组”，宣扬过“包产到组”的好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终结以后，他自然地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地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与安徽省一起，在四川省大力推行类似“包产到户”的政策，使四川省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
紫 阳同志向来反对和厌恶那种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思想作风，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从实际出发，敢于改革，在广大农村改革的早春时节，唱响了广为流传的音韵。“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也是人民对紫 阳的最为美好的赞誉！
2008年7月26日，写于北京皇亭子
（作者孙振，1942年16岁时加入中共，曾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摄影部主任）
（责任编辑 杜导正）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4 15:23
看过《炎黄春秋》。这是一本难得的好杂志。看到它，使我觉得我们的国家还有希望。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4 15:24
现在事情很多，慢慢来
评论人：蠢货太多 [...]
由天涯删帖所想到的:不要让网络垄断埋葬了民主与自由的萌芽(zt)
由天涯删帖所想到的:不要让网络垄断埋葬了民主与自由的萌芽
http://www.dfdaily.com/dfbbs/space/viewspacepost.aspx?postid=4441&spaceid=149
今天早上9时多，打开电脑查看在天涯论坛传媒江湖的帖子，两天多时间，点击数已超8万，跟贴也超过数百。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关心此贴？不是说这贴有多好，实在是食品质量安全关系着每人每个家庭的生命健康与安全。看着这些义愤填膺的跟贴，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网友是有正义感，有同情心。他们为受害的婴儿而难过，他们对三鹿集团视消费者生命为儿戏的蒙蔽行为感到不耻。
可能有网友已经知道了，这个帖子已被天涯删除了。前几天版主发来短信说帖子通过审查，且要置顶。今天发来一条短信，说“不符合本栏宗旨而要删除”。如此前恭后倨到底为何？
今天一天对此感到非常地气愤，也在门户网站的工作同学安慰我说，可能是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压力来自哪里？网宣办，三鹿，还是百度？
今天按照网友的办法，在百度里搜了下帖子及此前的三鹿报道，只能搜到可怜的几篇，而在谷歌里能搜到近万篇。相信百度屏蔽之事可能属实。
世间还有没有没公道？还有没有说话的地方？当我们为网络时代的到来带来了草根民主，网络论坛的开放带来了更多的发言权而欢呼雀跃之时，百度所表现出来的网络的暴力与话语权的垄断让我对这好不容易诞生的民主与自由深深地感到忧虑。
看来反垄断在网络时代尤其重要，特别是对于网络自身的垄断，我们不能让百度和天涯掐断盼了几代人才盼来的、刚刚才产生的仍在襁褓中的民主与自由萌芽！
现在我的心情稍微平复一些，或许确实天涯是受到了某方面的压力，不需要理由但希望给我一个说明，因为封贴的理由任何一条都可以成立，但是一个哪怕是简单地说明是对千千万万网友的尊重。
今天，朋友好心地打电话给我，让我注意安全。他给我讲了很多企业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害时，可以如何地丧心病狂不顾一切。在这次三鹿事件的采访中，我对此有所体会，有些人可以以企业的利益为籍口而不惜以婴儿的生命为代价。
在此之前，我是抱着简单而又朴素的想法：说出事实。对于风险我有所意识，但是对于可能会遇到的报复是无知者无畏，听到朋友的介绍我身上出了一身冷汗，并深深地感到恐惧。
我想这样的事不会出现，因为在中国，还有这么多的正义网友在，这说明，公道自在人心，人性尚未泯灭。
如同5月份我在地震灾区采访，对于几十万年轻的志愿者服务在灾区，我也为之深深地感动。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在担心这一代人是堕落的一代时，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虽然行头新异但爱心未减，他们虽然语言新奇但心地善良。这次三鹿奶粉事件中，我们的网友也以行动证明他们还是富有正义感的一代。
当年迈的父母听说我报道的事后，从老家打来电话，从他们的话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这我的安全担心。
他们问“这报道能不能不做？”
我说“有好多婴儿可能因为这奶粉而死亡啊！”
电话那头父母没有继续说话。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此刻，我理解他们的矛盾心情，作为父母，他们当然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儿女安全。作为父母，他们能体会所有天下父母的心情，所以他们只能无语。
网络公关已成摆布舆论工具(zt)
搜索引擎左右互搏 BBS假假真真
网络公关已成摆布舆论工具
本报记者 白雪 王超 实习生 尹平平
中国青年报 2008-09-23
近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引人关注。而与之一同被揭开的还有网络公关的潜规则。个别企业一旦发现质量问题，首先想的不是尽快解决，而是如何掩盖真相，把“公关”当作“搞定”政府部门、“摆平”媒体，进而欺骗消费者的工具。
那么这些网络公关是如何帮助这些问题企业“灭火”的？这些网络公关怎样影响我们的舆论？
信息屏蔽技术易如反掌
如何让自己的公司在搜索引擎中被搜到？
上海天擎科技公司是Google（谷歌）的上海地区代理商，该公司主要代理的是谷歌“Adwords”业务，即关键词广告。该公司咨询员谭先生表示，公司有专业团队上门调研和客户沟通，设计广告，共同商讨几个关键词。关键词数量与收费无关，都存在关键词的词库里。此后，会有专人监控关键词的点击率，根据点击率收费，每点击一次8分钱。
“如果有对于公司不利的关键词，是否可以删除？”记者曾就此询问一家搜索引擎的工作人员。
“从技术上来说，只要这个关键词在词库里，随时可以删除。”这家搜索引擎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我们行业有自己的规矩，只要客户需要，当然可以删除。只要花钱，怎么都能办。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在搜索引擎中看不到，这不是偶然的。”
据他介绍，客户花钱买的是搜索引擎页面右侧的竞价广告排名，一般搜索引擎的左侧是自然排名，当用户搜索某个关键词时，引擎根据保密规则用电脑测算各个网页对于这个关键词的相关性，相关性越强，左侧排名越靠前。
而有些搜索引擎页面的左右两侧都推出竞价服务，其中左侧的搜索结果文字链接排名广告价格，远高于右侧的竞价排名广告。据悉，竞价排名业务已经成为一些搜索引擎最能赢利的项目。
据某参加过竞价排名的知情员工介绍，竞价排名的特点是在点击收费之外，还收取“排位费”。在同一关键词广告中，支付价格最高的广告可以排到第一位，如果广告出现在搜索结果中，又被用户点击，则不只收取排位费还要收点击费。显然，竞价排名的标准是广告主的付费。
“当人们逐渐认识到搜索结果原来都与银子有关之后，相信这样的搜索引擎会遭人唾弃。”一位媒体从业人士说，随着搜索引擎寡头垄断的形成，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企业问题了，涉及到人们的知情权。“对这种事关人们知情权的媒介，政府应该出台严格的规范，并履行监管义务。”
BBS假假真真
不仅搜索引擎成为网络公关的一个重点，BBS也是他们的一个重要阵地。
在网络策划人陈墨看来，传统媒体一般不存在撤稿，但网络中从BBS到门户网站，都可以花钱公关撤稿，消除影响。
“我们曾研究过20多万个论坛，其中监测了十几万个论坛，其中有营销价值的不超过一万。在这一万中，有流量、有人气的论坛也就5000个，我们研究了这5000个论坛。”1024互动营销首席执行官童紫静介绍，他们把论坛归成25个大类，226个小类。如果有客户确定网络公关，公司就有的放矢地监测舆论，还要进行“口碑营销”。
童紫静说，目前进行网络公关的主要手段，是利用搜索引擎、各大门户网站、论坛及SNS等网站，以网民、博主的身份发布软文、广告等，网络公关行业目前规模有5000万到1亿元。
你很难想象，一个“高考前最重要的八句话”的帖子，会有广告暗含其中。逐字阅读才会发现，“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少喝碳酸饮料，常备一些像××一样的能迅速补充能量的饮料！”其实是某功能饮料在做网络广告。
“如果是考生或者考生家长的话，会很细致地读这种文章。”策划这次营销的网络公关很满意：“宣传要在潜移默化中进行。”
网络信息的自我繁殖要比报纸广播电视都强，因此，网络是目前危机公关的主攻方向。很多时候需要从论坛、博客、搜索引擎、SNS社区网等不同方面同时下手，进行危机公关。
“如果网上信息堵住了，舆论就堵住了很大一块。”陈墨透露，近期四川出现百事的自来水问题、统一的纯净水问题、达能在上海的食品含菌量超标等问题，都没有扩散起来，其中网络危机公关起了很大的作用。
网络公关公司会和门户网站沟通，避免他们把企业的负面新闻做成专题或放头条；还可和主要搜索引擎网站沟通，尽量又快又多地发布客户的正面信息，把负面信息冲掉。“没有几个人会去点击搜索引擎提供的5页、10页之后的信息。”
然而，网络危机公关真正能做的，并不是去屏蔽信息源。“想要屏蔽，是做不到的。想要删，是删不干净的。”陈墨说，企业出现问题，就像生病，网络危机公关处理不是治病，而是防止传染，防止信息蔓延扩散。
即便是再专业的网络公关公司，也无法和千万网民对抗。“要顺着他们的意思”童紫静说，王老吉在汶川地震后做了口碑营销，找人在网上发帖子，通过网站和QQ群传播，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万科的王石就是失败的典型，他的事情在网上传开以后，“他们的公关公司也曾经找到我们来公关，但是我们在网上发了几个回应质疑的帖子后遭到网友的痛骂，我们也回天无力了。”
据陈墨介绍，网络公关的成本很大。像前一阵家乐福找到公关公司做公关，一个月花了200万元。目前，这种口碑营销逐步得到了市场的认同。一位业内人士介绍，一些大型企业开始主动利用网络公关。而一些中小型私企的利用率较低，在1／1000左右。
“你无法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
有时，网络公关公司也炒作社会话题。
一起突发事故导致员工死亡后，事后赔偿迟迟未解决，死者家属找到了网络公关公司。这家公司先在一家选好的网站上发了一个精心炮制的网友爆料帖，接着由“炒作团”把帖子炒热，很快成为该网站头条、频道推荐。各大媒体转载，很多记者跟踪采访。没出一周时间，相关部门的领导，省厅的厅长等都到受害者家中了解情况，成立专案组对事件进行调查。
[...]
西方媒体“负面”报道并非都是意在反华(zt)
西方媒体“负面”报道并非都是意在反华
袁晓明
中国这次对四川地震灾区现场前所未有的开放，大大超出西方媒体的预料。这样的开放，一方面让西方世界能够尽可能真切地了解地震灾难实情和救灾进展，另一方面，也是表明中国方面愿意坦然接受西方媒体对救灾工作的观察和评议。
在今天的世界上，四川大地震这样的大灾难已经不只是中国本身的灾难，而是一场全人类都在承受的灾难，所以有那么多国家的政府和民众都在参与救灾，中国也不再强调这是国家内部事务，而以灾区民众的生命和恢复生活常态为最高诉求，全面接受、甚至呼吁来自全球各国的捐款和救助，并邀请俄国、日本等国的专业救援队伍加入救援。在本次救灾过程中，除了中国政府的快速反应得到国内外的肯定外，中国在媒体开放、接受国际援助上得到了国外媒体的赞扬。正是因为中国对灾区报道的开放，在地震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媒体一直把中国大地震列为头条新闻。
既然对外国媒体开放灾区报道，中国就已经做好了面对外国媒体正面、负面的报道准备。事实上，一方面，不少外国媒体确实对中国政府的救灾工作给予大力赞扬，另一方面，外国媒体也不会放过救灾中暴露出的问题，以及救灾中存在的问题。比如，《纽约时报》等报刊就很关注灾区学校建筑倒塌、死难学生家长要求法律诉讼等问题。
西方媒体对所谓的“负面”报道有特殊偏好，是有历史传统的，并非只是针对中国有如此的报道倾向。对美国国内的各类问题，美国媒体从来就是对准焦距穷追猛打。比如《纽约时报》就对伊战争中美军的虐俘丑闻做了一百多次封面报道，2005年飓风灾难之后，对政府救灾不力以及造成堤坝倒塌的原因反复追问，全面追踪。美国媒体在赞美、歌颂上显得非常吝啬，其实，美国媒体对于本次中国地震救灾中的突出表现给予了更多的肯定，但出于西方媒体的本性，他们不会满足于对任何政府行为的肯定和赞扬，他们有挑刺的本性，更愿意把问题呈现在社会和政府面前。
考虑到CNN前一段时间在西藏事件上的表现，CNN应该非常感谢中国政府对其在地震灾区报道上的开放，但从一开始CNN的报道就聚焦在救灾中存在的问题上，比如记者连续发回一些地区的受灾民众几天没有得到救助的系列报道，在该系列的最后一集报道中，CNN特别指出,灾民并没有多大抱怨，并报道了救援部队到达后给灾民们提供了救助。CNN的这种报道思路，其实反映了美国媒体的一个基本立场，那就是媒体最需要的是支持那些弱者，并为他们呼吁，进而帮助他们获得救助。在地震灾难中，受灾民众当然是最需要救助的弱者。在CNN的那个发自灾区的报道中，并没有特意去谴责救灾不力的责任方，而是比较客观地把救灾中存在的问题呈现出来。
对于西方媒体关于学校建筑倒塌那样的“负面”报道，国内媒体上有一些比较强烈的反映，有媒体称，西方在地震后对中国有同情，但现在又开始挑中国的毛病了，也有中国有名的文人在博客上称，西方媒体又开始反华了。不容否认，西方的确有反华势力，媒体上也有他们的代言人，但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都定义为反华，不能不说是一种极端的思维，并不符合中国开放媒体报道的思路。难道中国政府向西方媒体开放灾区报道，就期望西方媒体只是来赞扬我们的救灾工作，而不报道救灾中存在的问题吗？当然不是。开放灾区报道就是欢迎所有如实的报道，对于不真实的报道，当然需要严正驳斥，但不能一看见“负面”的报道，就给西方媒体的报道定下一个“反华”的性质。此外，世界上有哪一个政府能够就把事情做得十全十美的呢？美国政府在救灾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中国政府在救灾上也需要有加强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媒体的负面报道也能帮助政府改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