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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中国一定要进行根本性制度改革
资中筠：中国一定要进行根本性制度改革
2008-12-01 10:37:26 来源: 金羊网(广州）
文化决定论，就会导向我们不需要进行根本的制度改革，由于对于这样的一种决定论深恶痛绝，所以就有一种制度决定论的说法。制度决定论的意思，根本就不用考虑思想，文化这些问题。中国的问题只要制度变了就好办，一切的问题都在制度的背后。
资中筠
作者:资中筠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前《美国研究》主编
我这个题目是制度和文化，听了一天会议以后，我想先讲我听了会议以后，我忍不住要发表的几个观点，有一些可能不太相同的看法，或者是说另外一个角度，对上午几位先生讲的几点，我还想稍微讲一下。很多时候，我们的讨论，问题不在于你的观点是什么，而在于你对现在的现实的认定是什么，评估是什么，或者说你觉得现在的问题在哪。
首先有一个问题，今天早上有人讲说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自由主义的呼声过于强大，所以产生了很多问题，我对这个前提本身就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自由主义实际上首先自由主义是什么，它的内涵和外延，大家的看法不一定完全一样，有的人理解就不一样。我的理解，最基本的，譬如说那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在美国的时候，罗斯福提出还有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自由，像这种自由我认为基本的自由，这个是不是过于强大了，为这些呼吁的呼声是不是过于强大了？还是说还受到压制，大家早上提到了李慎之先生被认为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其实他有很多的传统思想。有了这些呼声以后，受到了这么大的压制，很难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太强大了，他被认为是自由主义，他去世以后，追悼会都差不多开不成。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太强大了，我觉得说不过去，这个是第一个认定。
还有一个，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不能够进行全盘的，把西方的制度全盘引进，不然的话，就会引起地震。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个前提，是不是有人要把西方的制度全盘引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是不是都要把西方的制度马上全盘都在中国实现，实现一种将要引起地震的改革？这个主张的人到底有多少？至少在我的阅读面所及，我还没有怎么看到，我觉得大家都是主张渐进的改革，很少有人主张再来一次，大家都是非常警惕我们中国的那种循环，就是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我们要力图避免，不管是哪一派的知识分子，都在力图避免这样的状况，主张渐进的改革，才要呼吁放宽言论，新闻自由，呼吁新闻立法，法制，今天贺卫方先生讲的都是主张渐进的改革其中的一部分，不然的话这些都不要了，你天天革命就完了。说到引起地震的改革，现在的问题还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另外，刚才提到了郎咸平的主张什么的，我不是搞经济的，完全外行。但是我觉得其中又有一个误区，就是不管是郎咸平也好，或者我看到的一些网上的东西，就是好像现在的种种社会不公是跟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比起来的，只要回到国有，这个不公就不存在了，我觉得这个假设的前提也是正好完全相反的。所有的不公是被认为代表国家的不知道什么人掌握这个财产权，掌握支配权引起来的，谁代表国家来掌握这些财产，所谓公有，代表全社会，我们哪一个人有发言权说中国买了那么多美国债券，赔了赚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国有垄断的大企业想涨价了，对自己的职工福利待遇有多高，我们都没有发言权，这个怎么叫国有或者是公有？所以我觉得把前提都颠倒了，这是我感觉到的一些问题，先把我的观点亮出来。
再回到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所谓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这个问题。这个倒不是一个伪命题，现在有一些我看到的都是在主张改革的很多同事，或者朋友，都有不同的意见。现在有一些文章，特别反对文化决定论，主张制度决定论，认为文化是一个虚的东西，讲文化改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一些所谓文化决定论的论点，文化决定论的论点是什么呢？就是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这个总的说起来，西方的制度，所有的所谓民主自由这一套东西都是西方的制度，它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有它自己根深蒂固的传统，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这里头又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也讲到的宪政，宪法，观念，或者是民本主义，古已有之，用不着改革，回到孟子的君轻民贵就行了。整套的西方的宪政，民主这一套东西，根本就是两码事，也就是说好像西医和中医一样，中医的所谓肾，肾虚，阴虚阳虚，跟西医的肺，五脏六腑根本配不上套，所以我们沿着自己的走下去。
文化决定论，就会导向我们不需要进行根本的制度改革，由于对于这样的一种决定论深恶痛绝，所以就有一种制度决定论的说法。制度决定论的意思，根本就不用考虑思想，文化这些问题。中国的问题只要制度变了就好办，一切的问题都在制度的背后。
我现在比较着重谈一下，首先我是反对决定论，我觉得哪一个决定论都没有办法决定的，制度和文化是胶着在一起的，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我讲这个文化是大文化的概念，就是指的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民族习惯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体记忆，而不是说你喜欢吃中国菜还是西餐，着装，书画这些东西。这些会永远保留下去的，唱歌跳舞，当然也有融合，但是这个不重要，不影响社会整个的发展，我讲的文化也包括政治文化。这样的一种文化，我觉得在一定的时候是非常影响制度的改变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制度是靠人来建设的，也是靠人来实现的。假设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智的先知也好，皇帝也好，订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制度，靠谁来执行，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中央政策很好，但是一到底下去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一大群人来执行这个政策，就由他的思想来执行，制度靠人来执行，靠人建立，但是人是有思想的，这个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某一个时期，大家都这么想，自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一个时期，毛泽东被神话，他自己要神话自己是不太容易的，他必须很多人顶礼膜拜，如果那些人根本不相信他是神的话，就不会顶礼膜拜，成为这样一个信仰，包括我自己在那个时期也顶礼膜拜，这就代表了某种文化。
这种文化在中国说起来有三个方面，从中国传统来看，中国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好官，有一个好皇帝为他们做主，这是中国一般老百姓的传统的想法，在西方的这些思想之前，在被打开国门之前，中国的老百姓脑子里头很少有依法维权的观念，总是希望有一个好父母官，包青天，或者一个好皇帝来为他作主。中国的士大夫寄希望于明君，做帝王师，一般中国的士大夫，他寄托在这个方面，而不是自己独树一帜，来独立提出一个政治主张来。中国的皇帝就认为自己是奉天承运，掌握着生杀之权。这三个在一起就造成了中国的社会格局，这个东西如果不遇到强大的冲击的话，是很难突破的，这个强大的冲击就来自十九世纪中叶，不期而遇碰到了西方的冲击，不管是文化上的，还是奴隶的，从这个开始，我觉得撕开了一个口子，开始为演变的可能性注入了一个因素，可以使得这个文化在里面开始变了，就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不是全能的先知，就是先得到，先觉悟的，看到了一些，然后提出了呐喊，要改造我们的文化。看到了一个制度好的问题，再进一步，今天上午秦教授讲到郭嵩焘这些人，下一步到了五四这一时代，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大家已经共和了，结果发现真正把新的人际关系，新的一套东西在社会上推行的话，是非常困难的，遇到了非常顽强的抵抗，这个顽强的抵抗来自传统文化，所以才发生了巴金，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的呐喊，或者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现在你站得很远来看，你觉得是过激了，或者是后来引起了不良后果了，但是如果你站在当时来看，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反映，你站在像鲁迅的，巴金，已经接受了外来先进思想，然后看到本国的社会如此之黑暗，首先对象是家族，不要小看这个家族，因为我小时候还看到了我自己的家庭是比较民主的，新式的家庭，我的远亲在家族的旧礼教破坏里面牺牲了不知道有多少，特别是女性，《家》《春》《秋》为什么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震动，这么大的影响，因为是反映了千千万万要求自己男女的需要，不能小看这一点，像我这一代人体会比较多，我父母那一代赶上了五四运动的冲击，才有了婚姻自由的要求，这在当时是非常少数，非常新的情况，有职业的妇女这一类的都是当时非常新的，这不是一个制度问题，法律早就有了，而且中国的女校还是比较早的，北大很早就接受女生，但是在整个社会你不改造这个文化，都是行不通的，这不是法律制度的问题。
我们提到思想改造，都会想到那个时代的思想改造，向相反方向的改造，不是改造你个性解放，这是方向的问题，而且是非常强迫的。作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不能很侥幸地说，你能够教育什么人，既然我们多接触了那么多外来的思想，就像富人先发财了一样，就有理由回报社会，我们看到了一些问题，也有责任回过头来对使得我们认为正确的思想，先进的思想，对社会有所影响。这个就是无形中对文化有所改造，100年来，我们的先辈，一些仁人志士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提出了很多尽管不完善，还有缺陷，但是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一种学说和理论。比如梁启超的新民说，我看到这个以后，因为我当时记得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我看到报上有这么一个消息，大概好多年前了，有一个外企的老板命令全体工人下跪，要不下跪的话就开除他们，有一个工人坚决不跪，于是被开除了，报上大大宣传这个不跪的工人，在外国人面前保留中国人国格，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国格和人格孰先，如果是中国们老板采取这个办法，你是跪还是不跪？中国人的老板对职工的压迫也很多，限制人身自由，上厕所只许一分钟，很多的，对于这个媒体就没有什么报道，我写了这个文章之后，提出了自己的间接，我看到梁启超的新民说，他说一国的国民在本国整天是受迫害，拿他不当人对待，怎么样，外国侵略以后，你要求他站起来保护国家，这是妄想，所以他说要做新民，使得本国的国民有平等的权利。如果你自己迫害自己本国的国民的话，你根本不能拿国家和国家来讲，就像鲁迅说的，不要再反对做帝国主义的奴隶的同时，说还不如做我们自己国家的人的奴隶好一点，中国人在这个文化当中，为什么现在极端民族主义特别被煽动起来，如果对外，大家特别理直气壮，对内的话，个人的人格就不是广大老百姓觉悟到的一个问题，这个应该算一种文化，跟制度没有关系。
现在官员的权力太大了，需要改革，但是人的观念来讲，为什么改革开放必须达到两个凡是，所谓真理的标准的辩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文化的解放，思想解放，但是那个很不彻底。后来实际上又回到两个凡是上面去了，你要冲破一些东西的话，你必须要思想解放，思想和文化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但是并不等于说现在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就不是制度改革问题了，当前非常重要的还是制度改革的问题。现在碰到的不光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早期改革碰到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说马克思讲的雇工几个以上就是剥削，现在的问题是既得利益的问题，心里明白的人，包括掌权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碰到很多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个改革的冲击力应该是自下而上，就更加需要普及某一种维权的思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一般老百姓里面有没有这个思想呢，我觉得正在成长起来，但是在歪歪扭扭的成长，并不是很健康，马上就会有法制观念，无形的各种各样的潜规则，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到处都碰到各种潜规则，你如果触犯了这个潜规则，无论你有多好心去帮助别人做事，都是大逆不道的。我觉得文化的普及，这种思想，新的思想，解放思想的普及非常重要，对于每一个有了这种思想的人应该有责任，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的老师们就更加有条件和有责任传播，授业解惑，就是正视我们的历史，把我们改造妨碍制度改革的一些文化和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现在讲传统，说我们把儒家思想打破了以后，道德就没有依据，你不可能所有都取消之掉，建立全新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我比较欣赏道德抽象继承论，旧瓶装新酒，传统道德还是要的，但是你忠于什么就不一样了，忠君是忠，忠于自己的事业，忠总是一个好的品德，不能说一个人一天到晚老背叛是好的，这个里面可以在新的社会需要里面装进新的内容去，这样就可以跟传统结合起来。我们有的时候，应该把1949年以后的传统，跟1949年以前的传统应该有一个区分。把 1949年以后发生的一些坏事都算到孔子身上去，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原来的一套旧的文化里面，有一个东西，在1949年以后才有的，就是道统和法统的合一，今天刘军宁先生讲到中国的皇帝直接受命于天，没有先知来制约他，但是皇帝只代表法统，他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还是有一些大臣，或者饱学鸿儒在制订道德标准，所以有昏君。1949年以后道统和法统合二为一，我奉行马克思主义，谁在中南海掌权，就说我说这个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学者研究的，这个是我们以后非常大的改变，跟传统文化还不能都算在老祖宗的帐上，谁掌权谁就代表真理，这对知识界的冲击和摧残是非常严重的。时间不够了，我暂时先讲到这。
冯兴元：非常感谢资中筠女士非常精彩的发言，也批评了上午陈明他们的一些观念。接下去就是讨论。
提问：资老师好。今天的主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改革，贺卫方老师也说了，实际上对传统文化是很大的否定的，是不是西方的文化就是我们的彼岸呢？我们讲美国总统的时候，总是讲克林顿，奥巴马的胜利。我们谈到美国文化胜利的时候，往往讲它的经济繁荣，比如说英国经济繁荣是建立在全球殖民基础上，美国把所有的第三世界作为他的工人和工厂才有经济的繁荣，到底是经济胜利，还是民主自由制度上的胜利呢？我们是不是要反思我们中国是不是应该走一条自己的道路？
资中筠：首先我们中国当然应该走自己的道路，我是说这样的意思。首先我没有主张照搬西方所有的制度，但是有一些核心的东西，我刚才讲的四大自由，人民应该有同等的权利，我们想建立金融帝国，也建立不了了，没有机会。英国是完全建立在殖民基础上才发展起来，这也不对，它先有了制度改革，有了大宪章，然后才有伊丽莎白女王，她是比较尊重宪政，维持国内和平，才有力量到海外扩张，美国的扩张是比较后的，没扩张之前，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在二十世纪以前，他经历了很多制度的改革，他们建立了宪法，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改革，它的整个制度本身就允许他的制度有自我调节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是舆论监督，也就是说它有强大的舆论监督，而且是不受约束的，造成了它二十世纪早期的繁荣。当然它也有很多问题，我也提出过美国是对内型民主，对外型霸权，在国际政治里面他的行为一点也不民主。国际政治目前为止因为没有强有力的制约力量，所以它还是强权政治的表现，现在也不是跟最初的强权政治一样了，有少量的制约力量，就是经济的互相依赖，并不妨碍它对内实行民主，这些西方国家对他自己的老百姓比对外国老百姓好，跟我们正好相反。
提问：从梁启超提出新民说，文化作品中提到新人，始终关注一个问题，鲁迅提出来的立人问题。新民和立人的办法是什么？是启蒙吗？如果是启蒙的话，知识分子一直都在讲启蒙，被启蒙的那些对象，比如说现在的农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阶层，他们是不是有强烈的被启蒙的需求呢？现在的文化价值已经多元化了，很可能咱们已经要启蒙的对象，他可能有他自己的价值观，虽然说咱们可以完全不认同他，但是对他的观念的固执，怎么解决？
资中筠：我觉得启蒙是非常必要的，所谓启蒙是什么意思？就是从愚昧无知里面取得自由，启蒙的英文意思就是光线，他们认为中世纪，宗教统治之下，是一个黑暗社会，让理性之光照进来就是启蒙，不用讳言，当然是应该通过教育加以启蒙。
提问：刚才我没有好好听课，但是我对于您刚才所说的制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还没有完全听明白。您的话题是制度与文化，您的总结性的观点，对于制度与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您能再说一遍吗？
资中筠：我原来的文章，制度与文化是鸡与蛋的关系，到底是先有制度，还是先有文化，制度更决定，还是文化更决定，跟鸡与蛋的关系是一样的。但是在某一阶段里面，文化起的作用比较大一点，但是互相是互为因果的。
（附注：由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和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外传统文化与中国改革研讨会”，已于2008年11月14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新闻发布厅召开。这是资中筠先生在会上的发言）（原题为《制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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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检察官进京连夜抓走央视女记者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08日10:45 人民网
央视女记者4日晚从家中被带走，图为其位于东三环的住宅小区。
图为其位于东三环的住宅小区的房间住所。
12月4日晚7点多钟，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四名干警来京将中央电视台女政法记者李某从住宅中连夜带走，据介绍，该记者曾以涉嫌滥用职权为由采访过太原杏花岭区检察院；而检方认为该记者涉嫌受贿。
山西检察官进京抓记者
现场回放
谎称地板漏水 检方入户抓人
李某是中央电视台一知名法制栏目的年轻政法记者，其住在东三环某小区。事发时，李某的邻居杨女士在其家中，杨女士和李某是同行，和李某私交甚好。昨天(7日)，杨女士夫妇向记者描述了抓人过程。
据杨女士描述，12月4日晚7点多钟，杨女士正在李某家中串门，这时有人按门铃，称地板漏水了，要入室看看，李某就开门了。开门后，门口站有三男一女，均着便装，来人称是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的，要李某跟他们走一趟，随后他们出示了拘传证。杨女士觉得事情太突然，赶紧给其做律师的老公刘先生拨打了电话。很快，刘先生也来到现场。他向干警出示了律师证后，要求对方也亮明身份，对方一一亮了检察官证件。刘先生看了干警出示的最高检指定管辖的函件，上面写着李某涉嫌犯罪，函件上还写有另外两家媒体记者的名字，一个是京城某知名媒体的记者，另一个是国内某知名法制报的记者。刘先生称，他还注意到这份函件是复印件。
为防止意外，刘先生提出异地管辖应通知当地警方。随后，四名干警和李某以及杨女士夫妇来到朝阳区南磨房派出所。四名干警和李某走进派出所，但杨女士夫妇因是案外人被拒之门外。在派出所查验了山西检方的相关手续后，李某被四名干警带走。
说法
央视负责人 前天赴太原了解情况
昨天，记者来到中央电视台，欲采访李某的直接领导，这名领导称此事很突然，他们正在调查此案，同时拒绝透露具体细节。
但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12月5日，也就是带走李某第二天上午，杏花岭区检察院的一名干警和一名看守所的干警来到中央电视台，要求电视台出具李某的个人资料以及在台内任职等内容。央视负责接洽的领导称，他们须了解相关情况后才能出具材料，双方暂定当天下午交接材料，但是当太原检方前来取李某的材料时被回绝。据了解，拒绝提供材料的原因可能是：央视认为检察院突然入户抓人有待商榷，并认为检察院曾是采访对象，按照一般法理理应回避。
据央视相关负责人透露，12月6日，为进一步了解情况，央视相关负责人前往山西太原杏花岭区检察院，检察院的检察长何书生接待了他们。对于李某一案的管辖问题，何书生拿出最高检的一份函件称，这是最高检指定该院处理此案的。据央视相关负责人转述，检察长还称，记者采访当天，他已经劝告记者别再进行采访，但记者没听劝告。
昨天晚上，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杏花岭区检察院检察长何书生。当记者表达想采访央视女记者被抓一事时，何书生说，目前案件处于保密阶段，现在不回答任何相关案情，此外，他也没有义务向记者透露案件相关的情况。
背景
被抓记者曾采访过检察院 同行的两名记者透露采访细节
央视女记者李某在山西采访的对象就是杏花岭区检察院，该院被举报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涉嫌滥用职权；而检方则指控，李某在这起案件的采访中借职务之便收受贵重财物，遂以受贿罪对其刑事拘留。据了解，和央视记者李某同时采访此案的还有京城某知名媒体的记者陈某和国内知名法制报的记者张某，两人经单位指派前往调查采访。昨天下午，经多方努力，本报记者找到两名当事记者，两名记者向本报透露了部分采访细节，并向本报记者出示了当事人举报杏花岭区检察院的全部资料。
两位记者出示的材料显示，广东惠州商人吴某与山西太原商人郝某发生经济纠纷，杏花岭区检察院及当地警方先后以“行贿罪”、“合同诈骗罪”、“诬告陷害罪”三次前往惠州将吴某三次抓到太原，其中，“诬告陷害罪”的受害人就是检察长何书生。但随后均以证据不足等原因释放。其间，公安部发函明确指出该案是民事纠纷，不是刑事犯罪。
“我们接到反映时吴某又被检察院抓了进去，这是第四次了。向我们反映情况的是吴某的弟弟。”记者张某说。两位记者透露，他们到检察院采访时，检察长何书生没在，该院另外一名负责人接待了他们。他们采访结束离开检察院后，何书生突然给其中一名记者打电话。昨天，这名记者播放了据他称是何书生的电话录音。“你们将来受了处分，吊销了你们的记者证，你们不要后悔！”电话录音中，检察长阻止记者采访的口气很严厉，要求记者不要到任何单位去采访，马上撤离太原。此外，检察长还认为记者不是正常采访。
案件隐情
女记者与当事人 弟弟关系暧昧？
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检察院指控女记者李某借职务之便收受当事人吴某的弟弟的贵重财物，遂以受贿罪对其刑事拘留。
但记者采访过程中，李某的几名好友却曝出李某与吴某弟弟之间的“隐情”。据介绍，李某第一次采访检察院涉嫌滥用职权案是在一个月前，这也是她第一次见到吴某的弟弟，采访线索也是由其弟弟提供的。
“她没结婚也没男朋友，一直自己独居！”李某的邻居杨女士说。李某通过采访认识吴某的弟弟后，他便开始追求这位年轻的女记者。杨女士说，她通过两次吃饭发现吴某的弟弟和李某关系不一般，两人曾当着她的面搂着一起逛商场，再就是她发现吴某的弟弟不止一次到李某家中居住，并且在李某家中还有吴某弟弟的衣物。
李某的另一位好友梅梅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李某不止一次说过吴某的弟弟追求她。“他确实给李某买过贵重东西。”梅梅很肯定地说，但对于买了什么贵重东西，梅梅却拒绝透露。但梅梅分析说，买贵重物品是冲着感情还是冲李某的记者身份，那就不得而知了。
据记者了解，目前案件尚无进展，本报对此将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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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检方称被拘央视记者涉受贿 最高检指定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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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流传的据说是小平遗嘱
网上流传的据说是小平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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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网上流传的据说是小平遗嘱
（一九九二年 六月 上午十点，景山后街邓家小院.）
人老了，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我想趁我还清醒的时候给你们交代些事情。
你们三人，只有瑞林跟我快四十年了，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熬成了六十多岁的老头了。qinghong和jintao你们两位，今天算是第一次面谈。第一次面谈就给你们交心，是不是很冒失？是很冒失。其实，我这辈子就是冒失过来的。早年不到20岁，不懂法语、俄语，身无分文就冒失去闯法国、俄国·回国後，冒失地到冯玉祥军队去工作；后来又冒失地去广西搞百色起义，到苏区又冒失地被打成反党分子；解放战争时冒失地挺进大别山。八大以後，毛主席点我当总书记，我却多年不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文革和文革以後，那就更冒失了。那些事情你们都知道，我就不罗嗦了。我把你们找来，要向你们交代一些我认为应该交代的话。
你们知道，年初我去了一趟南方，後来让郑必坚执笔弄出个“南方谈话要点”。很多人讲，这是邓老爷子的临终遗嘱，或者说最後的政治交代。这话不确切。我今後是不会再说什麽太多的话了，但真正的政治遗嘱是不会像这样弄得满城风雨的，真正核心的政治交待怎么能大张旗鼓地宣扬。今天我倒想小范围地真正讲一下我的政治遗嘱，或者说真正的政治交代。
首先，我对我们国家的政体现状并不满意，我是这个政体的创建者之—，这十几年也算这个政体的守护者、责任者，但我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每当我看到朴方残废的身体，我就在想，我们政体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麽呢？应该是民主和法制。我们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为改变现状，这些年我做了一些工作，这个问题并未解决。十几年後，你们当政时也未必能解决。其实，解决的办法是存在的，这就是向美国宪政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比别人差嘛，就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技巧，不要急。但你们有责任去努力、去学习、去实践，这是历史的责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建成一个权力来源於人民、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也是孙中山的梦想。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治久安。
第二，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解决之後，中国最大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之所在一是现在政体上差距太大。解决这个问题我是看不到了，你们那一代人也未必能解决。但我想有三点你们要把握好：一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二是大陆的经济要奋起直追，你一直穷下去就永无希望。三是在政体上大概一国两制还不够，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联邦制宪政之路。中国经济上强大了，政治上又有民主和法制的共和体，台湾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第三，发展问题。上面两个问题的基础还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发动老百姓去干，而不能只是政府去干。要千方百计让全国人民的脑袋来代替总书记、总理的脑袋。我们再聪明也聪明不过人民。我们的政府管得大多了，要尽可能少管。经济上，老百姓和市场都比我们的计划聪明。我想，只要坚持开放改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手让老百姓去干，也就是坚持不断地发展经济民主，每年增长速度超过7%是有希望的。坚持下去，持之以恒，等你们交班时，中国或许就成了一个小康国家了。
第四，中美关系。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回顾一百年来，对中国欺负最少的大国就是美国了。退回庚子赔款让中国人去美国留学不说，八年抗战，美国的援助比苏联援助多得多！抗美援朝与美国打仗，是金日成和斯大林加给我们的。美国是第一强国，中国的发展和统一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和发展也离不开美国。现在为了稳定和发展，我们只能是韬光养晦，绝不冒头，没办法，我们能力不够，手段有限嘛。到了你们那一代，办法可能会多一些。我们要学习美国宪法，美国人会不开心吗？为了国富民强，我们党让人民当家作主和富强的理想不变，但名字是否也可以考虑改成人民党、社会党之类呢？我想，名字一改，中美关系马上会改善。总之，到了你们那一代，手段会多些，办法也会多些。你们也要开明些，灵活些，要有所作为，不要像我们这一代人这么僵化和死板。只要为了国家人民利益，实事求是地去做，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第五，“动乱”问题。“动乱”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社会成本很高。这个问题，今後会有人来翻旧帐。说你动用了军队，也死了人，责任是躲不掉的。但也还有更大的历史责任，则在於国家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国家是混乱破败了，还是稳定发展了？真正对历史负责的人，不怕这种责任。尤其要做领袖，更得要有担当。到了你们那一代，也不知会出什麽样的事情，或许是，或许是七四。但你们一定要有对历史和国家的责任感，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要对中国进步发展有利，该怎麽干就下决心去干。回答“动乱”这类问题，根本的方法不是去争论，而是实实在在把国家搞好，让人民生活—天天好起来。有人告诉我，党内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我看得依什麽标准衡量。论文才飞扬，我不如毛泽东。论意志坚定，你们可能比不了我。但论科学理性，论勤奋努力，论民主开明，可能会是你们的长处。总之，不要怕事，不要怕祸。要敢闯、敢干、敢负责任。当然，也不要一朝权在手就惹是生非，要不惹事、不生事、干实事，敢负责。有了这种态度，历史也会对“”有一个理性的说法。
第六，制度建设。除了政改要在宪法制度上下大气力外，还有党内、政府内的政治制度搞—些持之以恒的建设。像今天我们只能在小圈子里选zemin，在小圈子选你们。这是历史条件，没有办法。但这办法绝不能长期下主。最终，领导人还是靠人民来选，不能靠小圈子和枪杆子。最好是从基层的民主建设抓起。今後我们再也不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了，也不能仅靠枪杆子来维持政权。古语说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得靠实事求是的本事，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维持和完善政权。你们要有这种观念，今後主要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养政权。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必须去代表民意和服务民意。这事从上到下搞风险大，但必须实验。不搞的风险更大。合理的办法是从下到上慢慢演进，先把基层工作做通，农村包围城市，这样风险较小。就像我们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一样，先从农村基层的大包乾抓起，而後是乡镇企业，再而後是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改革也可以这样去摸着石头过河。不要急，但也绝不能不去开拓进取。
最後一个问题，是关於你们和我家的一些个人问题。先说我家吧。我家现在不发愁。朴方服务於残疾人，三个丫头都有自己的事干。我担心的是质方，他是一介书生，不善与外人交流与投机，不能让他从政或搞理论研究。他要经商就由他去吧，但你们要帮我监管他，不能让他搞大，做一个普通人最好。瑞林也算是我家的成员了，你重点就去军队发展吧，努力做好zemin同志的部下。另外是关於你们两位，虽然都50岁上下，但你们能走到今天我看是也有本领。在苏东问题爆发後，我曾给政治局说要沈着应对，稳住阵脚，冷静观察，韬光养晦，绝不冒头，这话也适合於你们。尤其在zemin他们主政时，你们要用这20个字去做好助手。今後当你们主政时，这20个字仍是做大事要注意的。只是在20字後面再送你们四个字：有所作为。
（摘自沙士著《遗嘱》明镜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2009：中国的现状与前景
2009：中国的现状与前景
何清涟/文
注：本文止于2004年，但对2009年的中国，同样适用。
在世界民主化进程当中，中国显得相当特殊：没有一个民族经历了百余年现代化进程、有过几部“宪法”却依旧未能建立“宪政民主”；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过这样特殊的经历，每隔二、三十年就又要回到启蒙阶段来谈宪政民主的ABC，永远长不大似地重复前人已经谈得很透彻的思想。
目前，中国又回到了百余年前的历史原点，重新讨论一个百余年中被反复讨论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亦即中国要专[和]制（即所谓“德治”、“仁政”的直率表述）还是要民主？认为中国只能实行威权统治的论者认为，中国人的素质是产生专[和]制统治的天然土壤；而认为中国应该实行民主政治的论者则认为，只要坚持在中国这块贫瘠的土壤上播撒民主种子，就能够收获民主宪政之果实。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国际社会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上。80年代中国研究圈讨论中国问题时，是讨论“怎样才能促进中国的民主”，而现在的主题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变成“威权统治为什么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这种争论的源起，其实全在于论者对中国现状的观察分析产生的严重分歧。本文着重分析两方面问题：一是威权统治下的中国出现了哪些可能导致中国走向危机的因素，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从根本上腐蚀中国社会，并将中国逐步推向全面危机；二是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维持其统治与表面政治稳定，究竟得益于哪些社会因素。必须指出的是：本文中述及的政治“稳定”，仅指近5至10年内中国共产党政府统治地位的稳定，并不包括社会生活层面的稳定。事实上政府为了维持短期政治“稳定”支付的代价是为中国社会埋下深层的长期不稳定因素。
一、对中国未来的预测为何充满矛盾？
近六、七年来，有关中国现状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国将逐渐成为经济大国，日益繁荣富强；在世界经济不振的今天，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今年4月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中国经济降温，华尔街的“中国概念股”急挫，“繁荣论”者虽然暂时保持沉默，但其基本论点并未变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贪污腐败盛行，贫富差距日大，社会底层反抗此起彼伏，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难以为继，在未来的不久（有人预言是5到10年），中国将陷入崩溃状态。
对于同一个观察对象，竟然得出如此相反的两种看法，问题当然不是出在观察对象本身。这种歧见正好反映了观察者、研究者本身视角与立场的混乱。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首先当然是因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管制新闻、钳制舆论的国家之一，所有信息都由政府垄断供给。如果观察者只能根据不完全信息甚至扭曲的虚假信息进行“盲人摸象”式的观察，或者凭借在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下的所谓“调查”[1]做研究，得出的结论必然有极大局限性，甚至可能正好与事实相反。“繁荣论”的问题在于：论者有意屏蔽了近年来中共政府越来越严格的新闻控制这一事实，因为“繁荣论”的全部立论基础正好是这些经过政府严格过滤与筛选的信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的宣传策略比毛时代那种指鹿为马的手段要高明得多。在谎话中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宣传手法，确实比完全的谎话更能迷惑人。
许多国外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坚持“繁荣论”观点的主要理由有几点：一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一派繁荣；二是他们到过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大多是走马看花式地看看），从城市建设、居民消费等角度看，中国的情况令人鼓舞；三是他们直接获得了一些材料，比如通过与中国官方的接触而从官方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或者曾在中国做过一些社会调查。但是他们明显忽视了几点：首先，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统计数据时必须服从政策宣传目的，因此在中国媒体上看到的统计数据本身已经过严格的过滤，一些重要数据还是不真实的[2]（例如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就不是真实的），所以识别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可靠性本身就是一个相当艰深的课题；其次，他们所到之处只是政府规定允许去的地方（有法律规定哪些城市对外国人开放，哪些城市不能让外国人去[3]）；再次，他们如果要做正规的抽样式社会调查，那么这种调查其实只能在中国政府“有关方面”派员参与监督下完成，采样数据必须先经“有关方面”审核过滤才能提供给来自国外的调查者（此规定也适用于回国为博士论文收集数据的中国留学生）[4]，而这一点是许多国外学者不愿意承认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研究的“学术价值”。概言之，他们看到的“中国”是中国政府需要向外界展示的“中国”，他们听到的信息是中国政府希望世界听到的声音。外界人士想不到的是，就连加入WTO这种看起来并不那么政治化的事件，在中国还会由中宣部与中央办公厅联合下文，在多达数十条的规定中明确指明，有关WTO的问题只能按照规定的口径谈。
这种“信息不完全”导致人们对中国的认识片面化。当陷入“信息不完全”带来的困惑时，人们又可能会以“中国太庞大，太神秘，太特殊”来解释，却很少想到这完全是中国政府采用政治高压手段控制媒体的后果。法国的INSEAD商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乔纳森•斯托利在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时道出了中国研究的艰辛：“中国太大，有关中国的信息五花八门，来源也多有矛盾，各种不同的问题可以写出大量的博士论文来。但这些论文的结论都无法获得证明。写论文容易，但要准确反映中国的现实，实在是很难的事情。”目前在基辛格事务所从事中国和亚洲事务咨询工作的美国前驻中国大使芮效俭则更不客气地指出，专家们对中国未来进行预测的记录之糟糕，是人们想象不到的[5]。
其次则缘于当代中国研究（指P. R. China Studies）本身牵扯了太多的利益关系。中国国内的研究除了政治因素对学术的制约之外，当然也有利益考量，一篇“经济学家为企业代言的是是非非”[6]，多少道出了近几年中国经济政策建议背后的底蕴。即使是中国学者比较喜欢引证的外国学者或者权威研究机构的看法，背后的利益考量也清晰可见。由于中国被各国商界视为最后一个有无限潜力的巨大市场，吸引着无数的跨国公司。不少研究项目的经费来自于一些利益集团的赞助，而这些利益集团本身对研究选题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牵引着研究者的研究方向。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些利益集团对中国履行WTO承诺评价的变化，当年力挺中国入世、并在政治上支持中国政府的美国商界曾对中国政府履行WTO承诺给予极高的评价，但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他们在中国投资获利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于是归因于中国政府不肯履行当初入世时所作的承诺以及外汇管制政策，开始指责他们曾经大力支持的中国政府[7]。事实上，外国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其实大多并非中国政府刻意不履行WTO承诺引起的，而主要是中国制度环境的产物。
第三，中国政府近年来耗费巨大人力财力的海外“统战”工作相当成功。应该说，今天中国政府的外交经验早已远非毛**时代那种孤陋寡闻、自以为是的状态可比，最擅长的策略莫过于扩大“统一战线”。在海外定居的大陆留学生本来就是自己人（更何况还有各种手段牵制），陆续成为“海外统战”对象的不仅有学界商界的华裔成功人士，还有因为反对“台[和]独”而抛开了与中共之间长期政治歧见的老国民党人及其后裔（在台湾被称之为“外省人”），更有相当部分欧美学者与研究者。前两部分人数量日益增多，极大地改变了海外华人的政治生态[8]。与其它国家的侨民相比，海外华人对母国的政治热情可算是独一无二。台湾当年的民主化就大大得力于台湾居美侨民的有力推动，因为作家江南在美国被台湾当局暗杀一事极大地刺激了他们，让他们认识到台湾国民党一党专[和]制政治的丑恶，于是大力支持台湾的民主化运动。但自90年代以来，有大陆背景的华人所起的政治作用既不同于当年台湾华侨，也与“六[和]四”时期不同，他们往往对中国政府的任何作为都亦步亦趋，善恶不分。中国政府的一切舆论宣传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最积极的回应，其姿态之高，甚至大陆的同类人物也难与之相比。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少数学者，因无法取得去中国的签证而离观察对象日渐遥远，也无法与中国本土的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各种研究经费自然与他们无缘，因之渐渐处于边缘化状态。而海外华文媒体更是得到了中国政府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资助，逐渐成了新华社消息与人民日报消息的积极转载者[9]。如果说在中国国内批评中国政府只是一件有政治风险的事情，那么在海外还有道德风险，“不爱国”只是其中份量最轻的一顶帽子。
笔者与海外学者交流时，非常惊讶地发现中国研究圈中许多人对中国的判断与中国人的生活常识相去甚远，对未来的预测更是迥然不同。在一片乐观的预测中，往往只有常驻北京的部分外国记者写的消息触到了中国的真实层面，但他们所写的报导因为是对一些具体事实的报导以及基于此之上的延伸分析，容易被视作个案，或者说人们愿意相信这些负面报导只是个案，不能从总体上说明问题。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某位论者陈述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时，往往被问到一点，“既然中国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中国还没有崩溃？你能预测中国什么时候崩溃吗？”其实，提出这样的问题除了存心刁难之外，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不少国家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可能存在相当多不可解决的问题，如官员高度腐败，贫富差距悬殊，统治者非常残暴，人民的生活也相当痛苦，但只要政权有足够的资源赢得精英集团的支持，并依靠这些精英们实行铁腕统治，这个国家未必就会立即陷入分崩离析的瓦解状态之中。远如古时的罗马帝国，就曾在不死不活的状态中延续了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那时罗马帝国的社会状况良好，罗马人民生活幸福。近则如伊拉克，如果不是萨达姆的“猫鼠游戏”让美国忍无可忍终至开战，相信萨达姆的残暴统治还能维持相当长一段时期。
笔者认为，“繁荣论”建立在对事实的错误理解上，而“崩溃论”则是按照西方社会的民情来理解中国，以为一个缺乏民意支持的政府寿命必将不久。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既不象“繁荣论”者认定的那样繁荣，在未来10年到15年内也未必陷入“崩溃论”者设想的那种分崩离析状态。中国具备的那些导引中国可能崩溃的因素还在逐步发酵，当局的一切措施从短期来说虽然延缓了这种发酵过程，但从长期来看，却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更加艰难曲折。
二、社会生存基础的破坏
本文不再着重分析以前笔者在论著中反复分析的一些问题，比如腐败、贫富差距、基层政权黑社会化以及大量资本外逃等等，因为有这些问题的社会往往也能长期生存。从根本上来说，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4个基本要素包括：一是作为社会生存基座的生态环境，这个底座坚实与否，从长期来看，决定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状态；二是调节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道德伦理，这是社会整合必不可少的文化亲和力，相对政治整合能力而言，道德伦理是软性的，但也更具有张力，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起规范作用；三是社会成员最起码的生存底线，衡量的具体指标是以就业为标志的生存权；四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整合力量，这是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对社会成员施加的一种强力约束。除了第四点与制度有关，可以在短期内改变调整之外，前三者是长期的生存要素，且不能通过政权更替在几十年内有根本改观。
（一）生存基座──生态环境的破坏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口数量、消费增长和技术能力（指消耗单位资源所产生的环境损失）的相互作用。中国的人口数量为世界最大，近25年城市人口的人均消费增长也相当快，而利用资源的技术能力却相当低下。从共产党建政以来，中国的环境生态就处于一种被过度掠夺的状态（如大跃进时期的乱砍乱伐，“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改造大自然），改革以来尤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不止一次谈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上，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自然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触目惊心[10]。威胁人类的所有污染种类，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固体废物污染、化学污染正在迅速侵蚀着中国的肌体，对中国的未来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地地力递减，沙化、盐碱化、板结等各种土地质量恶化的情况都已经大面积出现，沙漠化面积现在已占整个国土面积的38％，对人均耕地本就紧张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对矿物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出现：资源综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资源消耗量却达到极高，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矿物消耗量为发达国家的2至4倍，投入的原料仅有三分之一转化为产品。中国7,000多个矿山中现在有一半因掠夺性开采已经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联合国公布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11]。
环境生态破坏对中国社会的恶劣影响，现在可能已经基本达成社会共识，至少在知识圈内与受过教育的人群当中是如此，这比前几年还有学者大力介绍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先进经验”时有进步。值得一提的是腐败加剧了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与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可以说，目前许多中国官员决策的出发点已经不是国家与人民的长远利益，而是算计自己在每一项决策当中所获得的个人收益。在这种算计下，中国的生态资源不可避免地处于被极度掠夺的状态当中，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国政府在20世纪末以生态系统为赌注的超级豪赌──“三峡工程”。
近20年来，中国的公共工程成了一架产生贿赂的机器。三峡工程这个将来在历史上要备受指责的工程，其出台与一些依靠水利工程吃饭的利益集团长年累月的游说活动有关[12]。三峡工程的兴建也为大量贪官污吏提供了寻租机会，如搬迁中用于安置移民的土地，许多根本没有真正用于移民搬迁及小城镇建设，而是被一些部门、地方政府搭移民搬迁的“快车”，违法占地炒卖，谋取私利。如四川省忠县石宝镇政府将征用的土地以高价转让给建设单位和个人，1997年收转让费每亩达9万元以上，2000年每亩高达20万元以上，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而丧失土地、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却得不到依法律规定应有的补偿[13]。中国当局表示，已经有97名参与长江三峡工程的政府官员因从工程中谋取私人利益被判贪污罪，其中一名官员被判死刑。审计官员则表示，重新安置因三峡工程而被迫迁居者的款项中，有5,200万美元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四川省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4位农民何克昌、温定春、姜青山、冉从新因向政府部门反映地方官员大肆贪污移民款的问题而被逮捕，被控以“聚众扰乱社会序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并在狱中受到残酷折磨[14]。因三峡工程造成的严重污染虽然在中国国内是绝对禁止讨论的话题，但已经广为国际社会所知，如对气候、水文条件等的影响[15]，还有各种地质灾害接连不断地发生。三峡工程开工8年来已滑坡3,465次，崩塌变形高达1,190多次[16]。如果说三峡工程对环境的改变是间接缓慢的，其长期后果目前还难以评估，那么工程直接造成的污染则时见报端。
列举中国环境污染的结果，还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假如按照绿色GDP计算中国为经济发展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可以说中国这23年的发展是负值。这一评估其实也为官方研究机构的测算所证实：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达到8％以上[17]。按照常识，官方的这一估计只会低估，实际情况远比官方承认的更严重。根据这一官方估计，每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增长率大约在8％左右）基本上被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所抵消，中国的经济“繁荣”其实属于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破坏型增长。1949年以前中国发生动乱后重建社会时，尚有完好的生态系统做为重建社会的依托。而经过近几十年的掠夺式“发展”之后，中国的生态系统已经相当脆弱，无法支撑起十几亿人的生存与发展。
（二）社会整合力量──道德秩序的破坏
从道德伦理方面来看，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空前的“礼崩乐坏”的状态。政府官员的高度腐败与整体性道德败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要言之，中国政治精英在这20多年当中经历了从有信仰到无信仰，从无信仰到耍无赖，最后走向黑社会化的一个过程。且不谈社会良知以及其他较高层次的道德观念，连处于较低层次的一些道德伦理准则，如维持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信用（信任）都不复存在。这里只分析与中国政府赖以立党立国的经济建设息息相关的经济信用问题。
中国的信用严重失常关系到政府、行业协会、信用中介机构与信用消费者等4个层次。政府在这方面起了相当恶劣的示范作用，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像”而制造假新闻均举世闻名。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共产党建政早期著名的“大跃进”期间，那时的产量造假达到非常荒唐的程度。这在邓小平时代前期（20世纪80年代）有所收敛，但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仅凭几个经济发展指标就决定干部任用待遇的做法，鼓励大量政府官员造假，虚夸之风重炽，于是中国政府又回到了习惯性的数据造假这一轨道上来。“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中国公众对这种政治文化的形像概括。
官方曾公布了一些惩处数据造假的消息：1997年下半年，国家统计局、监察部、国务院法制局联合开展了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共查出统计违法行为6万多起，其中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占56.7％。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叶长林特别指出，这6万多起是情节比较轻的，故称“统计违法行为”，此外全国还立案查处了1.5万起情节比较严重的统计违法案件。2001年全国统计系统又查处统计违法行为6.2万多起[18]。
这种造假之风成了中共政治文化的精粹，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大多数政府官员都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他们最擅长的“为官之道”就是能轻松自如地随时转换两幅不同的面孔：在公共生活中，官员们习惯用官腔官调讲各种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成克杰、陈希同之类有关“廉政”的说教曾被编成语录集锦发行，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们将按照自己的公开说法施政与生活；实际生活中，这些官员贪污受贿、嫖妓养“二奶”，鱼肉百姓，胡作非为。官场的迅速腐化堕落必然引致整个社会的堕落，中国成了一个犯罪率最高的国家。许多地方的基层政权行为更是已经彻底流氓化，与黑社会没有本质区别。
由行政法规限定角色的行业协会从诞生之日起，就兼具政府代理人与民间组织代表这样的双重身份，随时轻松自如地转换角色，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是其生存条件：在政府面前，他们代表企业；而在企业面前，他们又俨然是政府的代理人。
在缺乏诚信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近几年发生的股市欺诈案中，每一起中都可以看见会计师为虎作伥，协同企业造假。
合同履约率可被用来测度经济生活中的社会诚信程度。据“2003年中国信用论坛”公布的信息，中国每年订立的合同约40亿份，而履约率只有50%，经济合同失效的现象非常严重，同时在订立的合同中违法合同竟高达占6％；全国每年由于合同履行中缺乏诚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855亿元（作者注：相当与GDP的5％）；由于企业间不讲信用，互相拖欠货物构成连环债链的资金总额达3,000到4,000亿元，占全国流动资金的20％[19]。
在一个失去了道德秩序的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空间紧张，善恶是非更被严重颠倒，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仅仅剩下利益，而利益的获得与维持也充满了尔虞我诈。缺乏诚信的社会已经没有健康发展的可能。
（三）空前的就业压力
中国的就业问题现在已经进入了漫长的“寒冬”时期，实际失业率远远高于政府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4.3％[20]，据笔者的分析计算，2000年中国的城乡总失业率至少为20.2％[21]，失业的3大社会群体为原城市国有企业工人、农民与大学毕业生，几乎囊括了中国几个最大的社会群体。在今后的20至30年内，就业市场过度竞争将会成为一种中国人不得不忍受的社会常态。
近几年开始出现的“知识型劳动力过剩”足以反映当前中国就业之艰难。从2001年到现在的几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每况愈下：2001年，毕业生115万人，本科生就业率为80％，专科生为40％[22]；2002年毕业生145万人，就业率降为53％[23]；2003年共毕业212万人，未能就业者达106万人，就业率仅为50％（据说这还是高报的）[24]；2004年毕业生达280万人，就业状况非常艰难。由于200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过低，中国政府今年禁止国内媒体再发布有关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全国性数据，只是由教育部和劳动部宣布：一定要在今年9月1日以前保证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到70％[25]。按照中国的官场政治文化，既然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成了有既定目标的“政治任务”，那么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就一定会“全力完成”，否则乌纱帽难保。相信到了7月底，中国官方媒体披露的大学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一定会“达到或接近”70％这一目标。至于其真实数字则成了“国家机密”，不对国人公开，当然更不让国外知道。
但许多信息表明今年就业形势比去年更艰难。据报导，已经有大学生出于百般无奈在职业招聘会上举起了“无薪就业”的招牌，表示愿意义务为企业工作、不领分文，以换取未来可能的聘用，但此举并未让他们赢得工作机会[26]。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都市里，与到处可见的民工这类“农村剩余劳动力”“相映成趣”的竟是“硕士贱如狗，博士满街走”。这迫使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继续考研究生，社会将这种现象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结果，中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连年扩大，1999年增长27％，2000年增长35％，2001年增长35％，招生数量急剧扩大到1998年的2.31倍。2003年全国有79.9万人报考硕士研究生。
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结果是导致过度竞争。这种过度竞争的压力终于以非常荒诞的结果显现出来了：2003年广州《新快报》曾报导一则消息，大学生们竟然接到这样的招聘试题：“当工作需要你出卖肉体时，你会怎么办？”这则报导的作者愤概地评述：“不知道这家公司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出这道试题，不过清楚的是，这家单位大概经常需要员工出卖自己的肉体或者灵魂，或者，在商业社会中，出卖肉体是经常的交易，大家都是动物，都有动物的需要，然后以动物的方式来交易。”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学生们对这道试题的回答，竟然大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这种不肯定的暧昧回答[27]。部分地区女大学生应聘时遇到严重的性骚扰，招聘方更是直接了当地表明，需要她们做的不仅仅只是白天的工作，而是晚间陪伴[28]。这类例子并非个别，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职场上的地位竟然只体现为能在各种性交易中增加附加值，充分反映出社会生存质量的堕落。
最容易做的事情当然是指责这些“新生代”大学生们缺乏人格尊严。但是这早已经不是道德范畴的问题，而是人力市场过度竞争的结果。中国的大学生们经过至少16年的寒窗苦读，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等待他们的却还是无业可就的命运，面临的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过度竞争。这种竞争已经到了让人崩溃的程度。2002年12月，复旦大学一位博士生心脏病猝发死亡，而死亡原因竟是“贫困，过度竞争引起的焦虑，就业压力。”一些女大学生因为求职艰难，已经“自觉”地利用色相为自己在求职中“加分”。而这些“社会精英”就算是找到一份职业以后，等待他们的也将是压力过大的工作环境，人称“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写字楼是全世界最累的写字楼”，“为了抓住每一个赚钱的机会，人们普遍愿意牺牲休假、牺牲睡眠、牺牲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忘我的工作”。尤其是年轻的白领，他们甚至不愿意错过任何一次老板的表扬，哪怕只是口头表扬。他们对自己的感觉竟是“站在财富与时尚的风口浪尖上，只能往上混，混到半空中，既没有机场也没有降落伞，不知道怎么平安着陆”[29]。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完成的一份报告，中国平均每年每10万人中就有23人自杀，自杀已成为15岁到34岁年龄段的人的第一大死因，其中不少自杀者竟是万千中国大学生们渴慕的“成功白领”[30]。
知识型劳力过剩的出现，迫使中国人面对“就业的严冬”这一残酷现实。这与80年代开始日趋庞大的过剩农村劳动力以及90年代陆续出现的城市下岗失业大军不一样，这两个群体被认为是素质偏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而被现代化列车甩落的群体。而目前在中国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社会背景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动过剩，却反映出中国社会最深刻的社会危机：人口与资源的关系高度紧张，持续多年的表面经济“繁荣”并不能缓解这一根本矛盾，连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也无法获得进入职场的入场券。
这样的场景曾经在20世纪30到40年代的中国出现过。那时中国的高等教育非常落后，受过高等教育乃至中等教育都算“稀缺物品”，但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不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缺乏吸纳人才的现代部门，“毕业即失业”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少女大学毕业生被迫给官僚军官做妾，大量没有出路的青年则选择了革[和]命、投奔延安。当然，革[和]命胜利以后当年投奔革[和]命的人不会把自己参加革[和]命的原因归结为生活出路无着，只会说自己向往进步。如今，中国实行了25年的改革开放，这种“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却再次出现，它表明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远未达到能够正常吸纳知识型劳力的状态。
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有必要重新估计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和现代产业部门就业容纳量不足的真正原因。2003年，有学者在论文中介绍了一个新的发现──中国的制造业自90年代以来进入了相对萎缩阶段，大批原有的制造业被来料加工型企业替代；与现代化发展的正常道路相反，中国这个拥有数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迫切需要通过工业化来扩大非农就业机会的国家，却正经历着“去工业化”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阶段[31]。这一发现为目前的就业难、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难提供了解释：正规制造业的萎缩意味着技术工人、企业管理、工程师职位大批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一流工科大学的毕业生也很难找到可以发挥其才能的工程师职位，而只能充当秘书、推销员；与此同时，以来料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所需要的往往只是年青、只要求最低工资、不必提供福利、不必长期雇佣的农民工，因此，中国就业劳动力的总数虽然没有明显下降，但对知识型劳动力的需求却在相对萎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知识型劳力过剩”不仅仅只是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问题，它还意味着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社会精英向上流动的渠道发生梗阻，这将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预见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在高等教育部门短暂的盲目扩张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高等院校的调整收缩。中国政府今年规定，就业率过低的学校必须减少招生，就是高等院校调整的信号[32]。当许多家庭节衣缩食、负债累累供养出来的大学生、硕士、博士都难以就业时，人们将不得不减少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而无力为子女投资高等教育，又使子女更加难以就业。另一个必然结果则是，几百万长期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在中国人的忍耐底线上勉强“活着”，当他们和众多国民感到连“活着”都困难时，大量受过教育却没有生活出路的人士将可能重复上个世纪小知识分子们走过的“革[和]命之路”，统治集团“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略必然会受到持续不断的挑战。
（三）精英集团联盟的政治功能
90年代初，中国政府表面上坚持自己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官员们却忙于和经济精英们建立非常密切的私人利益关系。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总财富的85％已经成为少数政治、经济精英们的囊中之物，中国政府因此调整了自己的阶级合作战略。江**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为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合作拓展了广阔的解释空间，“让资本家入党”只不过是让经济精英进入体制有了一条合法的政治通道。中国的知识精英在80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了。中共政府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听话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内共享利益，但绝对堵死可能导致民主化的通路，也不让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分享政治权力。
对于来自于底层的社会反抗，中国政府则越来越依赖于明显的暴力镇压，甚至不屑于再做表面上的安抚工作。2003年曾发生数起因抗议无望而自焚的事件，其中几个自焚未遂者如周永华不仅未得到安抚，反而被投入监狱。到2004年4月，北京市政府竟然出台一部名为“关于维护群众上访现场秩序的工作意见”的法规，明确规定“对采取自杀、自焚、自残等极端行为的，公安机关及时制止和救治，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75]。这部法规表明，中国政府已经用法规的形式将敉平社会冲突的重点从对底层的安抚转为政治高压，公众甚至连自杀抗议的权利都被强制取消。这种惩治自杀者的方式除了中国“文[和]革”时期对自杀者的政治裁定，如“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与之相类之外，在近代文明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例。可以说，对付地方性的小规模群体性反抗，已经成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日常作业，这方面他们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在精英集团联盟日益加强的情况下，不掌握任何资源的社会底层动乱虽然有如烽烟四起，却因消息被封锁而只能局限在某一地区，无法形成跨地区的反抗，因此往往被有效地镇压下去，根本无法构成对极权统治整体性的威胁。
（四）外资的大量进入与国际社会中政治压力的微弱
将前苏联的国际关系与中国今日的国际关系相比，就会发现今天的中国相当幸运。前苏联与欧美国家一直处于冷战状态，两大阵营之间并无多少经济交往，因此也就没有形成牵丝攀葛的各种利益关系。而今天的中国不同，对外开放使得中国与世界各国形成了独[和]裁次的经济交往。到2003年12月底为止，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65,277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041.71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76]。在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180个，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多家去中国投资[77]。目前，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仅次于美国，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预期中的巨大商务利益，使西方民主国家不再象冷战时期那样重视它们与中国之间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分歧，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事实上都受到本国商界的掣肘。在国际资本眼中，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中国那13亿人口的购买力不可忽视，至于中国的政治形态与人[和]权状况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当他们弄明白中国有购买能力的人口其实最多只有3亿左右，但对于人口总数基本上都低于3亿的发达国家的财团与商人们来说，这就够了。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在1989年率先与中国恢复经济关系以后，法国、德国相继放弃了对中国人[和]权状态的批评，重新交往，这种交往背后当然是经济利益与巨额的商业合同。一些号称“中国通”的外国学者给本国政府的公开建议是：“要想与中国保持经济交往，千万不能批评中国政府”。在法国与德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成为“政治问题”[78]。国际社会这种实利主义的外交政策使得中国政府在香港中学的教科书中可以如此总结自己处理“六[和]四”事件的“睿智”：“1989年6月，中国国内爆发了‘六[和]四事件’，中国在国际上一度受到孤立。当时中国采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政策，不因受外国孤立而采取敌对态度，以静候与外国关系改善的时机到来。1996年，大部分国家与中国关系恢复正常，中国在国际上再担当重要的角色[79]。”
这种压力减轻是逐渐的过程。香港回归并逐渐纳入中国政府的政治控制之下，使香港不再享有1997年以前的自由。而台湾近年来由于中共政府“以商制官”的策略大获成功，随着台商进入大陆投资者日多，台湾的政治形势已经大为改观，长达70多年的宿敌国民党由于失去了执政地位，不少老国民党人出于对“台[和]独”的深恶痛绝，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座上宾与统战对象，台湾人最中意的上海已经出现了多个台湾人聚居小区。即使在SARS为台湾带来一片恐慌的2003年1月至4月，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都比2002年同期增长74％[80]。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不利于中国大陆的事情发生，可以预见，香港、台湾这两个历来被中国政府视为“反华势力颠覆中国政府的基地”已经不再具有1989年以前那种作用。
用中国政府的话来阐述，目前的“国际形势大大有利于我国”。联合国的人[和]权委员会曾经是美国让中国政府因人[和]权问题备受难堪的场所，但中国政府的外交“智慧”确实在90年代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个委员会的53个成员国席位中，不少是由古巴、中国、北朝鲜、苏丹、越南、刚果、津巴布韦等国际社会公认的人[和]权状况很差的国家占据，这就给了中国很大的外交活动空间。除了利用这些国家在人[和]权状况上“同病相怜”这点情结之外，中国政府还成功地运用了“国际援助”等金钱外交手段。一直以捍卫人[和]权为使命的美国，终因在这个委员会中有太多的敌人而于2001年落选，此后虽然在这个委员会中重新获得席位，但再也未能恢复它在这个委员会中原有的影响与支配力。2003年的日内瓦联合国人[和]权会议上，美国没有提出对中国人[和]权的议案，虽然被解释成“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外交的牺牲品”，但事实上却是美国对华外交政策转变的一个风向标。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获得了联合国人[和]权委员会颁发的人[和]权奖。虽然这个奖项被国际人[和]权团体视为人[和]权史上的极大耻辱，是对人[和]权本身的羞辱，但中国政府却为此沾沾自喜。
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不再需要每年由美国国会投票表决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手中已经不再握有“人[和]权外交”的筹码。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美国淡化“人[和]权外交”，算是达到了中共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对中国国内的民主化进程而言，这却未必是什么好事。近几年中国政府不断加紧控制传媒，加强对反对声音的镇压，国家安全部对社会生活的渗透越来越广泛并公开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在人[和]权问题上逐渐软化立场的结果，因为中国政府不需要再担心来自美国的干预。
源源不断涌入的外资大大抵消了资本外逃对国家外汇储备构成的压力，为中国政府赢得了相当充裕的时间，可以比较从容地应付银行系统巨额坏帐带来的严重问题。
中国与各国建立的经济合作夥伴关系也对中国问题研究圈有影响：冷战时期欧美各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对他们的研究对象苏联很少有友好态度，而现在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则对中国充满了好感与友善。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共同创造了两个前景灿烂的神话：一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会促使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二是高科技的进步会带来资讯的自由传播，有助于打破中国的新闻封锁。前一个神话只能说是持此论者一厢情愿的美好希望，因为WTO不过是国际社会的经济游戏规则，不可能期望通过它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目前因为西方投资者在中国的预期利益未能实现，这个神话正在西方社会逐渐退色。第二个神话则被中国政府无情地击碎了，如前所述，中国政府投资几亿美元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正在为中国政府用科技手段加强社会控制贡献力量。但这些不断破灭的幻想在短期内并未降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美好期望，中国的任何小小的一项政策出台，都可能被解释出让人感到前景光明的无限新意。比如2002年末深圳特区推出的行政改革，曾被不少中国问题专家热情洋溢地解释成“政治体制改革与三权分立”的试验；此外诸如中共“十六大”召开以前的“新闻体制改革”神话，“十六大”以后的“胡温新政”神话，以及“SARS危机将会促使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测等等，都是这种友善态度的结晶。
国际社会现在对中国政府真是充满了友好和热切期望，这是前苏联当局从未遇到过的好运。这种好感已经使得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不再注意一些完全不应该被忽视的信息：比如中国政府从SARS事件上总结的教训，绝对不是开放舆论、增加透明度，而是更加紧密地对传媒加紧控制；政府为了从纸面上彻底消灭SARS，临时制定了一条政策性法规文件，将传播SARS信息的人视为传播谣言、扰乱人心，以法律的名义进行严惩；至于中国不断发生的记者与网络异议人士被捕的消息，更是被一些学者看作个案和个别政府部门的过当行为。
尽管国际社会里仍然有很多组织和人士非常关心中国的人[和]权状况和政治自由，但他们毕竟不能左右各国商界和政府的政策。笔者以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只能依靠本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外因最多只能起锦上添花的作用，绝非雪中送炭。当年苏联若不是要建立一个以自己为领袖、能与西方对峙的庞大红色帝国，绝不会拿出那么多的物力人力来“支援”世界革[和]命与中共。
上述所有举措均有利于中共统治的“稳定”。但中国政府并未利用这一时机实行民主化改革，而是热衷于用营造经济繁荣幻象吸引更多的外资，与此同时采取各种为渊驱鱼的方式激化着各种社会危机，加剧各种社会矛盾。
四、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再有政治改革的动力？
从90年代以来，中国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状态，完全放弃了80年代曾一度提上日程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一词本来包含有价值取向的制度性变革在内，但中国政府现在却把各种政策规定的改变都挂上“改革”这块招牌，甚至许多违反社会公正、伤害多数民众利益、只有利于少数利益集团的政策变动也一律戴上“改革”的桂冠，比如义务教育被“改革”成“教育产业化”，公费医疗体制被“改革”成“医疗商业化”，这类假“改革”之名、行敲剥民众之实的例子举不胜举。可以说，“改革”这个曾经让中国人充满希望的概念已经被严重异化，所有能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进步变革的改革反而陷入停滞状态。究其原因，这与两个重要因素有关，一是民众的“圣君贤相”幻觉，二是开放以来形成“政治退出机制”导致精英集团行为短期化。
（一）中国人的“圣君情结”与“清官梦”
中共统治之所以能维持稳定，与民众对中共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有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党中央，这是多年来中共通过反复教育宣传在民众头脑中定格的形像。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例如，河南省上蔡县有大批因卖血而感染爱滋病的农民，尽管当地政府官员把他们视为“鬼魅”，百般打压，但他们还在期待着“唯一的青天──中央”来解救他们。那些爱滋病患者说：“实际上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一到下边就搞坏了”，“他们（指上蔡县官员－作者注）所作所为不符合共产党逻辑，共产党一贯做事光明磊落”，“他们就象国民党（事实上说这些话的人并未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过──作者注）”，“现在唯一的青天就是中央，可是我们又见不到。一到下面就变样了[81]。”
中国思想界对民众的这种认识持两种评价，部分人认为这是民众的策略考虑，以便通过这种表述来争取中央同情，藉此保护自己。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民众一直怀有“圣君情结”与“清官梦”，以为中央政府是清正廉明的，愿将中国引领到光明之途，只是由于贪官污吏处处掣肘，那些具有理想主义精神愿意为人民办实事的“清官”无法施展才能，结果导致目前这种局面的出现。
笔者以为，这种“现代圣君贤相”的幻觉其实是中国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文化的现代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中共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不但未改造这种文化，毛**时代还通过“造神”运动把这一观念推到了极致，只不过“圣君”从封建时代的皇帝变成了毛**、邓小平等领导人罢了。几年前朱镕基就任总理时，就是被视为“贤相” 而被赋予了太多的理想色彩，因而不得不承载了太多的民意和过于厚重的期望。这固然因朱个人特殊的性格一度极富魅力，但归根结底还是民众的“圣君贤相”梦想在起作用。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民众再次寄希望于一点：共产党高层权力的代际更替能让所谓的“党内健康力量”上台，从而维持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共“十六大”之后，一如当年对朱镕基的热切期望一样，人们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地盼望着新一届领导人有能力有决心抑恶扬善、除奸举贤，把中国带入一个文明兴旺的新时代。多数国人所期盼的“新时代”不是“新”在政治制度上──在中共意识形态的长期灌输下，中国人大多对民主政治其实并不了解，不少人还抱有西方民主制度是虚伪的这一观念──而是“新”在能够安居乐业：城市居民希望世界物质文明潮流别将自己拉下太远，农民则盼望政府能让自己维持温饱。
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梦想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和]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且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正因如此，毛**可以超越制度行使超常规的个人[和]权力，并且率性而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但他的继任者邓小平就不得不部分服从制度的惯性；此后的领导人一代比一代弱，因此也越来越为现存制度的惯性所支配。领导者对现存制度所赋予的合法地位依赖越大，自主行事的空间就越小。
“圣君贤相”式幻想不仅存在于工农民众当中，也普遍存在于知识分子当中。然而，这种幻想却一次又一次被严酷的事实无情地击得粉碎。山西省记者高勤荣因写“内参”揭露运城地区当局弄虚作假、大搞假“渗灌工程”，次年即被该地政府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诬陷而判刑12年[82]。江西省府政策研究室《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副社长桂晓琦将中央政府历年来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汇编成册出版，帮助农民了解有关的政策法规和他们的权利，结果该书却被江西省政府宣布为“反动书籍”，强行全部收缴，桂晓琦为逃避省公安厅的追捕被迫流落外乡[83]。高勤荣是想藉“内参”向中央反映情况，桂晓琦则是想借“中央文件”这柄“尚方宝剑”帮助农民，但他们信赖的“中央”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支持或保护他们，而是听任地方政府践踏蹂躏这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2003年SARS爆发初期，中国政府按惯例封锁疫情消息，从而导致疫情迅速蔓延。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将卫生部长张文康解职，让他充当政府撒谎的替罪羊。但许多中国人宁可相信隐瞒疫情只是张文康的个人行为，而不愿意承认这只是张按照体制运行惯例所作的反应。其实中国政府早有保密法规明文规定：“重大疫情属于国家机密，不得随意披露”，况且控制新闻以“维持社会安定团结”更是政府的例行公事。在中国，民众对事涉自己生命安全的重要信息没有知情权，而政府通过一整套等级森严的“内部文件”制度让各级官员按级别获取“内部”信息。最近，中国一些鼓吹“现代仁政”的学者又在劝说民众相信统治者的道德力量，继续重复这一“圣君贤相”的梦想。
笔者不否认自己在90年代写《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时多少也存在一些幻想：希望统治者能够为本阶级的长期利益着想，将狼与羊的关系维持在一个能够让羊群维持再生产的临界点上，因为双方毕竟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但当笔者阅读了大量有关拉丁美洲国家“改革史”的研究文献之后，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专[和]制（或极权）国家的任何改革，毫无例外都是该国权势阶层与精英群体重新瓜分资源的过程；改革的口号再漂亮，改革方案再如何宣称是为了民众利益着想，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而在精英群体中居于弱势地位的知识精英，为了在利益瓜分中得到一小块，整体上也必然走上与政治经济精英合流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圣君贤相”幻想之现代版的存在，也与当代中国的冷酷现实有密切关系。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一，在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的反抗能力，而新闻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在传统社会中，官民对峙所凭藉的装备虽有优劣之分，但毕竟同属于“冷兵器”时代的产品。而在如今，民众充其量拥有热兵器时代的早期装备，而官方却拥有核武器时代的先进装备，以及信息时代的一切先进通讯、交通工具，力量的不对称是盲人也能看见的事实。与此同时，官方还拥有发布一切信息的权力，镇压民众的反抗可以被任意解释成政府“打黑”“反黑”，或者是“平定阴谋颠覆政府的暴乱”。在这种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无反抗能力，也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中国民众与官府的关系，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与《血酬定律》[84]这两本书中都有极为精当的分析，那些“元规则”与“潜规则”至今还在支配中国社会，并未成为历史，“出售英雄”的戏剧也正在各地的反抗事件中不断重演，只不过出场的人物与时代有所变化而已。
第二，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化暴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使用个人暴力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并非有能力保护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精英。前几年轰动一时的张君犯罪团伙，虽然声称自己是报复社会不公，但其受害者却没有任何人曾经施害于这个团伙的任何成员。近年来中国刑事犯罪案件高发的主要原因，追根溯源，就是政府的体制化暴力催化了个人报复性暴力。
（二）另类“政治退出机制”与精英集团行为短期化
生活在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冲突日益增多、生态环境明显恶化、道德秩序崩坏的社会里，穷人感到绝望，富人感到担忧，几乎没有多少人有安全感与幸福感。于是今天的中国人变成了世界上最爱离开母国到他国“寻找幸福”的族群。这种对外开放带来的移居国外的机会，无异于给中国的贪官污吏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政治退出机制”。这个“退出”，不是指他们在本国政治舞台上退出权力中心，而是指他们在凭借权力资本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后，退出这个被他们折腾得千孔百疮的中国。因为有这一“政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精英成了世界上最没有政治责任感的统治集团。
中国的官僚阶层通过“内部文件”制度能掌握大量学者和民众不知道的社会经济真相，他们的危机感其实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在大陆通过各种途径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家属已经在国外舒适地定居下来，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个继续捞钱的方便场所而已。近年来欧洲一些国家和澳大利亚等、新西兰、加拿大等将吸收中国留学生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一大举措，就是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出国留学需求。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发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其中不乏让子女借读书之机出国“打前站”者。如果说“钞票”也是一种选票，那么中国精英对子女与家庭的未来安排，已经表明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投”了什么样的“票”。
这一“政治退出机制”对中国当代政治的影响，几乎可以用近年来在海外定居的中国大陆人的数量与资本外逃数额作为衡量指标。被中国政府与民族主义者詈骂有加的美国则成为中国精英们到国外定居的首选，它那富饶的东部和西海岸，恰如一片巨大的海滩，近百年来中国每一次政治大潮退潮，总会在这片海滩上留下几片贝壳。如今，迁居这些地方的中国新富们如同过江之鲫，汇成了一股人潮。在洛杉矶，中国新富的“二奶”们定居的豪华居住区，构成了一个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色居民区──“二奶村”。中国精英集团成员普遍安排家庭成员出国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遍观世界，没有任何国家的精英集团有这样的大规模定居外国的集体行为。
由于这种另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两大精英集团的成员不必再与本国人民共同承受必将到来的各种社会危机，共享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对统治集团来说，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维持眼前的政治社会稳定，将目前政治体制所赋予的权力资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保证自己最大限度地攫取财富，积累“退出”所必须的本钱。因此，精英集团成员的行为明显的短期化。
两百多年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则是：“我离贻d中国以后，哪怕洪水滔天。”中国既然不再被贪官污吏及其家庭成员视为家园，他们自然也不必再为过分压榨而产生后顾之忧，中国历史上有关统治者与人民的传统“舟水理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就不再起任何道德约束作用。因此，可能给眼前的利益攫取带来风险、并使统治集团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被统治集团无限期搁置。
结语
本文第二部分所谈的问题正严重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方式，而第三、第四部分分析的所有因素都有利于中国政府在短期内维持政治统治的稳定。
本文的分析还表明，希望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能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那些认为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长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们，其分析建立在这样的逻辑之上：中国政府是一支高效团结的“消防队”，它花费巨大的投入所建立的“消防设施”，如舆论控制、政治高压、由防暴警察与国家安全部构成的“安全系统”等，能有效地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
但笔者的看法却没有那样乐观，尽管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以“改革”名义出台的措施与对国家机器的修补，再加上高科技的使用，把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无法“革[和]命”的社会，从而使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能够在今后10到15年的时间里勉强维持下去，但这样一个距离现代民主政治越来越远，既不能保证人民的生存权，且被本国精英弃如弊履的国家，称得上是在“健康发展”吗？中国的实况并不是“地面上铺满了干柴”，而是地下在奔突着随时可能窜出地面燃烧的“地火”，任何最先进的“消防设施”对“地火”的防御作用是有限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终会有撑不住的一天。而由于中共“党国一体“的长期统治，执政党撑不下去之时，也就是中国社会陷于解体之日。与以往历史上大动乱不一样的是，由于人口的空前膨胀，生态环境的高度破坏，以及社会道德的整体崩溃等制约因素，经历过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要进行重建，将比以往任何时代的重建都困难得多。
中国究竟应该维持目前的专[和]制政治还是应该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答案是现成的：维持目前这种体制，就是维持少数精英集团对人民大众的掠夺。那么剩下的问题是：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又将如何？君不见，在拉丁美洲一些号称“民主化”的国家中，人民不是依旧生活于水深火热当中？
可以预见，中国的民主化将会是一个漫长曲折且危机四伏的过程。根据中国百余年来引进西方文明那种种“淮桔成枳”的经验，以及目前中国已具备“失败国家”的基本特征这一现实状况，笔者只能说，民主化将使中国在威权体制之外多了一种选择的可能，但并非包医百病的灵药。中国是否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区别在于是由谁来计算机会成本。对于一部分统治精英来说，他们需要时间伺机“退出”中国；而对于另一部分还希望（或因种种原因不得不）留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统治精英来说，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是否具备了操纵“民主”的能力，如果基本具备这一能力，“改革”也许可能开始；对于公众来说，则有一个由我们这一代来支付改革成本，还是由下一代支付改革成本的问题。
两百多年前美国发生了伟大的独立战争，其导火线是“波士顿倾茶事件”。该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发生了激烈的讨论：与英国的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固然可以不开战，但这场战争迟早还是会发生；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与其让子孙后代为独立付出血与火的代价，还是让我们这一代人承担责任吧。于是美国人民在其开国元勋的领导下，书写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一笔。
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拿出美国人民当年的勇气？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百年立宪的悲剧，不应该再有一个150年还建立不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悲剧。曾经有过辉煌文明历史的中国人，应该有能力做出明智的选择。
（初稿于2002年12月；二稿于2003年7月，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之前言发表（香港博大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完稿于2004年5月）
汉源事件──社会总危机的信号
何清涟 于 December 03, 2004 :
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是中国生态环境惨遭掠夺性使用和大量基层民众的被剥夺，汉源事件等大规模群众暴动表明，被权贵私有化的中国已进入高危并发期。
仅从十月以来，中国发生了多起世界瞩目的民众反抗事件，所有这类事件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已进入社会冲突高发期。
政府竭泽而渔民众失生存权
在这些事件中，四川汉源库区民众为捍卫生存权益的反抗特别值得注目，其原因在于：第一，这次反抗不仅涉及十五万人民的生存权，还因为汉源事件仅仅只是时下中国诸多同类事件中的一个案例而已，它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自然资源正在竭泽而渔。按照中国的新能源战略，中国在未来还将有五千万左右（甚至更多）的人将被强制移民；第二，中国政府必须在日趋严重的能源危机与底层骚乱这「两害」中将做出权衡：是开发能源以支撑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维护几千万底层人民的基本生存权。说白了，是牺牲少部份人的生存权让中共政权多活几年或者十几年，还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应付种种必将随之而来的经济社会问题。
许多分析人士都将汉源暴乱的起因归结为搬迁补偿不合理，但这一说法其实只解析了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这种搬迁打破了农民的饭碗，以前农民依靠几千亩良田，生活还可以维持，但搬迁后分到只能种玉米的坡地，根本无法维持生活。所谓「补偿」就算官员们一分钱都不贪污，也是有限的与一次性的，而每个农民家庭维持生活所需是连续与不间断的。中国目前城乡总和失业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三十左右，汉源农民被政府硬生生地从土地上驱赶出去，只不过使中国的失业大军再增添十多万人而已。
政府并非看不到上述情况。早在数月以前，一些专家在汉源实地考察之后，也指出汉源将会重蹈云南漫湾电站工程之覆辙，这些「以脱贫、发展为目标的水电工程，使一些原本较富裕的农民陷入贫困之中」。那么为甚么在胡锦涛大唱「执政为民」的高调之时，中国政府为甚么对大规模移民这类侵害民权的事情视而不见，听任其屡屡发生？
为国家利益牺牲的民众生存权
漫湾、汉源库区所遭遇的返贫之危，正是西部地区在「跑马圈水」狂潮中普遍面临问题的一个缩影。在中国西南的大江大河上，近期在建和拟建装机容量超过三百万千瓦的巨型水电站达到十个，加上已建成的二滩电站，这些巨型电站装机总容量相当于五个三峡电站。但在水电开发进入黄金期的时候，自然生态和人类的社会系统却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种水利工程的兴建，根本就不能在总体上增进社会的福利水平，在兴建期，是以牺牲库区民众的利益来满足政府部门少数官员及水电集团之利益需求的掠夺行为；从长远看，则是吃子孙饭，断后代路的短视行为。
根据世界银行的不完全统计，在过去五十年中，中国兴建的大型水电工程，共产生一千六百多万移民，其中至少有一千万人处于贫困之中。在移民安置过程中，中国政府漠视人[和]权的特点体现在「重投资、轻移民」的政策中。为了动员库区农民移民，政府迫使移民的个人生存权服从于电力、防洪、灌溉、航运等所谓「国家利益」。当众多移民迁徙到新的安置地后，因土地贫瘠，无以产生，境遇悲惨，其中黄河三门峡水库的三十万移民自从六十年代被强制搬迁后，二十多年间，曾三次在四大农民领袖的带领下，有组织地从贫瘠的安置地逃回故乡，又被故乡政府强制遣返。而这三十万移民艰苦抗争的血泪史，始终未能被中国大陆的广大民众知晓。
「改革开放时期」中动工的水利工程同样弊端丛生，一九八○年代修建的云南漫湾电站即为其中一例。当年修建水库时，当地政府根本未征求民众意见，擅自与水电公司签订协定，以极低的价格让出了土质肥沃的沿江土地，一九八○年代中期动工修建漫湾电站的时候，当地政府喊出的口号是「漫湾发电之日，就是百姓富裕之时」，而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在电站水坝建成之后，当地上万库区移民生活日渐困苦。迫于生计，很多就业无门的库区男性移民只得到外地去打工。而妇孺则更多靠捡垃圾产生，生活十分悲惨。根据一项调查，在漫湾库区，在水库淹没前，当地百姓的收入高于云南全省坝区平均值百分之十一点二。而在库区淹没后，移民的收入却只能达到全省平均值的百分之四十六。此前居民电价为零点一六元／度，而漫湾电站发电后，移民的用电电价却飙升为二元／度。
面临能源危机被迫竭泽而渔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却决不会停止修建水库及水电站工程。就在汉源事件发生后的十一月九日，中国水利部部长汪恕诚还在一个科技报告会上说，中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达六点八九亿千瓦，其中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三点九五亿千瓦。为了保证城市供水，提高防洪能力以及发展水电，缓解能源紧张，中国还必须修建很多的大坝——这话令国际社会听了感到吃惊，因为目前世界发达国家都在致力于拆毁大坝，恢复生态，许多国际环保组织就中国大量建坝纷纷提出各种警告，并采取各种抵制行动时，汪恕诚难道真要反国际环保潮流而动？更重要的是，根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目前中国水电装机容量为一亿千瓦，已经让一千六百万民众移民，其中至少一千万人因移民而陷入贫困，如果还要再开发二点九五亿瓦装机容量，意味著还将产生三倍于目前数量的移民，制造更多的社会骚乱。
汪恕诚这番话的背后，是中国面临能源危机而被迫竭泽而渔的尴尬，因为发展水电实际上是中国不得不拟定的主要能源战略。
正如笔者在多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主要依靠本国资源支撑经济发展。随著经济的增长，对外部资源的依赖越来越强。中国政府的智囊们也知道这种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最多还有六年左右的「战略机遇期」。从前年开始，中国各地电力告缺，不少经济发达地区的电力供应只能限制供应，生产厂家被迫「开三停四」（供三天电，停四天电）。从那时起，中国就开始寻找多种替代能源。据中国政府新的能源战略，中国在本世纪头二十年的主要能源开发战略，就是尽量使能源「结构多元」化。这个「结构多元」，是指大力开发水电、核电，以及太阳能、生物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以赢得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但诸种能源中，发展核电面临的三大难题是投入、技术和环境，所以其目标只能定为「到二○二○年使核电装机达到四千万千瓦，占全部发电量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四」，而其余的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也都因地区气候条件的限制与技术限制，只能做几个样板工程，主要的替代能源发展方向还是水电。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认为，中国是水电大国，目前的开发率仅为百分之十五，开发率远低于世界水平，也落后于印度、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开发潜力巨大。
既然开发水电成了国家战略，那么全国所有被选择为库区的住民就只有搬迁一途了，汉源移民的困境，曾被记者以「四川汉源之惑：大型水电站带来的返贫危机」为题加以报导（《中国经营报》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但这种舆论呼吁丝毫不能唤起政府的良知与政治责任感。因为按照中共那种「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的逻辑，底层民众的生存权远比巨大的国家利益微渺而不足道。为了国家的能源战略，即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三江并流」世界文化遗产长江上游虎跳峡也被规划为兴建水坝区域。虎跳峡最深处达三千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该处风景秀丽，文物丰富，是中国最受欢迎的旅游地之一。如此宝地尚且未能免建水坝之厄运，不用说汉源这类并非世界文化遗产地区了。
被权贵精英榨乾和抛弃的中国专[和]制的中国政府已经只能用发展经济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已经很不明智地走上了一条高能源、高消耗的经济高速增长之路，牺牲了农村与大部份中小城市，才打造出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几个现代化橱窗。根据官方资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达到百分之八以上，正好与增长速度相抵销。但用这种耗尽了世界不少资源的方式，尚且未能解决本国人民的高失业问题，其造成的污染不仅遗祸子孙，而且祸延邻邦，日本、南韩早已成为中国沙尘暴的受害者，香港的空气也受到大陆严重污染的空气影响，几个与中国共用水源的邻国，如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也相继成为中国水资源问题的受害者，一直抱怨不已。
可以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危机并发期：所谓「经济改革」在制造少数富人的同时，以更快的速度制造了数十倍于富人的穷人，而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是中国惨遭掠夺性使用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的环境与大量穷人构成了一个没有进入国际资本视野的中国，最近频繁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暴动再一次揭示了一个被中国那几个现代化橱窗的繁华气象所掩盖的真实中国，这是一个在权贵私有化过程中被榨乾并被抛弃的中国，而这个中国才是大多数中国人生活于其中的真实中国。这个中国已经地火奔突四起，总有一天要将中华文明烧成灰烬。
而中国文明的延续对中国高层来说是个并不重要的问题，因为就在近几天，中国央行公布新规定，放松外汇管制，其核心内容就是规定移民财产转移境外不作上限。这等于将中国的资本外逃合法化，从此贪官污吏们可以更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家而无需为这个被他们折腾得千疮百孔的中国负责。
#日志日期：2009-1-1 星期四(Thursday)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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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万元悬赏污染照片、十五万元征集环保写作书稿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1:11
唉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1:29
这个博客的出发点很好，但存在过分愤青的嫌疑，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文用词带有明显的感情倾向，严格来讲，并不是一篇合格的新闻稿。
国内目前新闻管制是比较严重，通过网络发布一些我们不容易看到的国外新闻很有价值，但个人建议还是专注于一些正规稿件比较好，否则反而容易使自己的说服力下降。
我们应该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评判、转述，如果主办方自己都明显表现出感情倾向，那只能说，这个博客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公平的展台了。
评论人：fengzhiyunyyy 评论日期：2009-1-2 3:42
博客因该作为各种观点表达的平台，让所有的观点都能发出声音 如果连展示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什么客观公正而言 真正是判断权在于读者自己 如果读者就这么轻易就被这种观点所左右 那样也太低级了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9:05
对!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9:17
这个博客还能够存在，说明新闻管制还没有到了不客容忍的程度。
中国有其特殊性，中国人也不同于外国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管制，中国就彻底大乱了！恐怕要比苏联当年还要乱上10倍100倍！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9:17
这个博客还能够存在，说明新闻管制还没有到了不客容忍的程度。
中国有其特殊性，中国人也不同于外国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管制，中国就彻底大乱了！恐怕要比苏联当年还要乱上10倍100倍！
评论人：名可名的名城 评论日期：2009-1-2 9:37
问二楼：这是新闻稿吗？何清涟是愤青吗？
作为一个学者，何清涟有足够的良知和优于海外其他声音的资讯来源。说到“客观公正”，何清涟应该有具备这些特点。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9:41
文章太长，没看完，飘过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9:51
这篇文章应该是本博客发的少有的特别有深度的文章。
何清涟是中国人，在中国呆过很长时间，后又出国，所以对中国的问题看得特别清楚透彻。
少有的好文！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9:57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1:29 这个博客的出发点很好，但存在过分愤青的嫌疑，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文用词带有明显的感情倾向，严格来讲，并不是一篇合格的新闻稿。
国内目前新闻 管制是比较严重，通过网络发布一些我们不容易看到的国外新闻很有价值，但个人建议还是专注于一些正规稿件比较好，否则反而容易使自己的说服力下降。
我们应该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评判、转述，如果主办方自己都明显表现出感情倾向，那只能说，这个博客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公平的展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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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质问二楼：
1. 这是一篇新闻稿件么？这个博客只能发表新闻稿件么？
2. 何清涟是一个学者，与愤青有很大的区别。请问愤青的定义是什么？
3. 该文用词有感情倾向么？哪一句不是事实呢？如果有，请明确指出！
4. 什么叫正规稿件？什么叫不正规？愚认为：说的对就好，不存在正规与否。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9:58
大概2000年看过何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写得真好,何女士不出国会有更大的成就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10:08
说何女士是愤青的应该是脑残吧,或是小屁孩,请你去看一下<<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再对比一下现在,何女士写文章肯定是有感情,有倾向的,那是对普罗大众的感情,挑战国内权贵的倾向,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9-1-2 10:32
我尊重你的言 [...]
“三鹿事件”真相大曝光
“三鹿事件”真相大曝光
本报记者 叶铁桥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1-01
2008年12月31日，三鹿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在法庭上受审。
丁立新摄（新华社发）
2008年的最后一天，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门口人头攒动。一大早，警察就在法院外拉起了警戒线，严格审查旁听者资格。
上午8时，庭审开始。从田文华的答问中，可以描述出她的成长轨迹：她出生于石家庄，1966年8月毕业于张家口农业专科学校，1968年开始从事奶业工作，并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逐渐发展成为集奶牛饲养、乳品加工、科研开发为一体的三鹿集团。
而其余3名被告，也是在三鹿集团工作了多年的老员工，他们见证了三鹿的成长与辉煌，但三鹿也毁在了他们手中。
随着庭审的持续进行，“三鹿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为保密，他们将三聚氰胺称为“A物质”
据公诉机关指控：2007年12月以来，被告单位三鹿集团陆续收到消费者投诉，反映有部分婴幼儿食用该集团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后尿液中出现红色沉淀物等症状。
被告王玉良供认，2008年3月，接到问题奶粉的投诉后，他向奶事业部汇报，让其查一下原因，他这边也查了一下，他给田文华汇报过，田文华当时说让技术部监测、检测，看是不是孩子上火了等其他原因造成的。当时的确没有引起我们重视，一直到4月底，消费者投诉奶粉质量问题增多，当时可以认定是奶粉质量出了问题，田文华决定当即成立质量小组，他负责技术小组、攻关小组的领导、协调。
田文华在庭审中供认，她是在今年5月中旬才获知三鹿奶粉出现问题的，这也是下面的人报告给她的。
田文华说，当她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组织成立了由副总经理王玉良负责的技术攻关小组。通过技术小组的排查，确认该集团所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中的“非乳蛋白态氮”含量是国内外同类产品的1．5至6倍。
但由于当时对三聚氰胺这一物质不太熟悉，所以不敢肯定里面含有什么东西。王玉良说，由于去年我国曾发生过出口宠物食品致动物死亡的事件，有证据显示宠物食品中含有三聚氰胺，她当时也怀疑是三聚氰胺。
田文华说，三鹿集团将系列样品送往多家检测机构检测，但都没检测出问题，都声称产品正常。
7月24日，三鹿将16批次婴幼儿系列奶粉送往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测，当时考虑到产品的声誉问题，三鹿并没有向该中心说明是自己的成品，而仅表示是原料或其他东西。在送审过程中，三鹿集团还想方设法予以保密。
当时，全国有许多婴幼儿因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出现泌尿系统结石等严重疾患，部分婴幼儿住院手术治疗，甘肃等地还出现多例婴幼儿死亡事件。
公诉方当庭出具的证据显示，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有关人员对三鹿送检的产品颇为吃惊，表示这种产品即使牲畜食用都会导致严重后果。
田文华说，8月1日下午5时许，她得到检测报告：送检的16个批次奶粉样品中，15批次检出了三聚氰胺。于是，她紧急召开了集团经营班子扩大会进行商议，会议由当日下午6时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4时。
然而，正是由于这次会议错判了形势，并通过了一系列错误决议，让三鹿集团走上了绝路。
田文华说，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在三鹿集团的董事要求召回产品，但参加会议的许多高管认为，召回产品会造成声誉受损，于是决定以悄悄换回的方式取代召回。“当我们说了这一建议后，新西兰方代表没有反对，所以这个提议就通过了”。
杭志奇则在法庭上供述，在这次会议上，大家研讨形势认为，当时正处于奥运前夕，且消息泄露后将极大影响三鹿的声誉，所以决定对奶制品中含三聚氰胺一事在扩大会议的范围内严格予以保密，对外将三聚氰胺称为“A物质”。
王玉良供认：“我们在化验单上发现有“A物质”，“A物质”是什么，“A物质”实际上就是三聚氰胺，为什么这样写？我公司在检验时，发现奶粉中有三聚氰胺后，2008年8月1日，当晚召开了会议，会上，企业考虑到品牌的影响，田文华总经理要求已经知道的部门和人员不要再传播了，所以在以后的化验单上就出现了“A物质”或者不写名称只写含量的现象，这也很正常。谁规定的三聚氰胺写成“A物质”？集团公司没有具体规定，可能是分层的实验室或质检部门自己规定的……”
问题奶被调转入液态奶，知毒卖毒
作为公司中层管理人员的被告人吴聚生也声称，杭志奇在其后打电话把他叫进办公室，要他将因“非乳蛋白态氮”检测不合格而被加工三厂拒收的原奶转送他处时，杭志奇也仅仅告知他原奶中含的是“A物质”，并表示这个物质属于“非乳蛋白态氮”，对人体有害，但掺杂在液态奶中问题不大。
随后几天，三鹿集团的质检中心研制出了检测三聚氰胺的方法，但为了保密，三鹿集团还委托杭志奇的妻子代买相关设备，并在杭志奇妻子的公司由设备提供方培训三鹿集团员工。
然而，由于当时临近中秋节和国庆节，市场上对于奶制品的需求异常大，田文华说，即使开足马力生产，三鹿集团也无法用不含三聚氰胺的奶换回已销售出去的含三聚氰胺的奶。
在此情况下，8月13日，三鹿集团班子开会时，她拿出一份从新西兰恒天然公司获得的资料（原件是英文，但关键点已经被翻译成中文），这是欧盟关于食品中含三聚氰胺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一个人，按体重来衡量，每公斤每天耐受三聚氰胺的量是0．5毫克，如果将其换算成奶粉，那么，每公斤中含20毫克三聚氰胺不会有影响。
王玉良说，他在会议上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欧盟的标准是20毫克的话，为慎重起见，还应该在这个标准上打个5折，于是班子决定，对已经被封存的奶粉，三聚氰胺含量在10毫克以下的予以放行。但到了后来，由于市场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一标准又被放大到了15毫克。
会议还决定：调集三聚氰胺含量20mg／kg左右的产品换回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产品，并逐步将含三聚氰胺的产品通过调换撤出市场。
经检测和审计，2008年8月2日至9月12日，被告单位三鹿集团共生产含有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72个批次，总量904.2432吨；销售含有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69个批次，总量813.737吨，销售金额4756万多元。
“如果不收，我们就将从此丧失这部分奶源”
不能不说，三鹿集团出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恶性竞争。
田文华说，蒙牛、伊利等巨头涌进河北省市场以后，奶源市场就越来越紧张了，尤其是从2003年下半年以后，她感觉公司奶源形势日益严峻。
据了解，河北省是产值仅次于内蒙古的奶业大省，然而，由于奶源竞争激烈，恶性抢奶事件频发，导致奶价一直高企不下。
河北省食品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第一季度，因为原奶收购价争抢严重，导致今年一季度河北省液体乳及乳制品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9.02％，全行业64个企业中有23个出现亏损，亏损总额达4471万元。
而三鹿高管这次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提起公诉，公诉方所提供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在三鹿查出原奶有问题后，仍将原奶收购加工并销售到市场上。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三鹿加工三厂主要生产婴幼儿奶粉，毒奶粉事件出来后，加工三厂加大了对原奶的检测力度，并在随后的检测中检测出多批原奶含三聚氰胺，然而，虽然查出问题后，三鹿加工三厂主要产婴幼儿奶粉拒收了这些奶站提供的原奶，但是，随后，杭志奇却授意吴聚生将这些奶转至其他奶厂。
就这样，先是有因“非乳蛋白态氮”检测不合格而被加工三厂拒收的29吨多原奶被转往行唐配送中心和新乐闵镇配送中心，这两个配送中心又先后向保定三鹿、加工二厂和三鹿乐时奶制品公司配送原奶 180.89吨。
这些原奶与其他原奶混合后，进入了加工程序，分别生产出原味酸奶、益生菌酸奶、草莓酸酸乳等含有三聚氰胺的液态奶269吨多，且全部铺向市场并且销售完毕。
当被公诉方问及为什么明知这些原奶有问题，三鹿公司仍然要收奶时，杭志奇说，没有办法，竞争实在太厉害了，如果我们不收，我们就将从此丧失这部分奶源。
吴聚生也说，如果三鹿拒收，这些原奶仍然会流到别的地方去。
王玉良也说，虽然在8月4日他们就研制出了三聚氰胺的检测方法，但是该设备在各个分公司的配备并不均衡，主要生产婴幼儿奶粉的加工三厂最早配备，其余的地方，对奶源的控制并没有那样严格，同样是基于市场压力大：奶制品销路好，原奶的供应却时时感到紧迫。
吴聚生说，发现问题奶后，三鹿公司采取了“人盯奶厅”的办法，就是每个奶站派驻工作人员进驻，监督产奶、收奶的全过程，以保证质量，公司甚至还直接租赁了几个奶站，以控制奶源。当然，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打的是奥运的招牌，声称是为了奥运考虑要加强食品的监督。然而到了此时，事情已经无法弥补。
沉重的思考
田文华称，8月1日，在她获知三鹿送检的16个批次奶粉样品中有15批次检出三聚氰胺后，于8月2日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当地政府部门作了汇报。
8月29日，她再次以书面报告形式上报市政府。然而，市政府对此事却迟迟未能作出反映。
在今天的庭审中，三鹿集团的辩护人也多次提出，田文华及时向政府部门汇报信息，说明三鹿集团在此事的反应上是迅速的，当地政府部门难辞其咎。
据媒体报道，此前，石家庄市一位王姓秘书长说，之所以石家庄市政府向上级迟报信息，以致酿成事态扩大到全国，该市市政府对此事很不敏感，另外更多地考虑了对企业的信任和支持。当时只是向媒体做了一些简单说明。
据了解，三鹿是石家庄市数一数二的企业，其税收占到了该市财政收入的相当比例，所以当地政府部门在此事的处理出现了问题。
而事实上，企业和政府部门出现的问题也给当地造成了重大损害。12月31日晚，记者从庭审现场回住地途中，正好赶上出租车司机邵松超带着妻儿回家。途中，他告诉记者，他6岁的儿子从1岁半就开始喝三鹿液态奶，“我儿子不爱喝水，就爱喝奶，他每天能喝1公斤奶，而且，他从1岁半就开始这样喝，结果在三鹿出事后，去医院检查，查出了肾积水。”
邵松超说，这还是最近几次的检查结果，医院要求他们过10多天以后再去检查。
“这些人太邪恶了，连小孩子吃的东西都敢掺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也不知道他们的心是怎么长的。”邵松超的妻子气愤地说。
本报石家庄12月31日电
社会学家李培林：中国到了新的历史关口
社会学家李培林：中国到了新的历史关口
实习生 李颖 本报记者 韩妹
中国青年报 2009-01-02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
2008年12月15日，中国社科院发布2009年《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教授作为主报告者，解读中国社会形势并预测2009年社会热点。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此后中国经济开始较快增长。李培林教授也是在这一年开始参与第一本《社会蓝皮书》的编写工作，迄今已是第17本。李培林教授如何感受17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过去的2008年，他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2008年12月26日，李培林教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中国青年报：您从1992年就开始参与《社会蓝皮书》的编写工作，您对中国这17年来社会形势变化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李培林：这些年来，每一年都会出现新的变化。但总的来说没有一年有特别大的波动。而2008年是比较突出的，大事多，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出现的波动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有两个数据我一直关注。一个是就业，17年中就业出现了几次波动。1992年经济出现了一个增长高峰，所以1992年到1997年之间，相对来说就业还没出现非常严峻的局面。1997年到2003年因为国有企业改革减员增效，职工下岗现象比较突出，那个时期就业就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2003年以后由于经济增长，就业市场相对稳定了。但是今年形势突变，又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另一个是农民收入。农民收入也经过了一个波动。农民收入在1997年到2003年增长缓慢，平均年增长不超过4％。原因很多，比如说粮食价格和工业产品的价格相比，比较收益不断下降。另外中国人多地少，每个家庭生产规模很小，全国平均0．5公顷土地，而其他国家平均几十公顷、上百公顷，显然我们没有竞争优势。这种小农经济的操作，很难使一个农民达到中等生活的水平。2003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率逐年加快，到2007年达到近11年来的高峰，但今年跟去年相比估计又有所下降。
中国青年报：您为什么一直关注这两个数据的变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李培林：关注就业，是因为就业虽然涉及到的是劳动力人口这部分人，但是它对社会生活影响比较大。就业和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增长快，对就业的拉动力量也就比较大。但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也在降低，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能带动的就业人数在持续减少。我国劳动力人口多，就业压力大，不能一味地强调用技术替代劳动，要多发展效益好、污染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多，但至今我国的增长方式还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来推动。
关于农民收入，十几年前我们就在强调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但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的确非常困难。这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坎。现代化有各种指标，但农民普遍富裕起来，是一个标志性的指标。我们已经实行了取消农业税、粮食直接补贴、种子补贴、农机具补贴等一系列措施，但恐怕还是要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兼业机会，使更多的农民能够从土地以外的工作获得收入，这么多农民在这么点土地上讨生活，是难以普遍富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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