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 -
Comments Off - Posted on 12月, 1 at 8:12 pm
中国出租罢运报道测政府政策动向
在过去一个月中，中国各地发生多起出租车司机群体罢运事件。官方媒体在对相关事件报道的前后差异，表现出政府在控制或放松信息传播问题上的犹豫态度。有中国传媒学者和媒体业界人士认为，政府在对待群体事件的报道方面比从前确有进步，不论其初衷如何，但是在各方合力推动下，中国的媒体环境在缓慢地改善。
广东省潮州市数百辆出租车11月27号罢运，司机以此抗议政府无视他们提出的打击黑车的要求。
此前中国各地已经发生多起出租汽车群体罢运抗议活动。据美联社报道所做的粗略估计，在过去4个星期时间里，中国各地相继发生了8起出租车群体抗议事件。而这一连串的同业罢工事件，一方面也是在试探中国政府对待负面新闻报道方面会不会有新的政策动向。
中国传媒业界和学者普遍看到的一个现象是，政府在逐渐改变以往对报道负面社会新闻和突发事件的压制性态度。政府已经意识到，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技术的进步，它已经不可能象从前那样以瞒捂的方式控制这些事件的传播。官方媒体在一些社会事件和灾害发生后多次予以及时报道。但是，从媒体对各个事件报道量的多寡、以及放开报道的异同，也看得出政府对该给媒体松绑到什么程度还表现得犹豫不决。
从官方媒体对过去一个月中各地发生的出租车群体罢运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官方媒体在对重庆事件和最近发生在潮州的罢运事件上，在报道篇幅方面有明显落差。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发生后，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对重庆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如何积极介入、解决争端不吝笔墨地予以报道。
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项目(China Media Project)研究员班志远(David Bandurski)对美联社说，这反映出中国政府在社会事件层出不穷，并且意识到难以控制其传播的时候，开始采取一种新的传媒政策，也就是以官方媒体率先报道的方式，为舆论定下基调。
官方媒体在随后类似事件的报道中趋于低调，似乎反映出政府在这方面的犹豫态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教授展江对美国之音说，从官方高层领导的一些讲话可以看出，他们在对待此类事件报道方面确实有人主动，另一些人则被动，但不论其初衷如何，只要起到信息公开的效果就是进步。
展江说：“有的官员主张，就是现在政府信息公开，而且最近大半年来，还是推进比较快的。政府信息的公开比以前要好得多了。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些官员也说，我们要主动，我们主动以后，就是掌握了舆论的主导权。我们的看法就是，只要公开信息，不管是由中国媒体公开信息或是什么媒体，当然最好是由中国媒体首先公开，那都是好事情。”
展江说，中国官方在这方面怎样决策无法得知，但是从胡锦涛6月在人民日报视察时的讲话来看，官方在这方面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展江说，胡锦涛当时表示，要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存在不同利益，加上新的媒体形式改变了传统的官方报纸掌握的媒体格局，他提出要按照新闻规律办事。
展江教授说，虽然具体到地方或者下级官员，他们可能在信息披露方面有顾虑，但总体上情况越来越好。他说：“我想总得来说，最近的进步还是相当明显的。而且你也应当看到，官员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讨论和争论，也是很正常的。它也不是铁板一块。但是现在主张公开的官员我相信是越来越多了。”
南方报业集团的资深编辑鄢烈山承认政府在对待媒体报道方面态度有所改变，但他认为改变的程度有限。他将这种变化称作是“官方对现代传媒方式体认的结果”，但这种进步并不一定表示官方主观意识在转变：“社会进步是一种合力。它不是一个人的主观意志。他的主观意志是最好不要发生这种事。但这不是它想要的结果。他不是想要掌控一切就可以掌控一切，他不是上帝。所以这个社会最终怎样发展，还是要靠双方的博弈。”（作者 萧洵）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12-01 www.stnn.cc
新闻传播 -
Comments Off - Posted on 11月, 23 at 1:07 am
“宣传”文化（下）
沙叶新
五、中国媒体的宣传功能
在毛式宣传体制的控制下，在毛式宣传理论的禁锢下，中国媒体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编造谎言和封锁消息。只要是为了“政治任务”，为了“革命需要”，为了“党的利益”，什么谎言都敢说，什么消息都敢封锁。
（1）编造谎言
历史上的事情且不去说，太多，诸如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不是真的为了北上抗日？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底是谁“下山摘桃子”，等等。建国后也是谎言多多。最为人熟知的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刊载的湖北麻城早稻亩产3万6千9百多斤的神话，为了证明这种“真实”，《人民日报》在同年8月15日还刊出一幅新闻照片，画面是4个小孩站在茂密的稻穗上欢呼。图片说明是：“一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似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结果成了“党有多大胆，报有多大谎。”此事已经成为报业史上经常被列举的新闻谎言之最。再如“文革”，明明是浩劫，当时死也不承认，还拼命说瞎话；都已经民不聊生，面临崩溃，还说莺歌燕舞，流水潺潺；甚至还编了一首曲子，歌词仅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曲调像争吵，旋律像嚎叫，“就是好，就是好！”翻来覆去，不厌其烦。整个文革十年，全都是这种谎言大合唱！
即便平常岁月，媒体为了宣传，也固守“正面报道为主”，像是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所以报道中：“多报好事，不报坏事，无所事事，保证没事。”通讯里：“成绩讲够，经验讲透，好事尽凑，高帽尽扣。” 以致新闻八股，充斥媒体：“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抗洪没有不英勇的，抢救没有不及时的。美国人民没有不友好的，前总统没有不是老朋友的……”这些八股有多少真实性？骗鬼呀！
2002年12月20日，新华社报道说：“2002年全国电视观众的抽查结果，天气预报为收视率的排行榜首位。”因此有人说，因为中国媒体只有天气预报是真的，所以收视率最高。其实天气预报也有假。重庆的夏季是著名的火炉，气温经常高达42度以上，但长期以来，电台、电视台、报纸发布的当日气温总不会超过37度。因为政府曾有规定，超过37度工厂就必须停工，学校必须停课。为了不停工、不停课，重庆媒体在盛夏发布的最高气温永远也不超过37度。前有谎报高产，后有谎报低温，这样的报纸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后来重庆不得不如实预报气温，为此199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还特地发了一篇短评《欣闻报出42度》：“今夏许多重庆人欣慰：‘现在天气预报上讲了真话，天气热得明白，我们心里有底，生活工作都好安排了。’”“欣闻”这样的“新闻”，真的能“欣”得起来吗？连天气预报都敢说谎，还有什么不敢说谎的！
中国媒体的谎言成灾使得一些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深为内疚和反感，1989年北京风波期间，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游行队伍中，终于愤怒地打出了“不要逼我们说谎”的大横幅，令全国为之震惊！这条横幅，一是表明中国最最重要的媒体在说谎，而说谎者今天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一句最最诚实的话：“我们说谎！”二是表明说谎者是逼不得已，逼他们说谎的不是个别领导，而是整个集权体制。
1971年9·13林彪坠机身亡之后，在他居处查出林彪手写的一句话：“不说谎办不成大事。”当时像发现什么重大机密一样地揭出示众，当作林彪个人的处世格言加以批判，其实这是林彪对整个执政党从政经验的总结，和取得政权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样，“不说谎办不成大事”是第四大法宝！
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府，如果事事说谎，反倒没什么欺骗性。大事、重要的事往往说谎，小事、次要的事则可披露一些真情，甚至是不好的事情，也可适当披露。以前批评《大公报》，说它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其实…的报纸对自己才真正是小骂大帮忙。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媒体是“部分的真实”，但这比全部谎言更具欺骗性。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说：“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中国的新闻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整个媒体在说谎，人们在面对媒体时也以谎言相对。媒体制造谎言，也同时制造说谎者。在电视台的街头采访中，只要记者问的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正在大力宣传的问题，几乎所有的被访者在回答时都是标准答案，都好像是刚从党校毕业出来的，不但观点一致，就连所用词语也都相同。当然也有说真话的，但这绝对不会让你播出，所以要么不接受采访，要么也跟着说谎。
能把这么一个大国里的这么多人的头脑和嘴巴管理得如此规规矩矩、整齐划一，除了强制性的舆论导向、老百姓的从众心理等原因之外，最主要还是因为恐惧，只有无所不在的恐惧才有这样的威慑力。中新网2003年1月10日有一消息，说武汉市召开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市委书记陈某某事先对江夏区的人大代表提出要求，要大家在开会时都说真话。为保证大家能说真话，他甚至建议电视台记者不要录像，他说：“一录像大家就不敢说真话了。”为什么不敢？也是因为恐惧，只得说假话。连人大代表都如此，何况平头百姓？所以“天下相率为伪”。
正因为“天下相率为伪”，每一个说谎者都会毫不脸红，毫不愧疚，所以当中国卫生部长在为萨斯疫情说谎时，能如此地理直气壮，面不改色，也就不足为奇。尤其他在说谎之前还特别郑重地重复这样一句话：“我可以很负责地说。”毛泽东在批判胡风的时候曾说：“他们不但要欺骗别人，他们也还需要欺骗他们自己。”这句话转赠给中国的卫生部长，非常适合。卫生部长如此坚定，确实也被自己的谎言欺骗。
希特勒说，谎言重复千次便成了“真理”。其实何用千次，谎言仅需一次的坚定，像中国卫生部长那样的坚定，也会成为“真理”。坚定的说谎者不但会被自己的谎言欺骗，还会使谎言变为更坚定的谎言，变为更坚定的欺骗。
还因为谎言说的都是“官话”，这种“权力话语”体现了官方的主流意志，足以炫耀自己语言上的政治时髦，久而久之，说谎也就会从一种大众的社会风尚逐渐变成一种集体的行为准则。一旦“谎言成为准则”，就如索尔仁尼琴所说：“谎言自身也被欺骗了。”当所有的人都不以说谎为耻，不为之脸红，以至于说谎成为本性，欺骗成为准则，那么一个毫无诚信的谎言社会也就此形成。这就太可怕了，到了这种地步，不论再怎么悠久、再怎么辉煌的民族也要毁灭。这是真正的民族悲剧，它比萨斯可怕多了；萨斯伤害的是肺叶，谎言毒害的是心魂！
（2）封锁消息
毛泽东有很多冠冕堂皇的话，其中不少都被林彪编为《毛主席语录》，使得当时的几亿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倒背如流，如：“…是不怕批评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指出。”“我们是实事求是的。”等等，最煽情的还有一段话：“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以上均见《毛主席语录》）这是公开说的，背地里呢？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了一段以前从没公开发表的话：“一个高级社(现在是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肯定灭亡，应当灭亡。”（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补本)》第136页）
毛泽东公开说的和背地说的，哪个是真？这不言而喻。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只是委婉地对失败了的“三面红旗”提出批评，就被戴上反党集团的大帽子。1957年党在整风时的笑脸搞“阳谋”和反右时的翻脸不认人，更是公开和背地两套不同话语最无情的体现。
制造谎言和拒绝批评的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结果之一，便是对能够招惹批评的信息进行封锁。封锁的信息主要是两类。
1、 第一类是重大事故和重大灾难信息
2、比如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全国饿死的以及其他非正常而死的究竟多少人，长期以来是个谜，也是一个密——国家重大机密。据上海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刊载的调查报告，至少有4,040万中国人当时被饿死，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死亡的人数，是上一世纪人类最悲惨的事件之一！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悲惨事件，官方还没有正式地和如实地公布过，有关它的详情以及相关数字至今还封锁在黑箱之中。
再如1970年1月５日，云南发生里氏7·7级特大地震。震中在通海，灾区遍及峨山、建水等７个县，死亡1万5千余人，受伤２万６千多人，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仅通海一县经济损失即达人民币217亿元。震灾发生后，并未对外公布，更未寻求外界和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而政府本身财力有限，救灾物资发放很少，只得紧急调集几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几十万个毛主席像章分送灾民，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鼓励自力更生，进行精神抗灾，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死了这么多人的大天灾，居然对外保密，隐瞒了３０年，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大隐瞒。
近两年由于各地急于脱贫致富，拼命发展经济，往往忽视环境保护、生产安全、公共卫生以及公民道德，造成各地事故和灾害不断，尤其矿难更是触目惊心。事故和灾害发生之后，政府所采取的最重要的紧急措施，就是立即封锁消息。2001年7·17广西南丹的特大矿难，
新闻传播 -
Comments Off - Posted on 11月, 23 at 12:58 am
“宣传”文化
沙叶新
说明：这是我一组文章的第三篇，前两篇为《“表态”文化》和《“检讨”文化》，分别发表在香港的《明报》月刊和广州的《随笔》杂志。这一篇《“宣传”文化》酝酿准备近两年，今年4月20日“非典”猖獗时动笔，写了两个月才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宣传”是属于政治文化范畴，但它和文化还是两回事。文化需要创造和积淀，宣传则需鼓动和变化。文化是滋养人，宣传是征服人。文化需要真才实学，宣传往往花言巧语。我之所以把这篇文章取名为《“宣传”文化》，是因为 “宣传” 毕竟还是一种亚文化。还因为如今“文化”吃香，我附丽于文化，也想走俏。所以前两篇也以“文化”名之。以后还想写《“崇拜”文化》、《“告密”文化》和《“批斗”文化》，也以“文化”为招牌。
一、“宣传”的名声不太好
有些词语，如“人权”、“民主”、“人道主义”、“市场经济”等等，一向被当代中国所拒绝，视为洪水猛兽，提也不提。但现在进步了，也与国际接轨了，比如这次对美伊之战的报道，中国国家电视台的人道主义安魂曲比任何国家都哀戚动听，使人为之惊喜，也可能为之惊疑：中国也人道起来了！
另些词语，如“共产”一词，是在西方视为洪水猛兽的，而在中国则一向被奉为政治宠物。尽管现在连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私产合法了，共产反倒非法了，可中国的执政党仍旧叫…，好像这并不妨碍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
再如“宣传”一词，在西方多含贬义，而在中国也依然堂而皇之地正面使用。虽然盯得紧、管得宽、跟得牢的那个头头已经走人了，可宣传部还是理直气壮、毫不动摇地叫宣传部。
“宣传”在中国原本是中性词，最早出现于1900多年前的《三国志》，无非是“宣告传达”之意，并无褒贬，而西方对“宣传”一词却很厌恶。
一是“宣传”的名声最早坏在17世纪意大利天主教的“信仰宣传委员会”，该会利用宣传，攻击伽利略的“日心说”，致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遭到拘禁，郁郁而终。300年后的1992年梵蒂冈教皇才平反了这一冤案。
二是“宣传”的名声坏在20世纪的希特勒和戈培尔。希特勒有句惊人的名言：“利用报纸宣传，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1936年纳粹党在纽伦堡开大会，会场就悬挂着宣传“宣传”的大幅标语：“宣传帮助我们夺取政权，宣传帮助我们巩固政权，宣传还将帮助我们统治世界！”戈培尔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他竭尽全力宣传纳粹精神，宣传种族主义，他的笔杆子和希特勒的枪杆子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让千万颗人头落地。正是：“宣传”并非空议论，笔杆杀人胜枪杆。
三是“宣传”名声坏在前苏联。1919年苏共党中央就有决议：“党的一切事业可以集中的（包括出版工作、宣传等等）就应该为了事业的利益而加以集中。”并规定：党任命党和苏维埃报刊的编辑；党委给编辑部下达政策指令，并监督实行；党中央领导地方报刊。1920年8月，苏共中央又正式成立“宣传鼓动部”，对思想、言论、新闻、出版，全面实行监控。虽然此前曾经有过许诺：“只要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引自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第14页）但这从未兑现，而且控制越来越严密，权力越来越集中，终于形成了苏共模式宣传体制，其影响遍及社会主义阵营，“宣传”成为“强行灌输”、“盲目鼓吹”、“夸大事实”、“制造假象”、“钳制异见”、“操纵舆论”的代名词，使得“宣传”的名声更加狼藉。
由于“宣传”的出身和表现不好，西方国家一直对它敬而远之，怀有警惕。所以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大都不设宣传部，至少是不用“宣传”这个名字了，就像现在的俄国孩子很少取名斯大林，德国的孩子很少取名希特勒一样。
美国没有宣传部，只有新闻文化总署。英国也没有宣传部，只有文化委员会。以前的纳粹德国有宣传部，现在的统一德国也没有宣传部了。中国国民党过去有宣传部，当今的台湾国民党只有文化传播委员会，下设文宣企画和媒体传播两个部。但自从蒋经国开放党禁和报禁之后，文宣企画和媒体传播两部的体制和理念早已经和以往的宣传部大不一样，也不可能一样了。
中国大陆是有宣传部的，其体制和理念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虽然老大哥活到73岁就已呜乎哀哉，昔日的宣传部也已人去楼空，改换门庭，但中国立场坚定，到了黄河心也不死，仍然是为数不多的坚持设有宣传部的国家。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宣传部。美国没有宣传部，并不等于他们就不宣传。中国大陆有宣传部，也并不一定非要废除。关键在于宣传理念、宣传体制如何，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
二、毛泽东是宣传大师
毛泽东1918年他在北京大学参加过新闻学研究会，并听过名记者邵飘萍（后为秘密的…员）的演讲和新闻学教授徐宝璜的讲课，还获得过这一项学历的半年听课证书。1919年他在湖南先后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湖南》，宣传民众大联合，宣传世界新思潮，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驱逐张敬尧，是当年湖南宣传革命的一员猛将。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之后，还对他的朋友熊瑾玎表示他最愿意做的社会工作，一是教书，二是新闻记者，可见他对新闻宣传的浓厚兴趣。由于他有以上的经历和志趣，更由于他具有出色的宣传才干，使他终于有机会在1925年底的国共合作期间以…员身份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并主编宣传部的刊物《政治周报》。他工作卓有成效，对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秘书长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党务报告中，表示“欣喜而乐观”，认为“本党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现在可以说比较的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这是对毛泽东所领导中央宣传部和他这个代理部长的嘉许。毛泽东视事仅数月，便已成为国民党不可替代的宣传圣手。
国共分裂后，毛泽东在中国工农红军时代也主持过宣传工作，他是红四军的党代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的重要《决议》便由毛泽东起草。在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可惜只选录了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而专门讲述红军宣传工作的第四部分没被选录，少为人知。但这一部分对了解毛泽东红军时期的宣传思想非常重要；还因为毛泽东在敌我两个阵营都任宣传要职，可以以此来比较他指导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和指导…的宣传工作有何不同，以此来探寻他在为红军制定的针对白军的宣传策略是不是更加知己知彼，更能击中要害。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确立了他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一直到他去世，主政41年，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日理万机，统领全局，但他仍然紧握宣传大权，始终未曾松手。在…执政的各国领袖中，像毛泽东这样有过新闻学历，办过报纸刊物，当过宣传部长，在敌对两党都有过丰富宣传经验，而且在主政之后还一直亲自掌控宣传大权达四十余年之久的人，也许他是唯一的一位。他对中国宣传体制的建立、中国宣传理念的形成有过很多创造发明。他在军事上打败过国民党的几百万大军，他在宣传上也影响过国内外千百万人，他是一个位高超的宣传大师！
几年前我访问台湾，和一位国民党老兵聊天，他说：“国民党败给…的原因，主要不是兵力，不是武器，我们是败在了…的宣传。…太会做宣传了。”他还说：“要是蒋介石也像毛泽东这样会宣传，或者毛泽东一直做我们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说不定今天逃到台湾来的就不是我们国民党了。”我听了愕然。可有一年我在美国看台湾出版的一部国民党党史，作者居然不提毛泽东曾任宣传部代理部长这一史实。作者的勇气还不及一个老兵，如此回避，实在小气。其原因当然是毛泽东在宣传部任内实在善于宣传，所以作者拒不宣传他这位宣传部长的政绩。早几年中国大陆出版的抗日战争史，也故意抹煞国民党军队在主战场的战绩。两岸一样，同根所生：为了政治，篡改历史；为了宣传，不顾事实。
三、毛式的宣传体制
（1）高度集中的大权独揽
中国的宣传体制高度集中，毛泽东亲自掌控宣传大权。毛泽东深知宣传是重大权利，谁掌握宣传大权，谁就能制造舆论，于是，谁就为是非标准，谁就是真理化身，谁就代表正确路线，谁就树立政治权威；于是，对外可以推翻一个政权，对内可以操控亿万群众，对自己可以成就领袖霸业。
宣传机器的最高领导机关为党中央的宣传部，部长通常由政治局的常委或委员担任。中宣部负责制定宣传政策和把握舆论导向等日常工作，但宣传的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仍要听命于主席毛泽东。虽然党内也主张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可实际上党内一直缺乏民主；政治局开会固然也不乏协商和讨论，但出现分歧时，毛泽东还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最后否决权，谁都得服从于他。
事实上，在毛泽东为核心的政治局，很少有什么争论，更不要说激烈争论。如果真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众政治局成员或像林彪一样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或如周恩来一样委曲求全，折中调和；也可能同陈云一样称病在家，韬光养晦；但更多的可能则是大家都非常自觉也非常习惯地收回己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至少是口头一致，这就更加强化了毛泽东的霸气，更加纵容了他的独断独行。在宣传方面更是如此。至今还找不到有力证据来表明政治局内有谁在宣传方面敢于撄鳞，这是因为除了毛泽东政治上的威权之外，谁也没有他在宣传方面的才干和经验。
毛泽东的对宣传的领导绝对是内行的领导，是权威的领导。他除了大权独揽，总负其责外，还亲自审读、修改党报上的重要文章，也不时为各宣传机构或政府部门撰写各类宣传文稿，比如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所写的广播稿）、《别了，司徒雷登》（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为《人民日报》所写的序言与按语），《再批判》（为《文艺报》所写的编者按），《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起草的文告），等等都是毛泽东的大手笔，力透纸背，令人丧胆；即以文笔而论，也是上等文章。在中国…内，无一人可以写出这类文字，他人既无毛泽东的才气，更无毛泽东的霸气。
毛泽东1957年曾说过：“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辞去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1957年春天，毛泽东给《人民日报》写《<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和《事情正在起变化》等反右文章，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组自己的稿、自己改自己的稿、自己审自己的稿、自己发自己的稿，所以他说：“四、五、六月，实际上是我在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见吴冷西《忆毛主席》）。应该说毛泽东是中国整个宣传战线的“总编辑”。
毛泽东掌控宣传大权时，倘若感到宣传部门的领导不合自己心意，如对《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便批评他是“书生办报”；如果“书生”进而有所失误，便骂他是“死人办报”；如果毛泽东认为宣传部长其心有异，如对中宣部长陆定一，他便诬之为“阎王”，号召“小鬼”打倒“阎王”；如果毛泽东察觉宣传大权确实失控，如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和市委领导的《北京日报》，他便引而不发，另在别地选择宣传阵地，以待时机歼灭之。比如，毛泽东要批判北京副市长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他就避开北京，在上海找姚文元写此大批判稿，这便是那篇为“文革”热身的革命檄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文写好后，发表在上海的《文汇报》，北京拒不转载。毛泽东又下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小册子，发行全国，这才打破北京的封锁。这是毛泽东当年领导的一场非常出色的宣传游击战，并终究以此为序幕发动了震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从“走资派”手里将旁落的大权，包括宣传大权又夺回到自己手中。
由于毛泽东是一个大权独揽的强势领导，超常地重视宣传，容不得半点差错，加上政策多变，难以掌握，故而宣传官员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官场上有官谚：“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统战部，年年有吃住；跟着外交部，年年国外住；跟着宣传部，年年犯错误。”按理说，宣传工作者应该思想活跃，极富热情，能说会道，善于鼓动，而中国的宣传官员大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怕，一本正经，不苟言笑。这好像已经成为中国宣传干部的标准像，即便在毛泽东之后也如此，其中最最标准的莫过于邓力群和…两位领导同志了。故而有人戏说，他们二位的尊容，便是中国的宣传面孔。
（2）严密庞大的宣传网络
在毛泽东掌控下，宣传体制的构架是金字塔形的。尖顶是他本人和他直接领导的中央宣传部，然后省、市、地、县，机关、学校、军队、农村，从中央到地方一层一层地都有相应级别的宣传部门和宣传干部，以及相应级别的党报、党刊、电视台、广播电台，一直到边远农村山区的有线广播站。即便不是宣传部门和媒体单位，中国…的各级党委，党总支、党支部都有宣传委员，这更使得宣传无孔不入，无远弗届，形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宣传网络。
为了使得宣传尽量扩大影响，深入人心，除了利用现代媒体进行宣传之外，也不放过红军时代使用过的传统宣传手段，如在墙头刷写标语，在大街悬挂口号。不论学校机关，不论村社田头，不论现代都市，不论穷乡僻壤，标语口号，铺天盖地，触目皆是。如果乘坐火车，沿途都能看到在铁路两旁很多房屋的墙面上，有许许多多历年以来书写的标语口号的遗迹，从“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农业学大寨”，一直到“批林批孔”、“改革开放”、“欢庆…”，口号与时俱进，标语代代相传，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有些标语口号是宣传部门统一布置下达，有的是基层组织独自创造发明。因为标语口号实在泛滥成灾，难免错误百出。有的提法有误，有的用词不当，比如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一个生，两个扎，三个刮刮刮！”看了惊心动魄！再如普及女童教育的口号：“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也让人吓一跳。
还有的标语口号不伦不类，使人产生联想和误会，令人发噱。
比如广东粤北山区某处山林的标语：“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我们成了野生动物？上海浦东大道两侧飘扬的旗帜上写着：“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我又变成了分类垃圾！山东省济宁至汶上县公路旁的某乡镇巨型横幅：“集体上访违法、越级上访可耻！”这种提法显然违反民主。贵州铜仁去梵净山路上的一个屠宰场的口号：“以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怎么指导？这是以示紧跟还是故意搞笑？
另有一些标语口号因书写错误，或分行不当，也让人捧腹。
比如苏北某农村信用社门前的标语：“信用社是老伯性生活的贴心人。”江南某县大街的标语，上面一行是“群众有困”，下面一行是“难找警察”，都让人忍俊不住。
中国是标语口号的大国。如果说中国的宣传是一个硕大无朋的网络，那这些星罗棋布的标语口号则是这个巨大网络的成千上万个网眼的填充，使得宣传网络成为覆盖一切、无有缺漏的巨大天幕，任何地方都逃脱不了宣传的笼罩，所有人群都无法避免宣传的控制。
中国的标语口号是中国宣传的不可或缺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中国是标语口号的国家。中国标语口号的广泛性和它的荒诞性，都给全世界来到中国的人目瞪口呆。
中国标语口号的强大和渗透，还使得所有的宣传媒介都受其影响，都变得标语化、口号化，变得越来越不讲事实，越来越不讲道理。连最需要以形象和情感来打动人的文学艺术，也变得标语化和口号化，也变成了粗鄙的宣传。所以中国大陆的文学艺术团体全都隶属于宣传部系统，作家和艺术家都被称为宣传系统的文艺工作者。
在文学艺术中，有几个品种是除了以前的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中国之外，世界各国都很少有的，那就是“宣传画”、“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它们至今也未完全在中国绝迹，尚有变种存在。这些政治标准第一的“主旋律”作品，其实只是涂上油彩的口号，谱上旋律的标语，穿上戏装的宣传品。把文学艺术纳入宣传网络中，使得笼罩在这个网络中的所有人，读的报纸是宣传，看的电视是宣传，听的广播也是宣传；所有在这网络中的宣传媒体，唱的是宣传，画的是宣传，表演的也是宣传。在中国大陆的人，耳目所及，无一不是宣传。
为了扩大宣传的影响，增强宣传的权威，毛泽东还把文化名人纳入宣传体制，让他们当义务的宣传员。红军时期，宣传员的成分不好，“俘虏兵也有，伙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所以红军官兵说宣传员是“卖假膏药的”。（见《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红军的宣传工作》）如今将文化名人纳入宣传体制，成分大大提高，就很难看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钱学森在大跃进期间以“科学”论证亩产百万斤的可能，郭沫若在文革初始以自己的所有著作都应该烧掉的表态来支持红卫兵运动，都起到推波助澜的恶劣宣传作用。
（3）层层把关的审查制度
党为了保证宣传体制的稳固，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县市，从宣传网络的中心到宣传网络的边缘，都极力强化党的监控。虽然中国一再对外宣称中国没有对媒体的审查制度，其实各级党委宣传部，各个媒体的党委，就是审查监督机构。国民党时期，只有一个在1934年成立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而在现在的中国大陆，从宣传部到所有媒体的党委都是一个个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在各个媒体内部还实行严格的三审制，有时三审还不足以控驭，每当涉及到重大题材、敏感内容的稿件文本，还需上报，由上级领导甚至中央一级部门审查定夺。这使得任何与宣传口径不相吻合的言论、文字、图像、画面都难以漏网。三审制使得宣传部和媒体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成为训练有素的检察官。
文革和文革以前，控制极严，不可能有出格的书，不可能有出格的报，即便地下刊物也极少。那时的宣传网络真的是重重铁幕。改革开放之后，集权制度逐渐松动，自由空间开始拓展，出格报刊越来越多，审查控制越来越难。为此，在…当中宣部长后，为了强化对传媒的控管，在中宣部内增设“新闻阅评协调小组”。1997年前后，..“十五大”和香港主权回归前夕，中宣部又责令各省市成立“审读小组”。“新闻阅评协调小组”和“审读小组”已经是正式的审查机构，只是“阅评”和“审读”的名称比“检查”和“审查”好听一些，且不挂牌，以便有人问起时，可以抵赖。宣传当局对当地出版物的审读，就由这些审读小组承担。
审读员大多为报业和出版界的离退休人员，宣传当局让这些老战士重返前线，守城把关，首先是因为他们政治上可以信赖。而这些老兵对自己能被返聘，并委以重任，也是不无感激。
今年年初，网上流传一份某审读小组向市委宣传部汇报的审读报告，内容是对一份画报的审读意见，认为该画报：1、重大政治题材报道处理不当；2、重大敏感问题报道主观随意性太强；3、违反新闻宣传管理有关纪律；4、炒作有负面影响的题材，宣传格调低下……
网上对此评论说：“由一帮（如，报告中居然还称画报报道发放安全套为“格调庸俗”）老审读员，来主宰现代媒体的生杀予夺大权，其后果令人堪忧。很难设想他们能代表先进生产力，能代表先进文化。而一份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杂志，被这帮人施以如此严酷而又荒唐的审读，恐怕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
尽管审读意见并无道理，但还是具有很强的杀伤力，该画报就因此而遭到整肃。近几年来，许多报刊、书籍、编辑部、出版社遭到同样命运，都和审读小组的报告有关。
其实审读人员也并非全都如网上对他们的评论：“头脑僵化、趣味陈腐、庸俗无聊”，即便有人如此，也可能是出于无奈。很多审读报告都不愿意具名，可见审读人员的那种迫不得已的心态。当然审读小组中也有开明的专业人员，他们并不打算为宣传殉葬，所以常常网开一面。但是“审读小组”和文革期间的“写作组”一样，名声实在不好，他们迟早会明白，在这个时代还当“思想警察”，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都不是值得炫耀的历史。
（4）层出不穷的高压政策
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民主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中国顺应时代，经济改革，社会转型，逐渐开放，但旧的体制和新的观念时时发生激烈冲突，表现在宣传方面就是言论往往突破禁区，新闻常常违反戒律，因而屡屡遭到打击。打击的方式有给予警告、勒令检讨、禁止发行、扣发奖金、停业整顿、撤换主编等等，最厉害的是一锅端，停刊解散！
中国的报纸几乎很少有没吃过黄牌、挨过批评的。新闻从业人员做检讨已是小菜一碟，家常便饭。比如《南方周末》就不知道做了多少次检讨。有些媒体的老记、老编，一边在写稿、发稿、一边在准备检讨。某市负责文教宣传的书记，经常看到媒体送来的检讨，批评说：“你们的检讨怎么都是老一套，我背的都背熟了。下次我不看了，但你们该做的检讨还是要做。”媒体所做检讨之多，已无新意，翻来覆去无非那些帽子，那些套语，徒具形式，已使检讨成为儿戏。有家报纸老总为此做了一首打油诗：“检讨常常做，总唱自我错，说我错就错，不错也是错，到底哪里错，实在没法说。下次说你错，检讨还得做。”
至于出版社，被点名批评、责令检讨、做出处罚包括罢免主编的不知其数，已知的有：改革出版社、电影出版社、海天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漓江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今日中国出版社、大象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群众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南方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海南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等等，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
遭到封禁的图书计有：《山坳里的中国》、《历史的潮流》、《中国左祸》、《乌托邦祭》、《雪白血红》、《顾准文集》、《历史的先声》、《官场秘经》、《现代化的陷阱》、《中国的道路》、《古拉格群岛》、《沉沦的圣殿》、《中国底层访谈录》、《遇罗克遗作与回忆》、《邓小平的三上三下》、《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军队》、《有这样一个母亲》、《上海宝贝》等等，实际上也是远远不止这些。
遭到停刊的报纸和刊物计有：《世界经济导报》、《海南纪实》、《书林》、《文汇月刊》、《新观察》、《东方记事》等等。近几年还有《岭南文化时报》（1998、12、30日停刊），《方法》（1999停刊）、《东方》（1999年停刊）。《兰州晚报》2000年11月有篇报道，因批评军内某些问题而被查处，虽然报纸没被停办，但正副总编辑、新闻主管分别被处分和撤职，两名责任编辑被开除。
在互联网方面，因言论“出格”而导致关闭网站、逮捕网主甚至网络作者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这些事件已经引起广大网民的抗议和国际社会的反感。比如网名叫“不锈钢老鼠”的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四年级女大学生刘荻，就曾有被有关部门“关心”过的“荣幸”。
世界上还有哪几个国家在近二十年内封闭了这么多的报刊，查禁了这么多的书籍？还有哪几个国家屏蔽网络信息、在监督网络言论？除中国外可能不多了吧？这和文字狱何异？这是犯罪！我深信，历史一定会给予清算，就像我们至今还在清算清王朝的文字狱一样。
有意思的是中国最著名左派刊物《中流》和《真理的追求》也遭封杀，这真是大水冲到龙王庙，自家不认识自家人。其实这两家刊物不过是左得厉害了一点，结果五十步把一百步给干掉了。
我的文章曾有幸被《中流》批判过。我的文章不到两千字，《中流》批判我的文章长达八千字，多我四倍。如今这本刊物关门大吉，可我并不幸灾乐祸，相反为之可惜。我虽然不同意他们批判我的观点，但我非常尊重批判者的批判权利。如果今后这些被封杀的报刊能够重见天日，得以复刊，我希望第一个复刊的应该是《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因为他们现在是少数，是弱者，是异类。异类也应该有生存权利。
要保卫每一个人说话的权利，哪怕是微弱的话音，甚至是刺耳的话音。今天让你戴上消音的口罩，明天就有可能让他戴上；今天因为你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把你定为妨碍国家安全罪，明天就有可能因为我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把我定为泄漏国家机密罪。
应该把所有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大声地说：不！
四、毛式的宣传“理论”
翻遍毛泽东所有的著作，你会发现，按照理论的严格意义上来衡量，毛泽东在宣传方面是没什么深刻理论可言的，即便有，也很疏浅。他在宣传方面的所有文字，更多的是一些指令、一些原则、一些政策、一些方法。与其说他是一个宣传理论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宣传策略家。如果将毛泽东的某些宣传方面的文章和讲话勉强称之为理论的话，那么最核心的就是所谓的“党性”原则了。
（1）党性原则
1942年延安的《解放日报》改版前夕，毛泽东指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同年他还说：“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1957年反右时，他批判右派分子“否定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也再次强调宣传的党性。
党性原则其实就是党派意识。但在中国是绝不承认…也有党派意识的，因为中国把党神圣化了、圣洁化的了。党自己也一直在宣传自己是最大公无私的，是最能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是除了人民利益之外就再也没有本党私利的。这样的说法很有宣传效果，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且不说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损害，就以近年以来在党内揭露出那么多级别之高、数额之大、令人咋舌的贪污腐化分子而言，就已表明…也并非神圣得玉洁冰清，一尘不染！目前已经揭露出的贪官污吏仅是冰山一角，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揭露、不能揭露的还不知多少。即便如此，中国已经被国际组织列为贪污大国，在世界各国名列前茅，排在前十名之内。
任何一个政党从来就是部分地“代表”着某一阶层的利益，不可能“最广大”。“代表”了农民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地主利益；“代表”了工人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资本家利益；“代表”了左派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右派利益；“代表”了官僚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就像国家一样，每个国家都是代表自己国家利益，这是国家意识。你说某个国家代表其他国家的利益，那不成了卖国贼？可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倒有可能使得国家本身代表着本国的人民利益，但这个国家必须是代表了各个阶层利益的各个政党经过公平竞选而执政的民主国家，绝不是….的国家。放眼世界，有哪个独裁国家的政党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是过去的前苏联？还是当今的北朝鲜？没一个！难道就中国大不同、独一处？而且一个政党自己说自己“代表”最广大的人民利益，也有点自说自话，自作多情。试问：谁委托你“代表”了？谁授权你“代表”了？通过什么法律程序确立了这种“代表”地位？是国民公投了？还是议会表决了？政党充其量也只能说自己承认和尊重人民的利益，不可妄言“代表”人民利益。如果是专制独裁的党，让他代表人民利益，能放心吗？还真担心它把人民利益吞噬了?ǎ?/SPAN>
党性原则就是要坚定不移地使宣传符合党的政策，符合党的利益。
（2）党的喉舌
党性原则的具体体现，就是要使党所控制的所有媒体都要作党的喉舌。
其实党报、党刊、党的媒体本应该作为党的喉舌，这是理所当然，并不奇怪。世界各国任何政党的媒体都如此。
1998年10月7日，…总理前往中央电视台视察，特意为《焦点访谈》赠言：“群众喉舌，舆论监督，政府镜鉴，改革尖兵。”陪同视察的中宣部长…连忙修正…的赠言，把“群众喉舌”改为“党的喉舌”。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事后这位宣传部长还辩解，说：“群众喉舌和党的喉舌是一致的。”既然一致，何必更改？
当今中国没有群众喉舌。1975年4月，辽宁一名普通的女…员张志新以思想获罪，被判死刑，临刑前怕她在刑场呼唤“反动”口号，竟残忍地割断她的喉管。1999年12月，山西岚县裴家村年仅20岁的农民李绿松，因不断上访揭露腐败，被干警严刑拷打，李绿松始终不服，骂声不绝，以致舌头被恶警所切。一个喉管被割，一个舌头被切，这两起令人发指的酷刑，极象征地表明广大被称之为“人民”的人，自己的喉舌已被割切，是不能发出自己声音的！
国民党时期，蒋介石提出：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他至少还不敢提出一个声音。但在现在的中国大陆已经成动的做到这一点。毛泽东提出的“舆论一律”，就是要使全国一个声音：党的声音。
（3）舆论一律
毛泽东1955年5月24日写作《驳“舆论一律”》一文，他写道：“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可是实际上在人民内部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言论自由，也是要舆论一律的。
文革中毛泽东又提出“无产阶级要在各个领域包括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这是“舆论一律”的发展，是从舆论一律发展为文化专制主义，是走向极端，是走向法西斯。至于为何要舆论一律，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因为我是无产阶级，你是资产阶级，我是革命的，你是反革命的，为了政治需要，为了阶级斗争，所以要剥夺你的发言权，所以要舆论一律。这里是没什么理论的，甚至也没什么道理。剥夺要什么理论？专政要什么道理？要的就只是暴力。
所以毛泽东的《驳“舆论一律”》一文在理论上真的是不值一驳。文革之后，理论界拨乱反正，反思“舆论一律”，也没多在理论上批驳，只是分析它的危害，如钳制舆论，堵塞言路、妨碍创造、扼杀民主，等等。
如今再也无人公开主张这统治了几十年的“金科玉律”——“舆论一律”了。但“舆论一律”与时俱进，摇身一变，变成了“舆论导向”。
以前与“舆论导向”相似的还有一个说法，叫“大造舆论”。1962年9月在中国…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969年4月在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认为安徽搞的不错，便问当时安徽的负责人李德生是怎么搞的，李德生说：“首先是造舆论。”毛泽东大为赞赏，说：“革命不造舆论怎么行？革命就是要造舆论。”
在毛泽东的眼里，舆论不是自然形成的，是通过宣传人为地“造”出来的。这一个“造”字极为形象和传神。但“造”而且“大造”，总有点草莽气，令人联想起造反，所以才改叫“舆论导向”，听起来文明。其实舆论是“造”出来的，还是“导”出来的，也并无实质区别，都是人为的。旅行有导游，购物有导购，看病有导医，都得有人“导”。连拙劣的喜剧电视片都还有导笑，观众还没笑，画外就先爆发一阵人为的笑声，“导”你笑，其实一点也不好笑。所以舆论也要“导向”，不足为奇。
但凡独裁者都喜欢“舆论一律”，都喜欢“舆论导向”。不论“舆论一律”或“舆论导向”，都是要你听我的，都是要你“向”着我，这才便于统治。
（4）新闻无法
1956年，李慎之先生鉴于波匈事件的教训，通过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建议“开放新闻自由”。毛泽东说：“他们主张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什么不同。”所谓“上大街”就是毛泽东所反对的“大民主”，他认为那是敌对的，是反党的。所以最早提出开放新闻自由的李慎之便被打成中国最早的右派。
中国…以前也主张过新闻自由，但那是在国民党执政期间。1999年广东汕头出版社出版了《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内中收集了上一世纪40年代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上的社论和评论。这两家报纸是中国…的机关报，一些社论和评论直接出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之手。很多社评大致是这样一个主题：“向国民党当局要求立即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保障记者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权！”（《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令人不解的是，这本揭露国民党专制独裁、呼吁新闻自由的书，竟然被禁。但它不是被现在的台湾所禁，而是被现在的中国大陆所禁！这不是国民党写的书，这是…写的书；说的不是国民党的话，说的全部是…的话，为什么也被“我党”所禁？难道自己说过的话也不要听了？
钟沛璋先生曾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他最近撰文说到中国的“一个高级权威”曾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广东政协刊物《同舟共进》2003年2月号）这段话也见诸于其他一些回忆文章，也都知道这位“高级权威”就是陈云。
陈云如此坦诚，毫不遮掩出示了底牌。这张底牌表明当初…主张新闻自由是策略，是钻空子，是抓辫子，是和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一旦自己取得政权，那就另当别论了。以前还有空子可钻，如今已是无“空”可入；以前还有个新闻法，如今新闻无法，“想怎样么控制就怎样控制”。中宣部主管新闻的某个副部长居然在上一世纪的90年代还说：“新闻立法对党和国家不利。苏联东欧搞新闻法，搞得国家一片混乱。搞新闻法，还要宣传部干什么！”
所以说，以前新闻自由是多少的问题，现在新闻自由是有无的问题。《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的被禁，怕的就是拿过去说过的话打现在的耳光，要求兑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兑现曾向国民党呼吁过的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是民主自由的基石，是走向共和的阶梯，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不管对民主的理解有何不同，而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只有专制。前不久，无疆界记者组织发表了一份全球新闻自由排名表，在总括13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表上，改革开放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的中国，居然和至今仍然固守极权制度的朝鲜为伍，分别列于第138和139位。这是耻辱还是光荣？
炎黄春秋面临整肃（亚洲周刊）
《炎黄春秋》杂志刊登八九之后有关赵@紫$阳的首篇正面报道专文，引起中南海一位前主要领导人不满，要求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主管文化部以年龄为由，要求社长杜 导正等一批杂志社领导退休。在今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和明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敏感时期，《炎黄春秋》的命运引起境内外极大关注。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担忧多年的事终于悄悄降临，人们感到了寒意。屡屡发表说真话文章而「为改革鼓与呼」的《炎黄春秋》月刊，日前遭北京当局整肃，此举被政治学者视为「六#四#事件以来最大的一场封杀媒体的大戏」。
事缘《炎黄春秋》九月号刊登了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孙振的七千字长文《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这是自八九年以来，中国大陆传媒首次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为主要描述对象的专篇正面报道，讲述了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农村基层调查并调整农村政策，获得「要吃粮，找紫&阳」美誉的故事。
当下，各地都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程，而再过七个月正是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在这重要而又敏感时期，《炎黄春秋》的命运，正涌动着一股激流，「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事情未来的发展，引起境内外的极大关注。
据悉，孙振的长文九月发表后，当即引起中南海一位前主要领导人的不满，要求中共中央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二十多天后，即十月中旬，文化部着手处理。《炎黄春秋》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主办，研究会是挂靠在文化部的一个社团。文化部欲以《炎黄春秋》的社长、副社长、秘书长、编委年龄过大为借口，更替领导班子。
不过，有人认为，《炎黄春秋》不是官方办的杂志，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没有给一个编制，政府无权限制领导班子的年龄，就好比无法规定民营公司老板的年龄一样。下手处置确实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在当今要求「还权于民」的理念下，文化部迟迟难以作出抉择。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动静，人们以为事情或许淡化了。不料，日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终于传达指令，以年龄为由，要求社长杜导正等一批杂志社领导退下来。
孙振长文的责任编辑是《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年逾八旬的杜导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身体硬朗，一些重大稿件都由他动手修改、最后拍板。
编委、副社长杨继绳说，杜导正是「八十岁的年龄，六十岁的身体」，有读者还加了一句「四十岁的思想」。杜导正始终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退步，也不能激进，而应该有序地、稳固地、逐步地「碎步前进」。
作者孙振，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一九四六年十六岁时加入中共，曾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文章开篇说：「改革难，要想在乱时谋改革更难。身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在十年动乱的『文革』后期，心系民生，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政治风险，谋求农村的经济改革。」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需要在省际交流干部，孙振从新华社江苏分社调到四川分社任社长，赵*紫*阳从广东省委调到四川出任省委书记。于是他俩有了交往。一九七六年，四川「文化革命」的派别争斗依然严重，一次，他随赵*紫阳下农村「微服私访」。文章回忆说，赵*紫*阳每到一地，不淮地方党政机关派人迎送，直接步入田间与农民交谈。这次出行共走了十多个县市，零距离感受赵*紫阳在那个特殊年代，坚持实事求是、调整农村政策的许多故事。
孙振在文章最后说，「在广大农村改革的早春时节，『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是人民对紫阳的最为美好的赞誉」。
《炎黄春秋》接连刊出关于赵*紫阳的文章。二零零七年七月刊登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的《国务院大院的回忆》，是八九年以来首次在公开报刊上正面出现赵的名字。随后，又连续发表了田纪云回忆改革开放的文章《近距离感受邓小平》（零七年十二期），《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零八年一期），《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零八年二期），《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十大措施》（零八年三期），每一篇都提到赵紫&&阳的名字。于是赵的名字渐渐脱敏。零八年第四期又刊登赵的秘书李树桥的文章《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也肯定了赵的贡献。第九期孙振的文章是第一篇长篇专文。有评论认为，这就是在目前态势下的一种「碎步前进」、「逐步推进」。
二零零九年六月，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炎黄春秋》如此敢于突破，有高层人士担心会引起国人更进一步联想。《炎黄春秋》是中共党内一批老干部主持、聚集的「家」，是当下中国能对宣传部门的宣传口径有所突破的唯一阵地。
二零零八年春夏，中国政坛传出奥运之后媒体宣传政策会收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七月三十一日在中宣部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认为「今年的中国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多事多难，大喜大悲」，从中获得诸多启示，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未来前进道路上，「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更主动出击。
时下，中共体制内已退下高位的一批老干部闻悉《炎黄春秋》面临整肃，纷纷对杂志社作出声援，他们认为对文化部的处置绝对不能让步，「文死谏，武死战」，要「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这不是杜导正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一大批老共产党员发表声音的阵地是否存活」，「这一阵地来之不易，不容被剥夺」。
《炎黄春秋》于九一年创刊，在老将军萧克和张爱萍的支持下，一批中共党内老人白手起家创办，至今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全由自己经营。这些办刊老人不善经营广告，主要靠发行量。《炎黄春秋》的读者几乎都是老干部和老文化人。最初发行量四万多，近年每月都是数百数千增加，如今总发行量已超逾八万册。
二零零八年初，杜导正说：「《炎黄春秋》的二零零八年办刊框架，总的说思想要解放，要有突破，要『大框框守住，小框框放开』，这『大框框』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邓小平理论和科学意义上的三个代表、十七大报告，这些要守住。我们有几个硬性规定，有些问题内部探讨怎么谈都可以，但公开发表就不能碰：多党制不碰，军队国家化不碰，六#四事件今年不碰，法轮功不碰，现任的和上一届的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包括他们的家庭和案件不碰。」他认为，政治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当前和今后前进中最核心的问题。中国今后要继续前进，非突破这一条不可。他说：「我提出『碎步前进』的理念，慢慢推进，向前走二十年、三十年，条件成熟了，步子再加大些。我是乐观派，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谁都阻挡不了。我常常说要记住林则徐的那副名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杜导正说：「现在的舆论环境，主流是不错的，当然前进中一定会有波折，他们进一下，退一下，朝左偏一下，朝右偏一下，甚至有时候镇压一下，这很正常。我们杂志的理念是一定要客观，一定要对人对事公平，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认可。」杜导正认为，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往前推进最可行的方案，就是要回应胡锦涛的号召，放宽言路，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然后逐步放开。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有责任，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有更大的责任。
这些年来，在杜导正主持下，《炎黄春秋》发表了引起当局某些高层人士不满的重要文章，大致有五类。除了上述有关赵紫阳的文章外，第二类是关于胡&耀&邦的文章。
从一九九四年胡去世五周年刊登第一张照片并配小诗起，直到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胡耀邦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前后刊登了三十多篇关于胡%耀邦的文章。胡&耀&邦的名字从和赵*紫*阳一样敏感到脱敏，最后竟召开纪念会。一九九四年第一篇关于胡耀&邦的照片刊登后，当局曾下指令收回该期杂志。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胡的纪念座谈会在十九日召开，此前半个多月发行的《炎黄春秋》十一期杂志，由于发表田纪云、任仲夷等十四位中共老一辈高官的文章《我们心中的胡耀**邦》，竟然也被下令禁止发行，引起读者强烈不满。不过，此后关于胡耀**邦的文章彻底开禁了。
第三类是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每次中共党代表大会，《炎黄春秋》都会发一篇曾任毛泽东秘书的前电力工业部副部长、中组部前副部长李锐，写给大会的呼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中共召开十七大，即二零零七年十月发表了他的《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中共十六大，即二零零三年一月，发表了《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此文被《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转发，但报纸被查封。
此类文章在《炎黄春秋》中占有极大比例，二零零八年五月，刊登十一位专家学者笔谈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文章，主题是「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七月发表十六位专家学者笔谈汶川地震，总标题是「汶川地震：以历史进步补偿灾难」，鼓吹开放传媒空间。
第四类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道路的理论探讨。二零零七年二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引起巨大反响。二零零七年六月，发表了谢韬和辛子陵的《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二零零八年二月，发表了曾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此外，还有六月号的杨继绳《集体世袭与权力场》，七月号的辛子陵《合成一个新东西》，八月号的彭迪《普世价值：驻外记者的感想》，十月号的应克复《我看党和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十一月号的吴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等。
第五类文章是以亲身经历的史实，还原敏感而重大的历史事件真相。《炎黄春秋》率先还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一个公道，接着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张闻天。《炎黄春秋》众多文章如实记载当年「大&跃进」、「大饥荒」、「反&右运动」的文章。零八年七月发表金雁的《一月剧变：超过十月革命的大事件》，重新评价十月革命。在全国媒体闭口不提「文化&革命」的现状下，《炎黄春秋》这些年来却一再发表文章描述文革。
十一月七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采访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要依法保护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新闻机构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干扰」。
北京一批中共党内老干部说，「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为什么文化部还要对《炎黄春秋》作出整肃？创办这么多年来，《炎黄春秋》被「整」挨「批」达八九次，跌跌撞撞，步履维艰，但毕竟走过来了。以「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为办刊理念的《炎黄春秋》的命运，正引起世人的关注。
#日志日期：2008-11-14 星期五(Friday) 晴
复制链接 举报 |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4 13:26
想看看。
评论人：
申鹏 评论日期：2008-11-14 13:46
附 惹祸文章《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
———————————————————————
改革难，要想在乱时谋改革更难。身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临危受命，心系民生，为解决城乡人民的温饱，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政治风险，运用巧妙迂回的方法，谋求农村的经济改革。以后，“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在中华大地流传开来。
一
我原本不认识紫&阳同志，几年以前，我任新华社江苏分社社长时，在一次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最初听到赵*紫阳这个名字。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可能是初次见到赵紫*阳同志，把赵紫*阳看做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干部，也可能是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活跃会议的气氛，饶有兴趣地问起赵紫*阳的出生地。赵紫*阳回答说是河南滑县人。毛泽东同志当场兴致勃勃地说：“滑者水之骨也。”
我见到紫*阳同志，纯属巧合。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可能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需要在省际之间交流干部，我从新华社江苏分社调到四川分社任社长，紫阳同志不久也从内蒙古自治区调广东省委，又从广东省委调到四川来做省委书记兼成都军区政委。
由于四川省的“文化大革命”中派别争斗极为严重，“文革”成了“武革”，除了飞机以外，大炮、坦克、机枪、步枪、地雷、手榴弹等等各式武器，全都用上了。就连我们四川分社的办公楼墙壁上，都是弹痕累累。我曾经开玩笑地说，这些武斗留下的弹洞，不要抹掉，可以用做警示后人。我曾在去四川的船上写诗一首，诗中写道：“不管翻腾千里浪，唯思处乱写新闻。”
赵紫**阳同志虽在1932年加入共青团，但正式加入中共是1938年初，所以基本上属于“三八式”干部。就是在20世纪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于1938年底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不过他开始便任县委书记，很快连任多地多届地委书记，接着任省委书记。这在当时省市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中，还是以红军时期出身的干部为主体的年代，赵紫**阳便也是后起之秀了。就是这个后起之秀，一方大员，在那动乱年代的四川，也是困难重重！
这时候“文革”武斗的硝烟虽然已经渐渐散去，但是，成都市的大街小巷和机关大院仍旧贴满了大字报，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和省市主要领导同志。“造反派”仍然随便关押和批斗省市领导干部，四川省仍是极端无政府状态，机关、学校、工厂涣散瘫痪。工农业生产日渐下降，人民生活极端困难，连在四川最普通的辣椒粉也要凭票供应。
紫**阳同志刚刚来到四川，他的两位主要助手，省委书记段君毅和赵苍碧，立刻被“造反派”绑架关押起来。这可以说是对刚到四川的紫**阳同志当头一棒。
“文化大革命”争斗的核心问题，是谋权夺位。半路来了个赵**紫阳，官高位重，出现了一道谋权夺位障碍，自然成了四川各路造反派“英雄”的众矢之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赵紫**阳到四川不满一个月，成都市的大街小巷，就出现了反对赵紫**阳的巨型横幅标语：
“赵紫**阳是哪路人马！”
“以生产压革命，没有好下场！”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谁就是死路一条！”
面对争权夺位疯狂的四川、面对极端无政府状态的四川、面对工农业生产濒临崩溃的四川，紫**阳同志虽然主持工作，实际上也无法运用他手中的权力，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这是他从小参加工作以来，不曾遇到过的难堪局面。
他整天忙于应付“造反派”的纠缠，难得安心开会研究问题，难得安心吃一餐晚饭，难得安心睡一夜好觉。他也不知哪天突然会被“造反派”关押起来。经过战争磨练的人，不怕关押，不怕受苦，不怕折磨。怕的是因他而造成更大的混乱，怕的是他在四川一事无成，有负于四川人民！
二
一天傍晚，我刚吃过晚饭，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今天晚上，紫阳同志请你和他一起出去。”据我所知，全省上下，包括驾驶员在内，都亲切地称呼赵紫**阳为紫*阳同志。
“有什么事情吗？”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省委是经常在晚上开会的。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事情，紫**阳同志要你准备好洗漱用品晚上十点在家里等他。”这时候我已经完全明白了，紫阳是要约我一起住到金牛坝招待所去。当年，紫**阳同志曾多次约我住到远离市区的这个招待所去，目的是为了避开造反派的干扰。
金牛坝招待所是四川省委的一个小招待所。四川人将川西平原称为川西坝子，作为对平原的爱称。许多地方，也将本乡本村的一块平坦的地方，爱称为坪坝。金牛坝更不是一般的坪坝，传说在夜晚时候，有人见过一条金牛，金光闪烁，在这里的田间奔跑。这个故事，反映了当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富裕农村的憧憬。
金牛坝招待所是毛主席曾经住过的地方，各路造反派的“英雄”，一时还不敢骚扰。当晚，脱离了“文化大革命”的噪音，紫*阳和我都睡了一夜好觉。
第二天中午，当紫*阳同志和我步入食堂的时候，只听见服务员大声地喊叫：“吃干饭的首长，请坐到右边，吃面食的首长，请坐到左边！”
听到服务员这样喊叫，我和紫阳同志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紫 阳同志当然也很明白“吃干饭”的意思，他风趣幽默又轻声地对我说：
“我们都是吃干饭的，走，吃干饭去。”
又是一个深夜，紫 阳同志没有和我预约，就来到了我的家里。他见到了我，拉住我的手说：“到你家来坐坐。”
这时正是全国人民哀悼周恩来总理的时候，窃夺中央领导地位的野心家竟然制造清华大学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闻，叫嚷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紫 阳同志用手擦了一下沾满雾气的眼镜，心情沉重地说：“看样子还要乱一阵子哩！”“再乱下去，四川受害，全国人民受苦。”“再乱下去，还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紫 阳同志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你还记得吗，金牛坝招待所的服务员，叫喊我们吃饭的时候，说是吃干饭的首长坐在右边，我当时就说，我们是吃干饭的首长，坐到右边去了。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当然就是吃干饭的了。”
他继续说道：“最近我是反复想过了，困守在成都，整天应付那些麻烦事情，一事无成，还不如到农村去走走，也许可能发现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做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也想跟你一起走，行吗？”
“好啊，就这样说定了，我们一起走。你就等电话通知吧。”他学着半像半不像的四川腔音，又含有浓厚的他家乡韵味，高兴地对我这样说。
这天晚上，他在我家里一直谈到十二点以后，才悄悄地离开。紫 阳和我的谈话内容，在当时是绝对违禁的。要是泄露出去，我们都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锒铛入狱。在“反革命”这三个字之前，还可能要加当时的流行用词，就是“‘走资派’还在走”，“策划于密室”，妄图“点火于基层”的罪名。
三
1976年的一天上午，紫 阳同志乘了一辆白色小型的面包车，连驾驶员在内可以乘坐七人。我上车以后，看到车上有紫 阳同志和他的秘书、驾驶员三人。我和紫 阳同志一起出行，但是，我不是他的随员，紫 阳也没有把我看做是他的随员。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我有我的新闻采访工作任务。
他每到一地，从来不准地方党政机关派人迎送，实际上是微服私访。他常常是到了一个地方，直接插入田间地头与广大农民、基层干部交谈，了解他们的心声和想法。紫 阳同志的所作所为使我强烈地感觉到他是一个善于联系群众的人，处处为群众着想的优秀领导干部。
紫 阳同志这次出行，一共走了十多个县市，到过绵阳、广元、绵竹、西充、广安、南充、郎中等地。他每到一地，就直接访问当地基层干部和农民，和他们一起走到田间地头，亲切交谈，了解情况。
他在成都平原的水田地区，听到当地农民说：
“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
紫 阳参加革命工作以来，长期做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对农村情况相当熟悉，后来担任中共省委和中央局的领导工作，他仍然经常到基层去，不仅了解农村和农业生产情况，而且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情感。现在他到四川农村，听到了农民提出的问题，其实他心里早就十分明白农民所提这些问题的内容，但是另一方面有鉴于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在追究他是“哪路人马”的时候，他不便于明白表示反对学大寨种植双季稻的意见，这就是领导干部乱时谋改革的难处，他还得徉作饶有兴味地问道：
“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当地农民告诉他，这几年来，上级号召农业学大寨，要推广种植双季稻，再种一季小麦。双季稻加一季小麦，就是一年种三季。可是，这样做并不高产，每季平均亩产三百斤，就是说“三三见九”。如果只种两季，每亩稻子可产五百多斤，每亩小麦也可产到五多百斤，这就是“二五一十”。种两季比种三季庄稼，多产一百斤，这样一算，就是“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了。
紫 阳同志继续亲切地问道：
“种三季的工本怎么样呢？”
当地农民说：“种三季的人力和肥料，至少也要增加五分之一。为了种三季庄稼，必须抢季节，争时间，起早摸黑，忙得昏头昏脑，鸡飞狗跳。如果能够多种多收，多花点劳力和肥料，我们农民不在乎，可是，现在是多种多亏多吃苦。”他们看了一眼紫阳同志，继续说道：“看样子，你这位同志像是外地人，我们没有顾虑，说句实在话，要我们学大寨，越学越穷，这种事情，谁愿意干呢！表面上大家天天上工，实际上大家天天磨洋工！”
成都平原是四川主要产粮区，紫 阳同志深知成都平原水温低，日照少，不能因为要学大寨就强行推广种植双季稻。他又向农民问道：“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这笔账，你们自己已经算得清清楚楚了。为什么不改过来呢？”
在场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不行
评论人：
申鹏 评论日期：2008-11-14 13:47
“为什么不行呢？”
基层干部说：
“上级号召我们学大寨，推广双季稻，要是改过来，不种双季稻，上级要批评我们是倒退了。”
“中国农民真好啊，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我们不能滥用人民对我们的信任，不切实际地要求农民种双季稻，伤害了人民的积极性。一定要实事求是，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我想紫 阳同志的内心一定是这样想的。
紫 阳同志坚定而委婉地对大家说：
“学大寨，是学大寨的精神，就是要苦干实干，努力增产粮食。可是大寨并没有种双季稻，也没有种三季庄稼。成都平原多阴雨天气，日照不足，灌溉用
评论人：
申鹏 评论日期：2008-11-14 13:47
水的温度较低，可能不适合种植双季稻。你们已经有了实践经验，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我看，不管是种两季，还是种三季，只要能够增产粮食就好。粮食增产了，用事实来说话，你们的底气就足了。”
“请问你贵姓？”生产队的干部，感到刚才这位领导干部的言谈，说到农民心坎上了，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这位领导干部是谁，能不能依着他的意思去做，表现出有点不安。
紫阳同志的秘书笑着回答说：
“他是赵 紫 阳同志，是我们省上任不久的省委书记。”
“紫 阳同志，你刚才讲的太好了，这样我们的手脚就放开了，今年就依着你说的来做。”
四
紫 阳同志还走访了几个山区的农村，因为紫 阳同志长期关注农村工作，对发展农业生产很有经验，发现了山区农民学大寨，不讲具体条件，不从实际出发，只管深翻土地的情况。他说：
“深翻土地，也要因地制宜。在土层厚的地方，可以深翻，也应该深翻，有利于保墒，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但是也不是越深越好，要看种植什么庄稼，水稻和小麦，根须长度差不多，深翻四五寸左右就可以了，翻得太深了，把生土翻上来，也不利于庄稼生长，还浪费了劳动力。”
有的农民问：“种玉米呢？”
“种玉米，就要翻得深一点，因为玉米的根又粗又长，杆子也高，土地就要翻得深一点，玉米才能充分吸收营养和水分，杆子也才能站立得稳，不易倒伏。”
有的农民问：“要是种红薯呢？”
“种红薯也要深翻土地，因为红薯生长在地下，薯块大，深沟高垅，薯块在土里才能伸展开来，才能丰收。”
“像我们这个山区，要不要深翻土地呢？”
“这要看土层深浅，土层浅的不能深翻。如果深翻，那就会造成水土流失，粮食反而要减产了。”紫 阳同志想了一想又说：“你们提的这些问题，其实你们都懂。你们都是种地的能人里手，哪有不懂这些道理的呢！我刚才说的这些道理，也都是从农民朋友那里学来的。”和他一起蹲在田埂上的干部和农民，听他这么说，几乎一起轰然笑了起来。
紫 阳同志继续说道：
“从你们的笑声里，可以听得出来，我说你们是种地的能人里手，说对了吧！可是你们懂得的问题，为什么又偏要在这里提出来呢？”
生产队干部压低了声音，吞吞吐吐地说：
“上级号召我们学大寨，有一项要求，就是深翻土地，我们能不做吗！”
紫 阳同志叹了口气说：
“学大寨，是学大寨的苦干实干精神，可是大寨人并没有说，在你们这里怎样深翻土地。从今以后，翻不翻地，怎样翻地，翻深翻浅，都由你们这些种地的人做主，一定要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努力增产粮食。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行！”
这是在场的基层干部的回答，也是千百万农民的回答。
走访中，紫 阳同志听到最多的是自留地的问题。一般地区的农民，由于“共产风”的不良影响，对于耕作集体所有的土地，缺乏积极性，但是，他们把自留地看做是命根子，千方百计冲破极左思潮的障碍，还是要把自留地种好的。紫 阳看到当地农民自留地种得不好，其中的原因，他也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被推到了顶点，把农民的这一点自留地，看做是资本主义尾巴，强迫农民把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所有，农民流着眼泪，忍痛把自留地也抛荒了。这种情况完全是“人祸”！
紫 阳同志说：“中央多次发布的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都说农民要有自留地，这些文件并没有收回，就说明文件中的有关规定仍然有效。再说自留地，大多是门前地，门前地都是最好的地，也是耕作最方便的地，应该种好。”
“对，对，对！这位同志说得对，既然是门前地，就不是尾巴地，应该种好。”这个农民的话又引起了一阵轰然大笑。
在那个年代，别说是农民，谁也搞不清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是跟着起哄。紫 阳同志不便直说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对，就用了个“门前地”的名字，而农民就把“门前地”与“尾巴地”对立起来说了，虽然不通，却很生动有趣。
当地的干部农民，见到气氛活跃，又有人说：
“我们这里还有一户人家单干，也受到了批判。对是不对呢？”
“你们说说，这户人家是个什么情况呢？”
“这户人家单门独户，一家孤零零地住在一个山凹里，距离我们生产队（村庄）三里多路，他不愿意来回走路，不到生产队来劳动，他就单干了。”
“是呀，那么远的路，怎么能叫人家到你们这里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呢，既耽误了劳动时间，也浪费了劳动力，人家单干有人家的具体情况。如果人家增产了，生产队就要派人去调查研究，总结人家的经验；如果人家单干，生产不如你们，他就会自愿跑来，要求参加你们的生产队；他高兴，你们也高兴。我看你们生产队，如果人数太多，都挤在一块地里劳动，也不方便，也可分成若干小组，便于管理，也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各组之间还可以开展劳动竞赛。你们看这个办法好不好？”
紫 阳同志关于农村工作的意愿已经这样明白表示出来了。在场的基层干部和农民连连齐声回应说：
“好，好，好！”
五
1976年8月15日至16日，四川省松潘地区发生三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造成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距离地震中心数百公里的成都市，也有明显的震感。紫 阳同志连夜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布置了抗震救灾工作。省委紧急布置抗震救灾工作的消息，第二天就在成都市传播开来，可大街上却贴满了造反派们刷写的“反对用抗震救灾压革命”的大字报。紫阳同志心系灾区，心系农村，他不顾喧嚣的杂音干扰，第二天一大早就奔赴松潘地震灾区。
在地震中心地区，紫 阳同志深入到一户农家观察。四级左右的余震发生了，他立即藏到身边一个木制的桌子底下，屋顶上残存的瓦片，叮叮当当地塌落下来，因为有桌子挡着，他才没有被瓦片砸着。他兴奋地对我说：
“刚才我说的情景，可以说是我在地震灾区亲身经历的故事。在地震灾区，要告诉广大人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作为应急的藏身之处，是个可以减少伤亡的好办法。我在地震灾区发生的故事，现在还只可对你讲讲而已，不可对外言传。否则，不知又要制造出什么流言蜚语来了。”
我理解地说：
“我知道，那天在省委开会，讨论抗震救灾，突然来了较大的余震，会上有几个一向坚持‘以革命为中心’，而反对在灾区以抗震救灾为中心的所谓‘英雄’，狼狈逃跑了。现在，要是听说你在地震灾区，藏在桌子底下的故事，犹如捞到了救命稻草，定会攻击你是贪生怕死。我向你保证，现在绝对不会说出去。不过若干年以后，我要是说出去，可能就是一段脍炙人口的美谈哩！”
紫 阳说：“后来的事情由后人评说罢。”
六
我真正听到“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 阳”这个民谣，是我在1980年从四川省调到北京新华通讯总社以后。当我一听到这个全国人民都盛传的民谣时，打心眼里为紫 阳同志高兴。他在“文革”动乱的年代，曾经深入农村，半公开地进行调查研究，为了改善农民生活，直接向农民宣传他自己关于农业生产的意见。早在“文革”前他与陶铸在广东省就试验过“包产到组”，宣扬过“包产到组”的好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终结以后，他自然地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地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与安徽省一起，在四川省大力推行类似“包产到户”的政策，使四川省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
紫 阳同志向来反对和厌恶那种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思想作风，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从实际出发，敢于改革，在广大农村改革的早春时节，唱响了广为流传的音韵。“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也是人民对紫 阳的最为美好的赞誉！
2008年7月26日，写于北京皇亭子
（作者孙振，1942年16岁时加入中共，曾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摄影部主任）
（责任编辑 杜导正）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4 15:23
看过《炎黄春秋》。这是一本难得的好杂志。看到它，使我觉得我们的国家还有希望。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4 15:24
现在事情很多，慢慢来
评论人：
蠢货太多 评论日期：2008-11-14 15:25
谢谢博主，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4 15:27
现在政府要办的事太多，今年事也多，此类凡事还是淡化为好。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4 16:04
宣传部也难。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4 16:42
楼上老兄真能够为老爷分忧啊。
评论人：
快乐流浪汉 评论日期：2008-11-14 17:17
一个过气领导人还能指挥政治局常委,真是无语.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4 17:22
阴间的鬼总是怕见太阳的,心里如果没鬼怕啥呢???赵紫阳将永载史册.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4 17:28
支持炎黄春秋。言论，思想要自 由，社会才能发展。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4 17:32
六##四事件的真相我不知道，但赵%紫&阳是反对军队动武的我知道的。我还是怀念邓、胡、赵三驾马车的时代。
留言 ，。顶
维护宪法，反对霸权，将防害言论自由的家伙绳之以法。
向老革命家致敬，问好，学习。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4 18:28
我猜是李大鸟施加的压力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4 20:05
同意楼上的，某些人的做法堪比焚书坑儒。
评论人：
高卢韦斯 评论日期：2008-11-14 21:53
感谢申鹏！
支持《炎黄春秋》。
老年人燃烧，青年人要将火炬传递。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4 22:00
为什么不让人说话？？管天管地，还管老子拉屎放屁！！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4 23:35
希望那头大鸟能够长命一点，人民终将看到他的死去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5 10:08
虽然看不懂，但我知道一定是为中国好的人。顶！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5 11:57
什么叫淡化？就是因为什么事都一次次的淡化“才会发展到有太多的事都无法淡化！！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5 16:18
李瑞环说：夏天虫子多，可是夏天也长庄稼。冬天倒是没有虫子，可是冬天也不长庄稼。意思是：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让人讲真话，天塌不下来。李瑞环真不错啊。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5 19:39
期五下午，本台记者打电话向《炎黄春秋》的副社长杨继绳询问有关情况。
他表示：有这个传说，有这个舆论，传说因为孙振文章，三点水有意见，当然他们不是直接那么说，他们说杜老师（杜导正）年龄大了，休息之类的话。
评论人：天涯网友(游客) 评论日期：2008-11-15 23:42
（民泽江）有意见？！
|
|
|
对话者：vingie 对话人物：简光洲（部分照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
三鹿倒了，因为我的一篇《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点名报道所引来的质量问责风暴。
对此，我没有丝毫地兴奋，而是有着诸多的悲伤，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知名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对于国内企业传媒关系上的“弱智”，对于媒体“社会良心”的失落。
说出事实，我一个晚上没有睡好。
我不是患肾病婴儿的第一个报道者，此前湖北、甘肃等地有媒体早就有过报道，然而可能是出于各种顾虑，说到患肾病婴儿喝的是哪家奶粉时，都用“某企业”代替。
——摘自简光洲博文《我为什么要公布问题奶粉“三鹿”的名字》
“但是不是呢？还要各方求证”
vingie：你是第一个点“三鹿”名的记者，还写了博客《我为什么要公布问题奶粉“三鹿”的名字》？
简光洲：其实我不太爱写博客的，这次采访下来，堆积在心里的很多东西想要说一下。其实你看到的那些东西，之前在兰州采访的时候我就写下来了。我在采访中，产生了很多想法，感触很多，于是写了出来，贴在博客上。
vingie：你什么时候关注这个事情的？
简光洲：我9月9日知道了兰州有14名婴儿出现病症的消息，10号我在上海采访，点名报道就是11号出来的，当天晚上9点多从上海出发去兰州采访。
vingie：那你为何要决定跟进这个事件呢？
简光洲：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东西语焉不详，需要继续追踪和跟进。
vingie：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简光洲：你知道，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也是我们东方早报较早介入的。做那个新闻的正好是我一块上海租房的同事。他当时去阜阳采访一次后，我们晚上聊，觉得还有许多东西要追踪和深入，他第二天又去了阜阳。那次事件对我印象很深。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感觉又是一起严重的食品卫生事件，很相似，对孩子的痛苦影响，当时有点记者使命感吧，心里感触非常大。
vingie：你觉得应该怎么入手呢？
简光洲：首先是要确定，什么原因；还有就是到底谁是“元凶”。我刚看到的消息，原因提到有可能是奶粉，但是不是呢？还要各方求证。
我先去找医院，医生们也不敢确定，但他们说了，小孩子食物来源除了奶粉就是水。我在搜索线索的时候，发现长江商报报道过湖北婴儿患病问题，碰巧他们也是食用三鹿的奶粉。如果是水的因素的话，不可能甘肃、湖北、河南的水都有这样的问题啊。
接下来我直接打电话问三鹿，他们承认已经知道了婴儿患病的事情，已经接到了投诉。
vingie：那你有确切证据么？
简光洲：我们点名也是怀疑三鹿，报道中也是家长提出质疑，医生专家再进一步分析怀疑。报道只是提出质疑，但没有下结论。从逻辑上说，我这篇报道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在采访过程中，全程录音。
7个月大的峰峰来自江西省星子县。因为双肾结石，他做了两次手术。峰峰一出生就喝奶粉，一直是三鹿婴幼儿奶粉的“U+配方”系列。一听奶粉900克，85元。发病前，峰峰一个月要喝6听。
“我看到家长们哭着把不到一岁的孩子送进手术室…”
vingie：你在你博客上，提到了很大压力，“睡不着觉”。
简光洲：是的，我知道我的报道出来后，三鹿肯定要找上门来。在报道上版时，我脑子里晃动的都是第二天三鹿公司气势凶凶地打电话指责记者的不负责任、并要把记者告上法庭的景象。这个晚上，我都没有怎么睡好。果然，第二天我去办公室，就接到他们的电话。当天晚上，我在飞往兰州的飞机上，忐忑不安。
vingie：压力来自什么地方？
简光洲：报道对三鹿肯定是致命性打击，甚至对中国食品行业都会有影响。虽然我的报道逻辑性没问题，也注意了平衡性。但是在质检结果没有出来之前，什么情况都是有可能的。我不但要坐上被告席，甚至会被人扣上被外资品牌利用打击民族品牌的罪名。
三鹿网站介绍其品牌价值达149.07亿。149亿用了半个世纪的积累，但变成零甚至负数，只用了半年时间。对于家企业的垮塌还感觉有一点负疚：如果不点名，或许可以逃过这场劫难？
vingie：你后悔点名么？
简光洲：我在医院采访的时候，医生介绍，这些送来的小孩都是晚期了，心脏随时都会突然停止跳动。这些小孩送到兰州一院、二院，没办法治，小孩痛苦的表情深深地烙在我心里。我看到家长们哭着把不到一岁的孩子送进手术室，我看到正义医生冒着被指责手术不当的风险为婴儿实施全身麻醉，我看到5毫米的的管子从痛苦的婴儿的尿道里插进去、护士们在婴儿的头多多次的寻找能够扎针的血管。光是这十多个小孩，情况已经很严重，全国还有多少这样的孩子呢？我对我的点名报道选择不后悔。
vingie：你很矛盾？
简光洲：恩，一直矛盾，伴随着我采访过程始终。一边是有可能的三鹿责难，一边是孩子们脆弱的生命。
vingie：最终还是决定选择点名报道。
简光洲：当然小孩子生命更重要了，我最多牺牲一下自己吧。因为如果继续写“某企业”，总感觉到良心上有些不安。
vingie：有没有想过，三鹿如果是清白的，你的后果？
简光洲：当然有啊。我想到了富士康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事情，当然他们报道，很可能还有瑕疵。我对自己稿件很有信心，我做了很多年记者，坚信自己报道是没有问题的。
vingie：压力和担心持续了多久？
简光洲：一直到三鹿承认那天，他们晚上承认，第二天，我在兰州，同事给我消息说三鹿承认了。我松了一口气。这次事件让我感受到了，国家对此事相当重视，政府各部门动作非常迅速。
郑州一家医院的院子里站满了带孩子前来检查的家长。 CFP 图
“她反驳我说，石家庄人天天喝这个奶，怎么没有出问题”
vingie：三鹿怎么找的你？
简光洲：我报道出来后，三鹿打来很多电话要求撤稿。一位刘小姐说，14名婴儿都来自同一地区，不是奶粉的问题的，刚经过质检是合格的，是水的问题。我追问，那湖北、河南的婴儿呢？她支吾半天说不清楚后还坚持说，“还是可能水的问题”。她反驳我说，石家庄人天天喝这个奶，怎么没有出问题。
报道刊发之前我曾经打给三鹿传媒部，一位杨小姐说，公司已经委托了甘肃权威质检部门进行了质量检测，结果证明奶粉质量是完全合格的。当记者问是甘肃的什么权威质检部门？是在何时做的检测？得到的答复有些令人失望，这位杨小姐除了重复三鹿是个有多年历史的知名负责任的企业之外，对于事件进展似乎知之不多。
那位刘小姐居然同部门的同事杨小姐都不知道。“你什么都搞不清楚，是对你们公司的不负责，你们公司要这个传媒部什么用的？三鹿公司要你们这些人有什么用？”此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家企业的管理有问题，其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垮塌的命运。
被逼急的了刘小姐最后说，记者没有证据证明三鹿公司奶粉有问题，这侵犯了其知识产权。为什么是知识产权，而不是名誉权，到现在我还没有想通。
vingie：你在报道中怎么注意平衡的？
简光洲：在奶粉与患病婴儿关系的论据求证上我格外地严谨，在行文时更是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对于三鹿强调自己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回应，我差不多一字不落地照登。除此之外，在新闻标题里，我再次强调了三鹿公司“没有证据表明奶粉导致婴儿患肾病”的结论。
vingie：三鹿的反应呢？
简光洲：3月份接到消费者的反映，6月份反映人渐多，8月份偷偷摸摸地停产并私下收回。从三鹿自己公布的信息来看，这家企业对于自己的奶粉有问题早已知情。那么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为什么没有全部收回？为什么没有告知消费者？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没有看到三鹿集团拿出负责任的行动。如此对消费者生命不负责任的行为必然会导致企业生命的终结。三鹿还在网上发了一个问答式的回应，声称自己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没有证据患肾病婴儿与喝三鹿奶粉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2008年9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内,被病痛折磨的结石婴儿。该院自6月28日以来共收治14名患有相同疾病的不满周岁的婴儿。这14名婴儿都长期食用三鹿奶粉。CFP
“年迈的父母打来电话问这报道能不能不做？”
vingie：这次报道，你有没有成就感？
简光洲：目前新闻环境下，记者在工作中很矛盾的，但是一碰到新闻，职业习惯就会唤起。通过这次事件，也觉得媒体还是有力量的。
vingie：你周围的人怎么看你这次报道中的表现。
简光洲：朋友好心地打电话给我，让我注意安全。他给我讲了很多企业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害时，可以如何地丧心病狂不顾一切。
当年迈的父母听说我报道的事后，从老家打来电话，从他们的话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这我的安全担心。他们问“这报道能不能不做？”我说“有好多婴儿可能因为这奶粉而死亡啊！”电话那头父母没有继续说话。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此刻，我理解他们的矛盾心情，作为父母，他们当然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儿女安全。作为父母，他们能体会所有天下父母的心情，所以他们只能无语。
vingie：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简光洲：南昌大学，学新闻的研究生。
vingie：什么时候到的东方早报？
简光洲：很早了，东方早报创刊之前的筹备我都参加了。
vingie：这么多年新闻工作经历下来，有哪些满意地作品？
简光洲：我觉得有几件挺有意义。第一是策划保卫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幸存老人从重庆接到上海。他是一位国民党老兵，但我们不强调身份，只强调是抗战老兵，很多老兵在现实中遇到很多困难，我们做这样的报道，也是对历史的尊重。第二是支教活动，组织志愿者到边远山区支教，帮助建学校，帮助孩子们读书。
批评报道有“南通智障女子宫被切”事件，在社会上引发了讨论。
vingie：你怎么看你工作的这一行？
简光洲：新闻从业者总是充满热情的，从业久了，对社会了解也增多了。我们不能改变什么，但是能通过自己逐步努力，让社会向良性方向发展。
vingie：谢谢光州。
简光洲：这次三鹿奶粉事件中，我们的网友也以行动证明他们还是富有正义感的一代。
在四川地震灾区采访时遇到泥石流，前面的车子被压
部分网友在简光洲博客上的留言（摘自简光洲博客）＞＞＞
网友2008-9-17 21:18:00
一个有良心的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正义的人. 如你这样的记者多一个,社会就多一份和谐.
网友2008-9-17 22:52:00
中国需要有良知的记者,更需要有道德企业。
网友 2008-9-17 23:23:00
支持，请早报保持这种社会责任感！！
网友 2008-9-18 0:32:00
支持你，有亿万大众在你背后，但你要注意安全，大众需要你这样的记者，我们的社会太需要你这样的记者。
|
由天涯删帖所想到的:不要让网络垄断埋葬了民主与自由的萌芽
http://www.dfdaily.com/dfbbs/space/viewspacepost.aspx?postid=4441&spaceid=149
今天早上9时多，打开电脑查看在天涯论坛传媒江湖的帖子，两天多时间，点击数已超8万，跟贴也超过数百。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关心此贴？不是说这贴有多好，实在是食品质量安全关系着每人每个家庭的生命健康与安全。看着这些义愤填膺的跟贴，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网友是有正义感，有同情心。他们为受害的婴儿而难过，他们对三鹿集团视消费者生命为儿戏的蒙蔽行为感到不耻。
可能有网友已经知道了，这个帖子已被天涯删除了。前几天版主发来短信说帖子通过审查，且要置顶。今天发来一条短信，说“不符合本栏宗旨而要删除”。如此前恭后倨到底为何？
今天一天对此感到非常地气愤，也在门户网站的工作同学安慰我说，可能是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压力来自哪里？网宣办，三鹿，还是百度？
今天按照网友的办法，在百度里搜了下帖子及此前的三鹿报道，只能搜到可怜的几篇，而在谷歌里能搜到近万篇。相信百度屏蔽之事可能属实。
世间还有没有没公道？还有没有说话的地方？当我们为网络时代的到来带来了草根民主，网络论坛的开放带来了更多的发言权而欢呼雀跃之时，百度所表现出来的网络的暴力与话语权的垄断让我对这好不容易诞生的民主与自由深深地感到忧虑。
看来反垄断在网络时代尤其重要，特别是对于网络自身的垄断，我们不能让百度和天涯掐断盼了几代人才盼来的、刚刚才产生的仍在襁褓中的民主与自由萌芽！
现在我的心情稍微平复一些，或许确实天涯是受到了某方面的压力，不需要理由但希望给我一个说明，因为封贴的理由任何一条都可以成立，但是一个哪怕是简单地说明是对千千万万网友的尊重。
今天，朋友好心地打电话给我，让我注意安全。他给我讲了很多企业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害时，可以如何地丧心病狂不顾一切。在这次三鹿事件的采访中，我对此有所体会，有些人可以以企业的利益为籍口而不惜以婴儿的生命为代价。
在此之前，我是抱着简单而又朴素的想法：说出事实。对于风险我有所意识，但是对于可能会遇到的报复是无知者无畏，听到朋友的介绍我身上出了一身冷汗，并深深地感到恐惧。
我想这样的事不会出现，因为在中国，还有这么多的正义网友在，这说明，公道自在人心，人性尚未泯灭。
如同5月份我在地震灾区采访，对于几十万年轻的志愿者服务在灾区，我也为之深深地感动。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在担心这一代人是堕落的一代时，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虽然行头新异但爱心未减，他们虽然语言新奇但心地善良。这次三鹿奶粉事件中，我们的网友也以行动证明他们还是富有正义感的一代。
当年迈的父母听说我报道的事后，从老家打来电话，从他们的话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这我的安全担心。
他们问“这报道能不能不做？”
我说“有好多婴儿可能因为这奶粉而死亡啊！”
电话那头父母没有继续说话。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此刻，我理解他们的矛盾心情，作为父母，他们当然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儿女安全。作为父母，他们能体会所有天下父母的心情，所以他们只能无语。
三鹿倒了，因为我的一篇《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点名报道所引来的质量问责风暴。
对此，我没有丝毫地兴奋，而是有着诸多的悲伤，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知名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对于国内企业传媒关系上的“弱智”，对于媒体“社会良心”的失落。
说出事实，我一个晚上没有睡好
我不是患肾病婴儿的第一个报道者，此前湖北、甘肃等地有媒体早就有过报道，然而可能是出于各种顾虑，说到患肾病婴儿喝的是哪家奶粉时，都用“某企业”代替。
我很能理解这些媒体的顾虑。
今日的媒体，他们要政治家办报，更要企业化经营。没有比报社的老总来说更难做的领导了：担心内容出问题，他们整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担心钱的问题，手下还有一大堆人等着他拉广告来养活。
今日的记者，在市场化地大潮与各种新闻禁锢中，早已没有了前辈新闻人及自己当初入行时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动不动就坐上被告席的他们在强势的企业的眼里只不过是名召之即来呼之即去的“小记”。
言归正传。9月10日，看到甘肃媒体关于14名婴儿可能因为喝某品牌的奶粉而致肾病报道，联想到当年安徽阜阳假奶粉的报道（报道的作者当时为我以前的同事，当时我们同住一屋），感觉这可能又是一个严重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
随即联系到甘肃的解放军第一医院，医生们介绍说，以往一岁以下的婴儿得肾病非常少见，同时他们也还没有确定奶粉是不是致病的确切的原因。
因此，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也和此前报道媒体一样，为要不要在直接点出企业的名字而矛盾。不过，该院的李文辉医生介绍，婴儿最主要的食源就是奶粉。
这句话让记者对于奶粉可能就是病源有了更多的信心，但又感觉证据还不充分。同事提醒说，8月底，湖北有媒体也曾曝出三名分别来自湖北、河南、江西的婴儿可能因奶粉而患肾结石，不过报道也没有点是哪家企业。通过朋友找到了报道的记者，得知喝的也是三鹿奶粉，只不过出于多种原因没有点名，此后报道又被中止。
多个不同的地方出现了相同的病例，我初步判断这可能问题不在水质，而在奶粉。于是决定写稿时直接点出“三鹿”的名字，虽然意识到可能会面临着的各种风险。
还是不放心，又联系到三鹿集团的传媒部求证。该公司的工作人员信誓旦旦地保证，“奶粉没有质量问题”。且声称就在近段时间，甘肃的权威部门对其奶粉检验也证明质量完全合格。
在奶粉品牌中，国产的三鹿并不陌生，但对其真正的历史了解不多。于是上三鹿网站作进一步地了解，几个信息让我对这家老牌的国产品牌增加了不少的信用度和好感：有着近半个世纪的悠久历史；占市场约18％的份额；神七航天员指定专用奶。
神七航天员是否真的天天喝三鹿牛奶，我看未必。从营销和品牌宣传的角度看，这点说明三鹿在品牌的宣传上还是花了不少心思和代价的。
说实话，近一二十年里，一些国内的优秀品牌不是被市场化浪潮卷得无影无踪就是被国际化的潮流所吞并（如最近的汇源果汁）或求着别人收购（如宗庆后的娃哈哈）时，三鹿仍然能够在这个浪潮中屹立不倒，让我对这个民族品牌（虽然外资也点有很大比例）有了更的尊敬和好感。
“写还是不写出三鹿的名字？”当做这篇可能会让企业面临灭顶之灾的报道时，我有过很多的顾虑和长时间的挣扎。我怕如果因为自己一篇可能错误的小小的报道给这家优秀的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造成巨大的损失，到时，我不但要坐上被告席，还会为千古罪人，甚至会被人扣上被外资品牌利用打击民族品牌的罪名。
所以在奶粉与患病婴儿关系的论据求证上我格外地严谨，在行文时更是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对于三鹿强调自己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回应，我差不多一字不落地照登。除此之外，在新闻标题里，我再次强调了三鹿公司“没有证据表明奶粉导致婴儿患肾病”的结论。
意识到报道刊出的各种风险，此间也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如实地写出来，最终还是决定“点名”，因为如果继续写“某企业”，总感觉到良心上有些不安。此前媒体报道的网友评论中，几乎所有人都强烈要求点名是哪家企业。“如果你有孩子，你是否能够这样的含糊其辞？”很多婴儿的母亲留言让我决定，即使被**，还是要点名。
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也不并不容易。
在报道上版时，我脑子里晃动的都是第二天三鹿公司气势凶凶地打电话指责记者的不负责任、并要把记者告上法庭的景象。说实话，这个晚上，我都没有怎么睡好。
出现危机，三鹿缺乏协调应对能力
11日，报道见报后，网站的大量转载让三鹿公司随即陷入一场风暴，我也作好了面临三鹿公司责难的心理准备。
11日中午到报社上班时，同事就告诉我，上午三鹿公司打来了多个电话。
下午，终于接到了自称是三鹿公司的刘小姐打来的电话，希望记者从网站上撤稿。当我询问这位刘小姐大名时，回答是“就叫刘小姐”。显然，她不想记者知道。
刘小姐要求撤稿的理由是，甘肃14名患肾病婴儿基本上是分布在同一片区（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得出这个共同点，这些患病婴儿分布的地域可谓方圆数百里），可能因为这些地方的水质有问题，与奶粉无关。其次三鹿的奶粉刚刚被质检合格，所以问题一定是与患者自己身上。
记者问：那么湖北、江西、河南和江苏等地也出现一同样的病例该作何解释？难道全国这么多的省份水质都有问题？这位刘小姐支吾半天说不清楚后称“这仍可能是与水质有关”。
这位刘小姐反驳记者说，石家庄人天天吃这个奶也没有出现问题啊？
显然刘小姐的辩驳非常地无力，从企业攻关的角度来看，我对三鹿集团的传媒部有几个不解。
其一，这位自称是三鹿集团传媒部刘小姐说了半天，除了对三鹿的问题奶粉调查发展到了哪一步说不清楚之外，对于同一部门的杨小姐也不认识。对此，刘小姐解释说的三鹿集团很大，人很多。我真的有点难以想像三鹿公司的传媒部到底有多大，以致于和媒体沟通前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情况了解。
“你什么都搞不清楚，是对你们公司的不负责，你们公司要这个传媒部什么用的？三鹿公司要你们这些人有什么用？”记者超出了本身的采访职责，把这位刘小姐教训了通。此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家企业的管理有问题，其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垮塌的命运。
被逼急的了刘小姐最后说，记者没有证据证明三鹿公司奶粉有问题，这侵犯了其知识产权（为什么是知识产权，而不是名誉权，还没有想通）。
其二，我很奇怪这位小姐为什么不打我手机，因为头天我已留下手机给该公司的传媒部，也是希望如果他们有什么情况需要补充说明可以随时联系上我。这说明这个传媒部的管理是一团混乱。
其三，此前一天在采访三鹿公司的传媒部的杨小姐时，当记者问晚上是否能联系上这个部门，能否留下其手机时，这位小姐称自己的手机是私人手机不方便留给记者。采访过很多出了负面新闻的企业，第一次见到不愿意留下手机以方便记者联系的。
其四，报道见报前一天，打电话到三鹿集团传媒部，想确认三鹿奶粉是否真的存在质量问题和对婴儿可能因为吃了三鹿奶粉而患肾病的情况是否知情。
两点时打了电话，有工作人员告知要到两点半上班。怕打早了，等到三点才打。接电话的是三鹿公司传媒部的杨小姐。回答说，三鹿公司已经委托了甘肃权威质检部门进行了质量检测，结果证明奶粉质量是完全合格的。
当记者问是甘肃的什么权威质检部门？是在何时做的检测？得到的答复有些令人失望，这位杨小姐除了重复三鹿是个有多年历史的知名负责任的企业之外，对于事件进展似乎知之不多。
凭我的观察，这位杨小姐要不是在糊弄记者，就是对整个三鹿问题奶粉发展到哪一步根本不知情。
从三鹿自己公布的情况来看，在6月份时就知道奶粉有问题。9月11日记者的报道见报后，一向是“某企业”的三鹿仍如此信誓旦旦。
我罗唆这么多的意思是，对于三鹿公司来说，在企业出现危机时，缺乏足够的协调应对能力，特别在应对方面更是“弱智”。
当然，可能三鹿并不弱智，只不过是想拖延时间，隐藏真相（后者的可能性极大）。这几天网上暴出有公关公司为其出谋划策：出300万给百度，封杀所有的负责新闻，这招也够狠，不知其实施了没。
面对消费者，三鹿缺乏足够的社会责任感
三月份接到消费者的反映，6月份反映人渐多，8月份偷偷摸摸地停产并私下收回。从三鹿自己公布的信息来看，这家企业对于自己的奶粉有问题早已知情。
那么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为什么没有全部收回？为什么没有告知消费者？
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没有看到三鹿集团拿出负责任的行动。如此对消费者生命不负责任的行为必然会导致企业生命的终结。
当记者的直接点名报道被各大网站大量转载后，三鹿集团向新浪网和人民网发了一个问答式的回应，声称自己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没有证据患肾病婴儿与喝三鹿奶粉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早知道自己奶粉有问题的三鹿此时仍然发出这样的声明，我的判断是他们想作最后的垂死挣扎。这也可以看出，死到临头的三鹿仍没有一点点回头是岸的悔意。
11日晚上9点多，在做完当天的报道后，我坐上从上海到兰州的飞机。飞机上，我心里还有些忐忑，因为报道出来后整整一天，三鹿仍如此信誓旦旦地保证，我怀疑自己的报道是不是真的写错了。
近零时，抵达兰州机场，一开手机就接到同事的短信：三鹿决定召回8月6日前的婴幼儿奶粉。
从早上到晚上，10多个小时的挣扎后，心虚的三鹿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
这是一个迟到的正确决定，然而一切都可能无法挽回，我似乎看到一个号称有着半个世纪历史、在国内奶粉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企业的轰然倒塌之声。
回头看，如果几个月前，三鹿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情况是不是会好一些？我想可能好不了多少。对于一个牵涉到婴儿健康的食品企业来说，早承认的后果也是死，因为没有一个母亲敢把自己的孩子用作一个拒不认错企业所生产出来的奶粉的试验品，何况当初还伤了她们的心。
早承认早死，晚承认晚死，结果一样，死法不一样：早死的话，人们在伤心地同时还会夸一句“有勇气、负责任”；垂死的话，没有同情只会落得骂名。
事件发生后，一些人在网友发贴号召要支持这个民族品牌（虽然也是个混血）。我想，如此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把成千上万个幼小的生命当儿戏的品牌，不支持也罢！虽然我很多时候也是是个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者，但是此时我努力地让自己保持一点理性。
三鹿的网站上介绍自己时说，经中国品牌资产评价中心评定，三鹿品牌价值达149.07亿元。149.07亿元，用了半个世纪的积累。149.07亿元变成零甚至负数，只用了半年时间。
写至此处时，我心中没有丝毫的窃喜，而是有种莫名的悲哀。同时对于家企业的垮塌还感觉有一点负疚：如果不点名，其是否可以逃过这场劫难？
在采访过程中，我看到家长们哭着把不到一岁的孩子送进手术室，我看到正义医生冒着被指责手术不当的风险为婴儿实施全身麻醉，我看到5毫米的的管子从痛苦的婴儿的尿道里插进去、护士们在婴儿的头多多次的寻找能够扎针的血管时，对于报道让企业垮掉我少了一些负罪感。
这个时代的大船会开往何处？
最后还想说下曾经被喻为“社会良心”和“船头的了望者”的媒体。
网上流传的帖子说，拟让三鹿用三百万封百度的口，这事的真实性还不得而知。然而，在业内，媒体被企业用金钱“封口”事已是公开的秘密。
就从这次三鹿奶粉事件来说，有没有媒体收过“封口费”？就我了解的情况来看，有的可能性很大，但我还是不想去指责这些媒体，因为如果你不是一个媒体人，你无法理解现在媒体生存到底有多么地艰难！在生存者有问题的时候，良心会价值几何？
大学时上西方新闻史时，教授们批判西方媒体被财阀们所掌控，在打着自由名义的同时又失去了自由，年轻的我们曾对此非常失望。然而，在短短的十来年内，中国的媒体似乎在遭受着同样的被企业收买和控制的命运。
如果作为社会良心的媒体没有了良心，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船头没有了了望者，这个时代的大船又会开向何处？我有点杞人忧天了！
搜索引擎左右互搏 BBS假假真真
网络公关已成摆布舆论工具
本报记者 白雪 王超 实习生 尹平平
中国青年报 2008-09-23
近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引人关注。而与之一同被揭开的还有网络公关的潜规则。个别企业一旦发现质量问题，首先想的不是尽快解决，而是如何掩盖真相，把“公关”当作“搞定”政府部门、“摆平”媒体，进而欺骗消费者的工具。
那么这些网络公关是如何帮助这些问题企业“灭火”的？这些网络公关怎样影响我们的舆论？
信息屏蔽技术易如反掌
如何让自己的公司在搜索引擎中被搜到？
上海天擎科技公司是Google（谷歌）的上海地区代理商，该公司主要代理的是谷歌“Adwords”业务，即关键词广告。该公司咨询员谭先生表示，公司有专业团队上门调研和客户沟通，设计广告，共同商讨几个关键词。关键词数量与收费无关，都存在关键词的词库里。此后，会有专人监控关键词的点击率，根据点击率收费，每点击一次8分钱。
“如果有对于公司不利的关键词，是否可以删除？”记者曾就此询问一家搜索引擎的工作人员。
“从技术上来说，只要这个关键词在词库里，随时可以删除。”这家搜索引擎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我们行业有自己的规矩，只要客户需要，当然可以删除。只要花钱，怎么都能办。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在搜索引擎中看不到，这不是偶然的。”
据他介绍，客户花钱买的是搜索引擎页面右侧的竞价广告排名，一般搜索引擎的左侧是自然排名，当用户搜索某个关键词时，引擎根据保密规则用电脑测算各个网页对于这个关键词的相关性，相关性越强，左侧排名越靠前。
而有些搜索引擎页面的左右两侧都推出竞价服务，其中左侧的搜索结果文字链接排名广告价格，远高于右侧的竞价排名广告。据悉，竞价排名业务已经成为一些搜索引擎最能赢利的项目。
据某参加过竞价排名的知情员工介绍，竞价排名的特点是在点击收费之外，还收取“排位费”。在同一关键词广告中，支付价格最高的广告可以排到第一位，如果广告出现在搜索结果中，又被用户点击，则不只收取排位费还要收点击费。显然，竞价排名的标准是广告主的付费。
“当人们逐渐认识到搜索结果原来都与银子有关之后，相信这样的搜索引擎会遭人唾弃。”一位媒体从业人士说，随着搜索引擎寡头垄断的形成，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企业问题了，涉及到人们的知情权。“对这种事关人们知情权的媒介，政府应该出台严格的规范，并履行监管义务。”
BBS假假真真
不仅搜索引擎成为网络公关的一个重点，BBS也是他们的一个重要阵地。
在网络策划人陈墨看来，传统媒体一般不存在撤稿，但网络中从BBS到门户网站，都可以花钱公关撤稿，消除影响。
“我们曾研究过20多万个论坛，其中监测了十几万个论坛，其中有营销价值的不超过一万。在这一万中，有流量、有人气的论坛也就5000个，我们研究了这5000个论坛。”1024互动营销首席执行官童紫静介绍，他们把论坛归成25个大类，226个小类。如果有客户确定网络公关，公司就有的放矢地监测舆论，还要进行“口碑营销”。
童紫静说，目前进行网络公关的主要手段，是利用搜索引擎、各大门户网站、论坛及SNS等网站，以网民、博主的身份发布软文、广告等，网络公关行业目前规模有5000万到1亿元。
你很难想象，一个“高考前最重要的八句话”的帖子，会有广告暗含其中。逐字阅读才会发现，“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少喝碳酸饮料，常备一些像××一样的能迅速补充能量的饮料！”其实是某功能饮料在做网络广告。
“如果是考生或者考生家长的话，会很细致地读这种文章。”策划这次营销的网络公关很满意：“宣传要在潜移默化中进行。”
网络信息的自我繁殖要比报纸广播电视都强，因此，网络是目前危机公关的主攻方向。很多时候需要从论坛、博客、搜索引擎、SNS社区网等不同方面同时下手，进行危机公关。
“如果网上信息堵住了，舆论就堵住了很大一块。”陈墨透露，近期四川出现百事的自来水问题、统一的纯净水问题、达能在上海的食品含菌量超标等问题，都没有扩散起来，其中网络危机公关起了很大的作用。
网络公关公司会和门户网站沟通，避免他们把企业的负面新闻做成专题或放头条；还可和主要搜索引擎网站沟通，尽量又快又多地发布客户的正面信息，把负面信息冲掉。“没有几个人会去点击搜索引擎提供的5页、10页之后的信息。”
然而，网络危机公关真正能做的，并不是去屏蔽信息源。“想要屏蔽，是做不到的。想要删，是删不干净的。”陈墨说，企业出现问题，就像生病，网络危机公关处理不是治病，而是防止传染，防止信息蔓延扩散。
即便是再专业的网络公关公司，也无法和千万网民对抗。“要顺着他们的意思”童紫静说，王老吉在汶川地震后做了口碑营销，找人在网上发帖子，通过网站和QQ群传播，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万科的王石就是失败的典型，他的事情在网上传开以后，“他们的公关公司也曾经找到我们来公关，但是我们在网上发了几个回应质疑的帖子后遭到网友的痛骂，我们也回天无力了。”
据陈墨介绍，网络公关的成本很大。像前一阵家乐福找到公关公司做公关，一个月花了200万元。目前，这种口碑营销逐步得到了市场的认同。一位业内人士介绍，一些大型企业开始主动利用网络公关。而一些中小型私企的利用率较低，在1／1000左右。
“你无法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
有时，网络公关公司也炒作社会话题。
一起突发事故导致员工死亡后，事后赔偿迟迟未解决，死者家属找到了网络公关公司。这家公司先在一家选好的网站上发了一个精心炮制的网友爆料帖，接着由“炒作团”把帖子炒热，很快成为该网站头条、频道推荐。各大媒体转载，很多记者跟踪采访。没出一周时间，相关部门的领导，省厅的厅长等都到受害者家中了解情况，成立专案组对事件进行调查。
在整个过程中，除了客户，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焦点是网络公关公司精心炮制的。
灵想传媒的一位负责人表示，他们深知很多记者会把天涯、猫扑等一些著名的论坛，当做自己的“宝库”，每天在里面筛选看起来有新闻价值的信息。但很多看似原创的草根帖里面，有很多都是网络公关公司们蓄意炒作出来的的话题。
很多小公关公司的员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网上发帖，恶意攻击客户的对手。他们按照客户的要求，制造并炒作不实负面信息，在门户网站、行业网站和BBS上发表攻击竞争对手的言论。
“网络公关就是一个工具，目的是为了帮助企业更好地生存。就像一把扳手，本意是用来拧螺丝，但是就有人拿扳手互抡，打得头破血流。”童紫静说，很多客户开门见山就是要自己替他们骂人。“我们一般不会接这种活，骂来骂去一定会两败俱伤，而且对行业的伤害太大了。”
这么为所欲为，难道不怕火眼金睛、执法严明的管理员？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句话用在哪里都合适。”灵想传媒的那位负责人说，“并不是人人都是如来佛祖。”据他透露，一些论坛的管理员本身，就是他们“炒作团”的骨干。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应该对网络行为制定相应的法律和规则。“规则都是在被欺骗、付出代价之后，由于彼此需要而建立起来的。”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砚农认为，很多企业通过新技术下的网络公关扭转了被动局面，提高了知名度。但是，如果不诚实，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林肯说过，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某些人，但是你无法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
本报北京9月22日电
最早点名报道三鹿奶粉的《东方早报》：
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
■不知是否冒牌产品 豫赣鄂等也有同样病例 样本已送国家鉴定机构
■三鹿集团称产品“没质量问题”甘肃省卫生厅今天介绍调查进展
早报记者 简光洲
9月8日，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又接收了一名8个月大，来自该省岷县的患有“双肾多发性结石”和“输尿管结石”病症的婴儿，这是该院三个多月来接受的第14名患有同样疾病病例。
到目前为止，对于婴儿患病的原因还没有调查清楚，但是这些家长们反映孩子们出生后一直都在吃名为“三鹿”牌的奶粉。患病婴儿的家长们怀疑说：“或许和当年安徽阜阳的空壳奶粉致婴儿成为大头娃娃一样，这次的罪魁祸首也可能是奶粉。”
记者昨日还了解到，10天前湖北省同济医院小儿科也接收了三名患有肾病的婴儿。这三名分别来自河南、江西和湖北的患儿家长也反映婴儿食用的是“三鹿”牌奶粉。
目前尚不知患儿所使用的奶粉是否为假冒伪劣产品。河北三鹿集团传媒部对早报记者表示，已派出工作人员赴甘肃调查，当地质检部门对该集团奶粉的检验显示没有质量问题。
不排除出院还有后遗症
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已经接受了14名患肾结石的婴儿，到昨日为止，有6名在手术后康复出院，其余8名仍在医院治疗。
该院泌尿科首席医生李文辉介绍说，该科是在6月28日收到第一例婴儿患“肾结石”的病例。在3个月时间里，陆续共有14名婴儿因患同样的疾病住院。
据了解，这些婴儿进院时病症基本上都到了中晚期，有的甚至有生命危险。他们共同的病理特征表现为都是一岁以内的婴儿，且症状表现为双肾多发性结石，刚来的时候都是急性肾衰竭。”
经紧急治疗后，目前8名婴儿已经脱离了危险，但是仍需住院两到三周进行观察治疗。至于婴儿出院后会不会有后遗症？李文辉说，目前时间比较短还不能排除这种可能，要经过以后的随访和两三个月复查后才能确定。
罪魁指向“三鹿”奶粉
据李文辉介绍，经过检查后发现，这14名婴儿中有90%以上为尿酸胺结石，这种情况在结石中非常少见，一般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多见于儿童和老人的膀胱结石。而经过进一步检测，医院推测这14名婴儿是由于摄入的脂肪和蛋白含量比例失调，引起体内嘌呤碱代谢异常，继而产生尿酸和尿酸盐结晶，在上尿路梗阻后形成肾结石，导致肾衰竭。
医生们注意到，这些患病婴儿在没有母乳之后，都使用了品牌为“三鹿”的奶粉。李文辉分析说，因为这些婴儿最主要的食品来源就是奶粉，且都是长时间使用同一品牌的奶粉，“因此不排除与奶粉有直接的关系。”
小李8个月大的儿子也是患婴之一。小李说，儿子自从出生后因为没有母乳就一直吃“三鹿”奶粉，每400克一包卖18元，但奶粉具体什么品种记不得了。孩子七八个月时每4天就要吃一包。“一直这么吃，也没有想到会出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就发现孩子尿不出来。”据小李介绍，在他家附近也有几名婴儿和他儿子患同样的病。
目前有7名患儿的父母联名写下了申请书，上书甘肃省卫生厅，要求彻查病因。
“正规超市买的老牌奶粉”
昨日，记者从甘肃省卫生厅及该省食品药品卫生监督局了解到，前一段时间他们就已接到相关情况的汇报，正在联合多个部门调查。9日下午，由卫生厅牵头的调查人员曾到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了解情况。
甘肃卫生厅办公室的杨敬科主任介绍，卫生厅已把病理及病因样本送到国家相关的鉴定中心进行检验。鉴定结果尚未出来。
杨敬科认为，这次甘肃婴儿患病的情况根本没有当年安徽阜阳空壳奶粉严重，但因为媒体经常询问，所以决定11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说明调查的进展。
南京市儿童医院泌尿外科日前也接诊了5名吃同一品牌奶粉患上肾病的患儿。病情严重的已转至上海治疗。其中一患儿母亲说：“这个牌子（奶粉）是在正规超市里买的，价廉物美，牌子也比较老了，吃了放心。”
此前，还有山东、甘肃、安徽、湖南等地的家长告诉湖北的记者，称自己孩子也吃该品牌奶粉，出现类似症状。
◇ 厂方回应
无证据证明婴儿
因吃三鹿奶粉致病
对于患病婴儿使用的都是同一品牌的奶粉，且婴儿最主要的食品也是奶粉，因此家长及医生们都怀疑婴儿肾病的罪魁祸首是奶粉。
昨日下午，记者和河北省三鹿集团取得了联系。该集团传媒部的工作人员杨爱称已经获悉甘肃有婴儿患病的情况，并且已经派出工作人员对此事进行了解。
杨爱向记者介绍，三鹿是奶粉行业品牌产品，有很多年的历史。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患病婴儿是因为吃了三鹿奶粉而致病。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问题，相信质检部门会查个水落石出。
此后，杨爱又致电早报记者称，已经委托了甘肃当地权威质检部门对三鹿奶粉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质量是合格的。(来源：东方早报)
最早报道三鹿奶粉（未点名）的兰州晨报：
14名婴儿同患“肾结石”
患儿来自我省不同地区农村但却在食用某同一品牌奶粉
2008年09月09日 兰州晨报
9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接收了一名来自甘肃岷县的特殊患者，病人是一名只有8个月大的婴儿，可是却患有“双肾多发性结石”和“输尿管结石”病症，这是该院自6月28日以来收治的第14名患有相同疾病的不满周岁的婴儿，这14名婴儿有着许多相同点：都来自甘肃农村，均不满周岁，都长期食用某品牌奶粉。
两个多月14名婴儿患“肾结石”住院
9月8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又接收了一名患有“肾结石”的8个月大的婴儿，这也是该医院接收的同病例的第14名婴儿。病房中，孩子的父亲一脸无助与痛苦，他告诉记者，自己来自甘肃岷县，今年1月夫妻俩喜得一对双胞胎儿子，8月20日，小儿子突然啼哭不止，并且在随后的3天中没有任何排尿迹象，经过医院检查，孩子被确诊为“双肾多发性结石”，确诊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为孩子做了排石手术，可是9月4日小儿子刚刚出院，大儿子又因“肾结石”于当天住进医院。
实属罕见短时间内如此多婴儿患病
当天下午，记者见到了泌尿科住院总医师李文辉大夫，他告诉记者，6月28日医院收治了近期第一例因患“肾结石”住院的婴儿，随后陆续有婴儿因同样疾病住进医院，其中最小的只有5个月零27天，最大的为11个月，所有孩子的症状都表现为2-3天无尿，肾功能不同程度衰竭，特别是年龄最小的婴儿血钾达到8.17，超过正常人50%，随时都有可能因心脏骤停而死亡，经过医院全力抢救，才使这名婴儿脱离危险。据了解，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拥有先进的溶石治疗和此方面微创手术技术，因此患有此类疾病的婴儿都被转到该院泌尿科治疗。据李大夫介绍，肾结石的发病率很少见于婴儿，在短时间内有如此多婴儿患病，实属罕见。
医生发现患儿食用同一品牌奶粉
两个多月，14名婴儿陆续患同样的病，这引起了医院的高度重视。经过对患者父母的询问，大夫和所有家长都发现了同一个问题：患病的婴儿都来自武山、永靖、岷县、永登、秦安等县农村，由于母亲奶水不足等种种原因，这些不足周岁的婴儿都在食用某同一品牌的奶粉，据了解，这种市场零售价为18元/400克的奶粉在当地销路十分好，几乎成为这些农村新生儿父母的首选。
记者随后在这些患儿的病房看到，所有父母已经用别的品牌的奶粉代替了该品牌奶粉给孩子食用，太多的巧合让他们把怀疑的目光聚集到该品牌奶粉上。随后，记者联系到该品牌奶粉的兰州办事处经理，他表示此事公司已经听说，并且已经派出专家进行调查，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
本报记者沈丽莉
